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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兩國雖未建交,但兩國傳統友好堪稱大小國家相處的典范。這是2018年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訪問不丹時,對過去這些年中不關系的單方面總結。
作為中國的鄰國,卻未與中國建交,這樣的狀態乍看之下似乎稱不上友好。然而,不丹始終強調兩國的傳統友誼,甚至將中不關系稱作典范。這種看似矛盾的表述,并非外交場合粉飾太平的官話,而是中不兩國關系的真實寫照。
作為中國的鄰國之一,不丹與許多中國鄰國一樣,在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據史料記載,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時期,不丹曾是吐蕃政權的一部分。吐蕃王朝瓦解后,不丹趁機脫離吐蕃,成為獨立部落。不過,此類獨立部落在當時的西藏地區十分常見,在外界認知里,不丹仍被視為西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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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16年,西藏竹巴噶舉派主寺楚布寺的僧人阿旺南杰,因在活佛轉世之爭中敗北,逃往當時竹巴噶舉派勢力仍占優勢的不丹地區。在當地竹巴噶舉派支持下,阿旺南杰排擠其他教派僧人,并仿照西藏治理模式,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權,不丹由此正式形成獨立政權形態。
當時的西藏地方政權對此反應強烈,三次出兵征討,均告失敗,反倒鞏固了不丹的政權與獨立地位。然而好景不長,隨著阿旺南杰逝世,失去各方共同認可的強勢領導者后,不丹宗教勢力與世俗勢力的矛盾逐漸激化,最終于1730年爆發內亂。與不丹素有矛盾、沖突不斷的西藏地方政權,借機以調停內亂為名,重新加強了對不丹的影響。
在西藏地方政權派出的使團調解下,內戰雙方簽訂停戰協議,并隨同使團前往拉薩,向西藏地方政權進獻禮物、呈遞奏書。然而,此次調停未能彌合雙方矛盾,不久后不丹再次爆發內爭。這一次,西藏地方政權在清政府支持下采取武裝干涉,迫使雙方停火。戰后,不丹隨同西藏地方政權向清廷納貢,并匯報內亂詳情。清廷遂分別對雙方予以封賞,由此確立了對不丹的絕對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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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丹每年向西藏地方政權納貢,甚至部分重要官員的任命也需經由西藏地方政府批準。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1959年,新中國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之時。值得注意的是,不丹向清廷稱臣納貢的時期,也正是清廷對其影響力達到巔峰之際,就在清廷重新將不丹納入自身勢力輻射范圍時,大英帝國已在印度次大陸加緊殖民擴張。
1772年,不丹勢力擴張至庫奇比哈爾公國。庫奇比哈爾公國不敵,試圖引外力扭轉敗局。由于不丹與西藏地方政權、清廷存在藩屬關系,庫奇比哈爾人只能轉向印度次大陸尋求援助,而當時當地勢力最強者,便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不愿錯失良機,隨即出兵援助庫奇比哈爾,驅逐不丹勢力后,又順勢入侵不丹。
不丹國小力弱,難以抵擋英國殖民者,只得向清廷與西藏地方政權求援。但清廷對不丹這類地處偏遠、近乎鞭長莫及的小國并不十分重視,若非如此,當初不丹納貢時,清廷便會將其直接收為藩屬,而非讓其繼續作為西藏地方政權的藩屬。面對求援,清廷不愿大規模調兵,便以不丹是西藏藩屬為由,將援助責任全權推給西藏地方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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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清廷支援,西藏地方政權的實力也僅略強于不丹,自然不愿為這個曾有過節的藩屬,與一個連不丹都難以抗衡的英國殖民者正面沖突,最終僅派使者調解。此舉大幅削弱了西藏地方政權與清廷在不丹的威望。不過,當時英國尚未完全控制印度次大陸,不愿在不丹這個貧瘠山地國家耗費過多精力,因此同意撤軍,并與不丹簽訂和平協定。
