周恩來提出建立無線電通訊系統及優化地下交通線系統

文章轉自網名：文生民創——同人老師

參加六大前的兩樁親歷事情，對周恩來觸動很大。

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周恩來

第一件是1928年的3月，駐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接到莫斯科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的電報后，通知了中共中央。

這讓周恩來感慨萬千，遠在萬里之外的莫斯科，依據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交通條件，舟車勞頓往返一次，耗時需兩個月左右，可憑借高科技的無線電報，眨眼之間就解決了聯絡難題。

又想到上海黨中央與各蘇區的聯絡，因重重封鎖線和密布的暗探，即使交通員化裝潛行，跋山涉水來回往返一次也需要兩個月時間，安全性、時效性皆得不到保證。

這讓周恩來頓生中共也要抓緊發展無線電通訊的想法。

第二件是與鄧穎超從上海啟程去莫斯科參加六大途中，從青島開始即遭遇暗探、水警、特務的跟蹤盤問，真是險象環生、險情迭出，幸得周恩來沉著應付，機智應對，才安全抵達哈爾濱，在共產國際交通處特工人員的協助下，偷越國境到達莫斯科。

中共“六大”遺址原貌

周恩來是思慮縝密、心細如發之人，善于見微知著，未雨綢繆，經歷過這兩件事，他強烈意識到自己要去做兩件事情：

一是要建立無線電通訊系統，二是要優化地下交通線系統。

在六大召開前，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為中共培訓無線電通訊技術人才的申請。

于是，在1928年初夏的一天，“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學）秘書長阿勃拉莫索（又譯阿布拉莫夫）將毛齊華、方廷楨（方仲如）、陳昌浩、沈侃夫（陳保禮）、李元杰、程祖怡六人叫到自己的辦公室，用中國話鄭重地對他們說：“根據中國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團的要求，并得到第三（共產）國際的支持，決定派你們幾人去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這須絕對保密，對任何人都不能講！”

毛齊華等六人奉命白天在“中大”上課，晚上去莫斯科城內一處獨立的三層別墅內，參加“國際無線電秘密訓練班”學習。

“學習的內容，除無線電外，還學習英語、騎馬、駕駛汽車，各種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

六大召開時，涂作潮作為會務人員和列席代表得與周恩來交流，周恩來聽了他曾經做過木匠的身世經歷后，拍著他的肩膀說：“以后我就叫你木匠了。”

此后，“木匠”就成了涂作潮的代號。

六大結束后，周恩來到“中大”傳達會議精神，對毛齊華說：“你們要抓緊學習，現在國內急需無線電通訊方面的人才。”

毛齊華等六人先行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后，涂作潮、宋濂、劉犧（希）吾、覃顯（獻）猶四人被秘密送到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學期為11個月。

這是共產國際為中共培養的首批（十名）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

這十人中，陳昌浩后因被調去搞共青團工作，臨時退學；劉犧吾后在肅反中被流放西伯利亞而從此消失，其余八人皆在結業后回到國內。

后來，共產國際交通部無線電訓練班對黃平、李敬永、朱子純（朱自舜）等人進行了密電碼編制及密電碼本保管、譯電的培訓；后續又對李春田、王東、加夫、秦鴻鈞、張浩（林育英）、趙玉珍、潘漢年等人進行過培訓。

常言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來，先找李強、張沈川談話，讓他們搞無線電，又找吳德峰談話，讓其擔任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整頓內部交通和外埠交通，以完善和優化地下交通線。

至此，周恩來想做的兩件事情都已成為中共中央的決策得以貫徹執行，后來的歷史進程證明，這兩項決策，猶如因陳延年被捕而成立特委會（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中央特科，因顧順章不受約束而調來聶榮臻形成中央軍委直屬情報系統等決策一樣，成為中共隱蔽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堅實基礎，也成為中共求生存、得勝利的核心競爭力，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立下不世之功勛。

時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駐扎在上海，長官們為賺外快，就讓軍用電臺辦了一個“上海無線電學校”，并登報招生。

