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士精神發(fā)展到侵略戰(zhàn)爭！為何“大和魂”開出了“惡之花”？

我們已經(jīng)知道，因為國土狹窄且資源匱乏，所以日本人必須拼命地模仿強者以尋求出路，這種危機感，讓這個民族既像君子般謙遜有禮，又能如喪家瘋狗般盡展獠牙。

但你有沒有想過，光憑“危機感”和“半吊子的模仿”，是不足以讓種田的農(nóng)民變成在南京城里揮舞屠刀的惡魔，也不足以讓前途光明的大學(xué)生心甘情愿地開著戰(zhàn)機去撞美國軍艦。

這中間，缺了一樣?xùn)|西。

于是，日本歷史上兩個重要的概念便被端上了舞臺——一個是“武士道”，一個是“大和魂”。

這兩樣?xùn)|西，既是精神上的“興奮劑”，也是用心包裝的“洗腦術(shù)”，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日本人才會把“死亡”這件事，看得比“活著”都要絢麗。

這種觀念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瘋狂生長，最終結(jié)出了一枚巨大的、名為“軍國主義”的毒瘤，它們不僅綁架了日本人的生死觀，更是成為了這個民族侵略擴張的精神武器……

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

首先，我們要打破一個誤區(qū)，那就是二戰(zhàn)時期日本人那種不怕死的“瘋勁兒”，并不是它們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傳統(tǒng)”，也不是因為它們骨子里都流淌著“武士”的血液！

對于日本來說，那個所謂的“視死如歸”、“絕對忠誠”的武士道，其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歷史騙局”。

假設(shè)我們在幾百年前的日本戰(zhàn)國時代，去向武士詢問，他會不會為了主君犧牲、或是將名譽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那這個武士大概率會把提問者當(dāng)成傻子，拔刀砍人之后，再光明正大地搶走他身上的錢袋。

所以，我們應(yīng)該理解，在漫長的日本古代史、尤其是亂世之際，武士首先是一種職業(yè)，其次才是一種身份。

日本歷史上的武士道，更多是一種生存的智慧，而絕非死亡的美學(xué)，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家族的利益和個人的軍功，甚至如果主君不靠譜，跳槽去另一家大名那里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真正開始把“武士道”這一套理論系統(tǒng)化、甚至有點“哲學(xué)化”的，其實是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后的江戶時代（1603-1868）。

這一時期，是日本歷史上最和平的時期之一，它們難得地結(jié)束了村口械斗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那幫曾在戰(zhàn)場上砍砍殺殺的武士們，也一夜之間變成了公務(wù)員和行政官僚。

而這種變化，就給它們帶來了非常劇烈的心理落差，畢竟，算賬、水利、收稅的活，武士們并不擅長，所以它們也會心虛，更是急需一套理論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于是，代表著武士道精神源頭的《葉隱聞書》便就此誕生。

貫穿全書的一句“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成為了閑散武士們在和平年代對過剩荷爾蒙的宣泄，也讓它們重拾了對自己“高人一等”的信心。

不過，在當(dāng)時，這卻沒有成為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甚至很多理性的儒家學(xué)者，都會覺得這書有點極端，認為這種思想太危險、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

當(dāng)時的武士階層，更多是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試圖把自己改造成類似中國“士大夫”的角色，強調(diào)的是“文武雙全”和“仁政”，而不是單純的“去死”。

至于真正讓“武士道”變成一種國家信仰，甚至變成一種向全世界輸出的“軟實力”，則是在明治維新之后的新渡戶稻造了。

這個曾被印在舊版5000日元紙幣上的人物，不僅是日本近代知名的教育家，更是一個“日本精神的首席推銷員”。

1899年，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了一本名為《武士道》的書，并在美國出版，從這里其實不難看出，這本書一開始的目標，根本就不是日本人，而是西方人。

當(dāng)時的日本，剛剛打開國門，并萌生了“脫亞入歐”的想法，因此急于向西方列強證明自己的“先進性”。

于是，新渡戶稻造巧妙地用西方基督教價值觀和騎士精神，對武士信條進行了美化。

在他的筆下，日本武士不再是那個動不動就砍殺平民的兇狠形象，而是變成了彬彬有禮、為了理想隨時準備犧牲的“圣徒”。

而結(jié)果就是，這本書不僅在美國大火特火，更是“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回到了日本，成為了政府高層蠱惑人民去為天皇擋子彈的“思想武器”。

在“武士道精神”的加持下，日本政府巧妙地把家庭倫理和國家政治捆綁在了一起：

孝順父母的最高境界，是為天皇犧牲生命，“集團主義”的精神在此強化，“自我犧牲”的基因也刻進了日本人的骨髓。

從這一刻起，日本文明中的僅存的人性開始迅速退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冰冷、堅硬、充滿了死亡氣息的“大和魂”，一個民族的扭曲，就此開始了……

失控的戰(zhàn)車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fā)，當(dāng)時的日軍在上海廟行鎮(zhèn)遭到了中國守軍的頑強抵抗，于是，在面對鐵絲網(wǎng)攔截之時，三個日本工兵抱著爆破筒，用自殺式的攻擊破壞了鐵絲。

這件事立馬被日本軍部抓住，通過報紙、廣播等手段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三個工兵，就此被封為“肉彈三勇士”，更是成為了日本舉國崇拜的“軍神”。

根據(jù)后來東京審判戰(zhàn)犯的供詞，日本其實清楚的知道這三個人并不想自殺式攻擊，而是因為導(dǎo)火索被上級有意切斷，他們來不及撤離。

但在那樣的狂熱氛圍下，真相已經(jīng)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軍部需要這樣一個“典型”，而這背后，更是隱藏著日本軍部一個極其陰險的算計：