待英國完全掌控印度次大陸后,便迅速重新盯上不丹。1864年,英國再次發動侵略戰爭,不丹再度向清廷與西藏地方政權求援。但此時清廷正深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泥潭,根本無暇顧及不丹這樣的偏遠之地,再度將此事全權交由西藏處理。事實上,即便清廷有余力,歷經鴉片戰爭失敗后,其是否有膽量與英國交戰亦存疑。西藏地方政府懾于英國淫威,完全不敢出兵相助,甚至寫信勸說不丹向英國臣服;反倒是不丹拼死抵抗一年多,最終被迫簽訂《辛楚拉條約》,淪為英國保護國,實際成為其附庸。
即便淪為保護國,不丹仍未放棄爭取獨立的努力,并成功促使英國承認其與印度其他土邦不同,享有高度自治權。遺憾的是,就在不丹即將看到恢復完全獨立曙光之際,印度率先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實現獨立。印度獨立后,在對外政策上完全沿襲英國的殖民擴張邏輯,將整個南亞視為勢力范圍,并對中國西藏懷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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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國力遠不及印度,經過艱難爭取,僅換來印度同意其內政自主,但外交須接受印度指導。在一個懷有吞并不丹野心的國家指導下,不丹的外交自然極為孤立,因為其國際能見度越高,印度未來吞并它所面臨的國際壓力就越大。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丹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建交國,就連印度本身,也是直到1968年才與不丹正式建交。
不丹對這一局面深感不滿,始終設法與印度周旋。終于在2007年,不丹與印度重新簽訂條約,刪除了不丹外交受印度指導的條款,并新增了尊重彼此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內容。但由于長期受印度保護,不丹在經濟與軍事上嚴重依賴印度,即便名義上獲得獨立,仍難以完全擺脫印度的影響。更何況,新約仍規定“不丹不得損害印度利益”,為印度干預不丹事務埋下了伏筆,這也是不丹作為與中國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鄰國,至今仍未與中國建交的最主要原因。
1959年,新中國成功平定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叛亂,隨后在西藏推行土地改革,將西藏完全納入國家統一的行政體系。印度妄圖吞并中國西藏或促其獨立以充當中印之間緩沖區的幻想徹底破滅。出于戰略焦慮,印度進一步加強了對不丹這類邊境緩沖國的控制,敦促不丹對中國關閉邊境、中斷與中國西藏地區的正常往來,甚至強迫不丹接納流亡的分裂主義分子,企圖借此離間中不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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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分流亡分裂分子的身份與不丹歷史上的宗教人物有一定關聯,容易引發部分不丹民眾的同情;再加上這些分裂分子的宗教身份,部分不丹民眾乃至官員在輿論影響下,一度對中國產生敵對情緒。直到1974年,這些分裂分子密謀行刺不丹國王,不丹才認清其真面目,意識到他們完全不可信。
識破分裂分子陰謀后,不丹迅速恢復與中國的聯系,并邀請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臨時代辦出席第四世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加冕典禮。此后,中不兩國關系迅速升溫。自1979年起,兩國每年互相致送國慶賀電,官方與民間交流日益頻繁。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印度對不丹的影響力有所減弱,不丹進一步加強了與中國的互動。
2021年10月,不丹不顧印度的強烈反對,與中國簽署《關于加快中不邊界談判三步走路線圖的諒解備忘錄》,啟動了中不邊界劃界進程。2023年10月,不丹外長訪華,與中國簽署《關于中不劃界勘定聯合技術小組職能的合作協議》;訪華期間,不丹外長明確表達了希望盡快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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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然符合中不兩國的實際情況與共同利益,但要真正實現,難度仍不小。長期以來,印度始終將中國視為假想敵,定然不會坐視不丹與中國深化友好關系。中不兩國若要完成建交進程,在法律層面確認兩國友好關系,為雙邊關系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仍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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