張沈川以張燕銘的化名報名后，于1928年11月入學，1929年5月畢業后，被該軍用電臺留用實習兩個月。

在實習期間，張沈川暗暗將兩本軍用密碼本抄下，交給組織，成為周恩來編制“豪密”的最直接參考資料。

張沈川去學習了報務，學土木工程的李強便專攻機務，他的首要任務是造出收發報機。

李強能造出電臺，不得不提一個“年輕時英俊瀟灑”、“壯年時豪邁激昂”、始終“雄心勃勃，以國士自居”、但后來卻湮沒無聞的人。

這個被夏衍稱為“黨內的孟嘗君”，被陸久之稱為“黨內的奇人異士”，被黃慕蘭稱為“神通廣大”的人，就是在共產黨最低谷時期入黨的蔡叔厚“蔡老板”。

蔡叔厚，字紹敦，浙江諸暨陳蔡人，與夏衍曾兩度同學，與陸久之同為“官宦世子”、又是上海寶成紗廠的工友同事，與張秋人、楊賢江是諸暨同鄉，這四人對蔡叔厚影響巨大，使蔡叔厚從最初的實業救國思想轉變為革命救國思想，并最終跟隨他們走上革命道路，于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最危險時期入黨。

蔡叔厚與湯恩伯同時期留學日本，結為好友，湯回國后曾住蔡家，私誼更佳。

蔡叔厚以后在地下工作中能如魚得水、風生水起，又能在屢次險情中有驚無險，化險為夷，湯恩伯起到關鍵作用。

蔡叔厚留學歸國后，在上海東有恒路（今余杭路）1號設立紹敦電機公司，專營霓虹燈生意，后遷往法租界福煦路403號（今延安中路569號），自他入黨后，紹敦電機公司便成為黨的交通站和黨的文化支部。

在這里，談笑有“紅”儒，往來無“白”丁，在這里，無數中共高層在危難時際獲得蔡叔厚無私的救援和接濟，在這里，二樓車間造出了中共歷史上第一批電臺。

為讓蔡叔厚協助李強造出電臺，周恩來特意將他調入中央特科。

周恩來曾向共產國際情報組推薦閻寶航、杜斌丞等人，周恩來也兩次推薦蔡叔厚為共產國際情報組工作，蔡叔厚由此先后成為佐爾格小組、高清小組的核心成員。

陸久之對此段經歷在回憶文章中說：“……經過黨的批準，（叔厚和我）參加了一個秘密‘情報組織’的工作。叔厚是上海站的負責人，我是日本東京站的負責人。……以后，叔厚還介紹了吳選青（吳先清）、王瑩等同志來日本共同搞好這一工作，并由肖項平（肖炳實）同志負責與上級聯絡，傳遞情報和傳達上級指示。沙文漢、陳修良夫婦有段時間也協助我們工作過。”

這是蔡叔厚在佐爾格小組的雪泥鴻爪。

上海淪陷后，蔡叔厚抵達重慶，受周恩來、董必武推薦，進入高清情報小組，成為高清小組由中共推薦的兩個成員之一，另一個則是有“湘楚一絕”之稱的趙英。

抗戰勝利后，蔡叔厚回到上海，進入潘漢年情報系統，與陸久之共同策反湯恩伯、王新衡等人不成，卻把陳立夫的堂弟、中統上海特派員陳寶驊策反了。

據《黃慕蘭自傳》記載，上海解放前夕，陳寶驊“向我們提供過敵人企圖一網打盡白區中共和進步人士黑名單的絕密情報，”得此情報后，劉曉、劉長勝、田漢、張瀾、李隆基等大批中共要人和民主人士得以及時安全撤出上海。

“以毛主席、朱總司令名義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有一部分就是在陳寶驊家里印好后再秘密散發、張貼的。所以他本人亦決心留滬，不隨蔣介石集團逃往臺灣。”

也正是這個留滬未走的陳寶驊，成為蔡叔厚以后被湮沒無聞的源頭。

陸久之的回憶文章又寫道：“有一個陳某（即陳寶驊），在解放前夕，原想逃往臺灣，經過老蔡（即蔡叔厚）勸說，認為根據自己的一貫表現，是可以得到人民諒解的，就留滬未走。此事，老蔡在解放前就向組織匯報過。