在日本資源匱乏、武器裝備產(chǎn)能不足的情況下，想要侵略擴張，就只能選擇把人命當(dāng)成消耗品，當(dāng)成一種廉價的武器。

所以在這次事件之后，日本的教科書風(fēng)向大變，小學(xué)課本里開始出現(xiàn)這些侵略者的“殉國”事跡，甚至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要學(xué)喊“萬歲”。

這種教育，讓“死亡”變得不再可怕，反而成為“光榮”、甚至是“理所當(dāng)然”。

自此，這種像邪教一般的“軍國主義狂熱”開始在日本瘋狂傳播，1936年爆發(fā)的“二·二六事件”，更是成為了這種狂熱的頂峰。

那一天的凌晨，一群年輕的日本陸軍軍官，率領(lǐng)著一千五百多名士兵，沖進了東京的政治中心，他們的目標是刺殺政府高官，實行“昭和維新”。

在激烈的斗爭中，他們殺死了內(nèi)大臣齋藤實、財政部長高橋是清，甚至差點殺掉了首相岡田啟介。

這些年輕軍官為什么要這么做？他們的理由姑且還算是高尚，因為自私的財閥、官僚和政客蒙蔽了天皇，更是讓百姓陷入貧困，國家就此蒙羞，所以它們要清除這些君側(cè)的奸佞。

但可悲的是，它們兵變的落腳點卻是將權(quán)力歸還天皇，它們自認為要比那些老牌政客更懂“日本精神”，也更懂天皇的心思，說到底，這依然是那套“忠君愛國”邏輯的變體。

結(jié)果同樣諷刺，被它們寄予厚望的天皇，親自下令鎮(zhèn)壓了此次兵變，而這也產(chǎn)生了一個相當(dāng)可怕的后果：軍部借機徹底清洗了反對派，并實際上控制了政府。

從此之后，日本這輛戰(zhàn)車，徹底失去了剎車片，而這，也最終把日本推向了萬劫不復(fù)的深淵……

綁架靈魂

為了迎合軍部掌權(quán)，日本的理論家們開始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民族，是“神”的后代，相比之下，中國人、朝鮮人都是劣等人，西方人也成了物質(zhì)主義的野蠻人。

這種“精神洗腦”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僅讓日本人徹底喪失了是非觀，而且讓日本人在面對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裝備都遠超自己的敵人時，也往往會產(chǎn)生一種虛幻的優(yōu)越感。

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士兵東史郎，在他的日記里記錄了當(dāng)時侵華日軍的心態(tài)變化過程：

長期的宣傳教育告訴它們，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不配被當(dāng)人看，所以對日本人來說，強奸和殺戮變成了一種“消遣”，更是成為了確認自己“權(quán)力”的方式。

再加上日本一直以來，都有強調(diào)“集體一致性”的傳統(tǒng)，將之放在侵略的特殊環(huán)境中，個體的道德判斷也就此失效，人性的丑惡被“集團主義”放大到了極致。

日軍在侵略過程中實施暴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不成為集體中的“異類”，為了不被同伴嘲笑為“膽小鬼”，所以，它們會爭先恐后地去燒殺擄掠，而沒有半分思想負擔(dān)。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兩名戰(zhàn)犯，公然展開以砍殺百名中國人為目標的屠殺競賽，也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產(chǎn)物。

而隨著戰(zhàn)局的發(fā)展，這種“唯心主義”更是發(fā)展到了最瘋狂的階段——“一億玉碎”。

這個詞源于中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古話，本意是有骨氣，但在二戰(zhàn)的日本，它卻變成了一道強制性的死亡命令，寧可全員戰(zhàn)死，也不允許投降的出現(xiàn)。

所以，當(dāng)1944年美軍攻占塞班島之時，不僅是日軍士兵在進行絕望的自殺式?jīng)_鋒，就連平民也跟隨了軍隊的步伐。

只是因為，長期受到的宣傳教育告訴它們，美軍是“鬼畜”，投降的男人會被坦克碾死，女人會被奸殺，于是，無數(shù)的母親抱著懷里的嬰兒，絕望地走向懸崖邊緣。

在那種環(huán)境下，不想死的人，反而成了“非國民”，成了日本人中的異類。

用虛幻的集體榮譽，綁架了人類的求生本能，湮滅了最基本的人性，這才是“大和魂”最猙獰的面容，也是由此開出“惡之花”的最嗜血底色……

或許，所謂的“大和魂”或者“武士道”，在最開始的時候，也曾包含著某種自律、榮譽甚至是責(zé)任的美感，它本可以成為日本民族性格中閃光的一面。

但是，日本偏偏就是丟掉了對“個體生命”最基本的尊重，走向了文明的另一面。

參考文獻

《從靈魂扭曲到軍事冒險：日本“皇國史觀”的危害——基于四川省建川博物館藏侵華日軍家書的研究》官性根

《戰(zhàn)時日本國民的本心與扭曲的大和魂精神的矛盾——論川端康成〈石榴〉》楊澤云

《圖像的扭曲及其反思——從侵華戰(zhàn)爭中一組日本戰(zhàn)地攝影談起》趙偉

《日本精神的實象和虛象：“大和魂”的建構(gòu)》胡稹

《淺析近代日本文化的侵略性》溫素麗

《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tài)についての考察》姜輝

《略論武士道對日本現(xiàn)代化的影響》涂榮娟

《近代日本侵略性文化的歷史淵源及解析》黃真、曹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