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路軍聯絡員被日寇追擊，突然想起母親的話：帶他們去螞蟻山吧

1942年10月的一個清晨，太行山北麓的霧氣像濕棉一樣貼在山坡上，槍聲在谷底拖出回音。日軍一個小分隊正窮追聯絡員司鳳梧——他們要抓的是向第五分區傳送作戰情報的關鍵人物。山道狹窄，落葉打著旋兒飄下，踩一腳就泥漿四濺，司鳳梧的傷腿微微發顫，形勢卻不容停步。

他忽然想起臨行前母親低聲叮嚀：“帶他們去那兒吧，讓他們回不來。”短短一句，在耳邊炸開。那“那兒”，是羅姐寨后側的螞蟻山，本地獵戶都躲著走的地方。司鳳梧心里一橫，折向一條少有人踏的羊腸路，把日軍引進密林深處。

螞蟻山并不高，樹木卻密得像織籬，巖縫間白骨時見。老人們說那骨大多是野兔、黃羊，被蟻群啃得精光。說法聽著嚇人，可多半當故事講；真到關鍵時，故事也能變成武器。司鳳梧鉆進灌木，片刻不見蹤影，身后腳步聲卻踩得枯枝連響。鬼子哇啦叫著，子彈亂飛，樹皮被削得劈啪作響。

山腹有一道紫褐色石梁，石梁下橫七豎八散著拇指粗的螞蟻洞。當地人稱“紅林蟻”，性子潑辣，稍有震動便傾巢而出。司鳳梧在石梁邊停一停，拔下卡殼的駁殼槍底座，重重敲在巖面，叮當聲在空谷回蕩。碎石滾落，洞口里的紅林蟻像沸油里的麻花，呼啦涌出來。

緊跟上的日軍看不見蟻穴，只覺得腳腕一陣鉆心，低頭一瞧，褲腳烏黑蠕動；再抬頭，滿面驚恐。“退后！”軍曹吼了一聲，卻見螞蟻順著槍托、皮帶、脖頸往上爬。有人開槍打草叢，卻更驚得螞蟻群亂竄。三分鐘不到，尖叫聲此起彼伏，原本紀律森嚴的小分隊亂了套，一半朝山下滾，一半陷進更深的密林。

司鳳梧在山崖另側窺看。遠處樹蔭下，日本兵身影東倒西歪，黑點鋪成一層細浪，把落葉都染成暗紅。硝煙混著蟻酸，空氣刺得人喉嚨發澀。他擤一把鼻血，沿著山脊繞行，天黑前就趕回隱蔽村，交出了新的日軍兵力部署圖。

事情傳開后，“螞蟻吃鬼子”的說法在周邊十幾個村口口相傳，越講越玄。可司鳳梧始終只說一句：“山是我家門口的山，螞蟻也是山里的螞蟻，誰闖進去，誰擔責。”他不肯在戰功簿上添這一筆，理由很簡單——不是人力直接殺敵，就算不上首功。這份倔強，倒讓首長連連稱奇。

戰后檔案清點，羅姐寨方向那支日軍小分隊確確定為全滅。關東軍司令部電文里出現一句模糊表述：“部隊進入山區后與總部聯系中斷，或遭匪軍伏擊。”司鳳梧對“伏擊”二字只淡淡一笑。山里的螞蟻不懂政治，也無需軍功章，卻成了最安靜、也最致命的盟友。

有意思的是，1946年國立中央研究院動物所考察太行山區，對紅林蟻的活動特性有過簡短記錄：巢群密集處，數百巢形成網狀防區，活體試驗表明，中型哺乳動物被持續叮咬后兩小時內失去行動力。這段冷冰冰的文字，在后來整理抗戰口述史時，與司鳳梧的經歷意外對照，像兩塊拼圖嚴絲合縫。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山區公路通車，羅姐寨逐漸熱鬧。游客進山，常聽村民囑咐：“螞蟻山別亂踩，小心腳底鉆風。”這種半真半假的警告多少帶著商業味道，可那片石梁依舊封閉，無人開路。地方政府曾請林業專家勘察，結果是“保持原狀，勿擾生態”。文件雖然寥寥幾行，卻隱含一種默契：讓山里那支無形“游擊隊”繼續守著自己的領地。

值得一提的細節：司鳳梧退出部隊后，腿傷老寒折磨得厲害，他自己用鑷子取出碎骨，靠草藥硬挺過來；可聊起戰事，他只字不提疼痛。常有娃娃纏著問螞蟻山的故事，他拍拍孩子腦門，說得最多的一句是：“打仗挺嚇人，可最怕的是心虛。”這話聽著樸素，放在螞蟻山那場生死關頭，意味卻格外沉重。

1995年，縣里給老人補發抗戰紀念章，鑲著金黃邊，分量不輕。他把獎章掛在炕頭，卻將那塊敲出蟻群的破槍托留在枕邊。熟人問為啥，“紀念品”三個字擲地有聲。對他而言，槍托比金屬更貼近當年那口血與火。

2009年秋，九十三歲的司鳳梧在家安然離世。后事簡樸，靈柩停在院子一夜，第二天抬往山腳公墓。送葬隊伍經過羅姐寨口，老鄉們自發停工，摘帽肅立。風把松針吹得簌簌作響，有人低聲念叨：“螞蟻山又多了一個看山人。”

如今，太行山旅游手冊上，“螞蟻山生態禁區”被標作紅線。年輕驢友站在觀景臺納悶：一群螞蟻能厲害到何種程度？資料里只留一句注腳——“1942年秋，八路軍某聯絡員利用自然條件殲滅敵人，保障了太行軍區情報通道”。簡單到極致，卻比任何傳奇都更像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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