不料，解放后陳某突然被捕。老蔡就找管政法的潘漢年副市長匯報這個人的前后情況。潘立即打電話給公安局長楊帆，經復查后，把陳放了。‘潘、楊事件’發生后，陳某又被捕了。老蔡對此想不通。他認為，一個執政的黨，不能朝令夕改，說話不算數。”

蔡叔厚為陳寶驊鳴不平，奔走營救，一為執政黨的信譽，二為做朋友的信義和情誼，但“正在風頭上，還要講實事求是”的蔡叔厚處處碰壁，很多人認為蔡叔厚是在“自討苦吃”，結果被“算總賬了”，要把蔡叔厚也抓起來，幸得總理親筆批示，“使叔厚在潘揚事件中暫時未牽連入獄……卻在‘文革’中被送到監獄里‘補課’去了。”

閑話說過，書歸正傳。

蔡叔厚提供場地和設備，并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使得李強能到亞美無線電公司偷學技術、能借到大華無線電公司的樣機進行拆卸并畫出結構圖，能順利購買到各種無線電配件……

在當時，“私造電臺設備……要冒著殺頭的風險”的。

李強在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況也說道：“蔡叔厚掩護我們的工作看起來簡單，實際上是很危險的。萬一敵人查出我們在那里私造電臺，蔡叔厚全家都有生命危險。但是他卻絲毫沒把這些放在心上，全力協助我們工作。”

這看似生分的話，實際上道出了蔡叔厚受冷遇、被湮沒的實況，一方面是因為蔡叔厚在共產國際的組織關系沒有及時轉回中共，一方面是在鎮反運動、潘、楊事件中蔡叔厚的不識時務，為陳寶驊、潘、楊等人鳴不平喊冤枉，所以他的恢復黨籍申請一直被擱置，他便被當作黨外進步人士看待。

為他徹底平反和恢復他1927年的黨籍和黨齡，一直要到1983年3月，離他屈死秦城已整整十二年。

張沈川學成后，采用上門家教的辦法，對黃尚英、王子綱、喻杰生、曾華倫、王有才、劉光慧（女）、趙蔭祥（女）、蒲秋潮（女）等人進行了一對一的收發報業務培訓。

陳毅帶著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來信”準備離滬返閩之際，周恩來、李立三在一個咖啡館為陳毅送行，三個留法同學在那里激情話別。

陳毅為部隊落后的通訊聯絡現狀憂心忡忡，周恩來告訴他，我們的無線電通訊聯絡技術正在加緊攻關之中，很快就能成功，同時要求紅軍在作戰中也應注意繳獲、保護無線電設備、器材和技術人員。

送走陳毅，1929年10月，在李強、蔡叔厚、張沈川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第一臺無線電收發報機制造成功、測試良好，緊接著開始制造第二臺。

第一部收發報機被安置在英租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號的三層樓房里，由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擔任臺長，蒲秋潮被調來擔任報務員，并與張沈川假扮夫妻掩護電臺，黃尚英作實習生。

1929年12月，李強帶黃尚英等人抵達香港，在九龍彌敦道靠海邊的一小樓里，建好了中共的第二部電臺。

鄧小平帶著機要員龔飲冰從上海經香港前往廣西領導百色起義時，龔飲冰從李強那里要了該電臺的呼號和密碼本。

百色起義后，起義部隊電臺與香港臺通報：“百色起義成功”，次年1月，上海臺與香港臺實現了滬港通！

呼通之日，蒲秋潮收妥黃尚英發來的電文后，和張沈川興奮的跳了起來。

該電文由張沈川交給吳克堅，吳克堅送到鄧穎超手里，鄧穎超用“豪密”譯出后，送交周恩來閱看。

這是中共電臺通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自此，上海中央與廣西根據地的聯絡便通過香港臺進行轉發。

曾三從益陽家鄉來到武漢，找到了老上級高文華，與黨組織重新接上關系后，曾三被派往上海學習無線電。

伍云甫與弟弟伍云祿、堂妹伍若蘭參加湘南起義后，他被留在家鄉耒陽領導農軍，不能堅持時逃出家鄉，與曾希圣一起也來到武漢，跟長江局接上關系后，伍云甫也被派往上海學習無線電。

伍云甫抵達上海后，與先到的曾三同住一室。

廣東大埔籍的復旦大學學生楊蘭史也奉命學習無線電，他后來成為中央蘇區紅軍通訊學校的校長。

陳壽昌找中共法南區委委員宋侃夫談話，讓其學習無線電。宋侃夫遂“與湘鄂西蘇區的兩位同志一起學習無線電”，起先由翁瑛（后叛變）擔任培訓老師，后來伍云甫、王子綱又先后擔任指導老師。

蔡威也于此時被組織抽調，參加無線電通訊的學習。

其他還有王逸群、岳夏、朱幫英……

這些人于1930年初開始即在上海開始學習無線電，同年3月，宋濂、涂作潮從莫斯科回到上海。

李強為科長的中央特科四科（通訊聯絡科）立時兵強馬壯起來，吳克堅成為中共中央與中央特科四科的聯絡員。

吳德峰接手交通工作后，至1930年10月毛齊華等人回國時，地下交通線建設也取得卓越成效。

在原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線基礎上，將交通線一直延伸到綏芬河和滿洲里；

將原有上海至武漢的長江線，又一直延伸到湘鄂西、湘鄂贛蘇區邊界；

將原有上海至香港、汕頭的南方線，一直延伸到中央蘇區、贛東北蘇區，完善、優化了外埠交通線。

在內部交通上，為中央各機關設置秘密聯絡點，各聯絡點均配置內部交通員，這些交通員都是各機關部門負責人的愛人，安全可靠、誠實可信。

外埠交通與內部交通的交集點在各秘密聯絡點，為安全保密計，外埠交通員與內部交通員實行錯時制，比如事先規定外埠交通在上午到聯絡點送、取文件，內部交通員則安排在下午。

后來，中共中央將內、外交通科合并一處，成立中央交通局，由吳德峰擔任局長。

我們從毛齊華等人回國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地下交通線成功運作的概貌。

毛齊華、方廷楨、沈侃夫、李元杰四人于1930年秋末從莫斯科乘火車到海參崴，在一個秘密交通站打扮成商人后，經蘇聯交通員引導，翻山越嶺走到中蘇邊境一個中國哨卡。

“兩個站崗的東北軍士兵正在曬太陽，無精打采地看了我們一眼，沒有問話就讓我們通過了。”

據此，我們明白綏芬河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人員已把哨卡的官兵，上上下下都打點明白了。

四人來到交通站，吃上熱飯換好衣裝后，每人都領到了一根腰帶，腰帶內縫有沿途需用的三種紙幣：從綏芬河到哈爾濱，使用哈爾濱地區流通的代價券，長春至大連，坐的是南滿鐵路，使用日本的軍票，大連到上海，使用國民政府的紙幣。

交通站的同志告訴他們，縫在腰帶里的錢是一段一段分開的，用時拆開就行。

船到上海，毛齊華等四人按約定日期在三馬路（今漢口路）的一家旅館辦理入住后，來到康腦脫路（今康定路）的一個租書攤上，一邊裝作看小人書，一邊將寫有所住旅館、所用化名、接頭暗語的紙條夾在小人書里，交給看書攤的“朱老板”。

每到晚上，交通員李培南雷打不動要去“朱老板”家一趟，將白天夾在書中的紙條取回，次日即去旅館接頭，接頭后互通真姓實名，李培南再將來人姓名、地址、房號、接頭辦法轉交給中央組織部，由中組部另派人員進行接送。

半年前的涂作潮、宋濂，四個月后的張聞天、楊尚昆，都是通過這樣的路線和方法順利到達上海、與組織接上關系的。

向組織報到后，吳克堅在慕爾鳴路（今茂名路）租了一個房子，吳克堅住樓下，毛齊華與妻子潘林珍住樓上，曾三和伍云甫則搬來住亭子間住下。

大西路的那部電臺搬到了這里，平時藏在毛齊華他們房間的衣櫥里，夜間與香港臺進行聯絡時，由曾三擔任報務員，吳克堅依然負責傳送原始報文的工作，擔任鄧穎超與毛齊華之間的交通員。

此時的蒲秋潮與丈夫胡倫，已奉命前往東北開展工作。夫婦倆皆四川廣安人，胡倫與鄧小平是同鄉同學兼留法留俄同學。

蒲秋潮1936年病逝于東北，年僅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