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劇頂流日進斗金，他們卻在艱難討薪

???短劇演員的生存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好……嗎？

11月20日，據紅果創作服務平臺發布的演員分賬收益報告，演員王凱沐將憑借首部分賬制短劇《半熟老公》獲得分賬金額超150萬元；新人演員徐軫軫和至春禾則將分別憑借《半熟老公》和《你裝紈绔，我裝瞎，看誰能演》獲得超100萬元分賬金額。

不過，就在近期，一段標題為“越拍越窮的短劇民工，要賬艱難”的視頻在小紅書引發廣泛關注。視頻中，一位自稱“李嬌娥”的短劇演員道出了許多同行的心聲：短劇欠薪，似乎正逐漸成為行業常態。

一邊是頂流演員憑借爆款作品輕松斬獲百萬級分賬；另一邊卻是底層“短劇民工”為幾千元薪酬艱難維權，以及欠薪成常態、工作強度遠超負荷、安全保障缺失的現實困境。

百萬分賬VS千元欠薪，揭開了短劇繁榮下的殘酷真相。

底層從業者的生存困境

底層演員的生存困境，并沒有因短劇的火爆而得到明顯好轉。

“短劇拖欠工資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九、十月份拍的戲，到現在還有4000多沒要回來。”

據李嬌娥自述，早期他的片酬雖然不高，但通常是“上午拍完、下午結賬”。然而，如今片酬雖然有所上漲，但結款卻變得遙遙無期。“本以為是苦日子熬到頭了，誰曾想，糟心的日子才剛剛開始。”更令人無奈的是，每次向制片人催款，對方總顯得比他更“急”，理由五花八門，聽起來卻總是“很合理”。正因為“拍戲不結錢”，他最近已不得不暫停接戲。

李嬌娥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來，盡管短劇行業表面上風光無限，但其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卻日益凸顯，尤其是對于底層演員而言，“討薪難”已成為繞不開的日常。僅在今年，類似事件就已多次上演。

據權威媒體報道，今年8月，27歲的群演曹女士通過群頭參與了一部穿越題材的短劇拍攝。她與群頭約定日薪100元，每天工作10小時，超時部分按每小時10元計算。后來，曹女士拍攝兩天均超時，應得工資300元，然而拍攝結束兩個月后，這筆報酬仍未到賬。

報道指出，該劇組相關的其他93名群演同樣遭遇欠薪，涉及總金額近5萬元。群頭申某回應稱，承制方已將款項支付給另一位群頭，導致她無法向演員們結算工資；而公司方面則表示“已履行支付義務”，無法重復承擔該筆費用。

哪怕是資深演員，同樣難以避免。今年3月，28歲的王先生在短劇《裁員后我走我的陽關道》中擔任配角，拍攝三天應得的2000多元報酬，在劇集上線播完后依然不見蹤影。面對質詢，承制方以“資方跑路”為由推脫責任，而當演員們前往公司注冊地址尋人時，卻始終聯系不上對方，最終維權無門。作為行業內的“老人”，這件事讓王先生原本信賴的行業規則轟然崩塌。

而同時兼任演員與群演經紀的王女士，處境則更為復雜。今年8月，因手下30多名群演的工資被長期拖欠，她在維權無門的情況下，最終選擇在社交平臺發帖求助。

王女士對文娛先聲披露道，拖欠薪資的是北京柒霖科技有限公司的姜姓制片人，目前群演總欠款達11000余元。此前她已嘗試多次協商并報警處理，但問題始終未能解決。為維持信譽，她已進行過多輪墊付，盡管群演們目前并未遷怒于她，但這一事件已對她的行業聲譽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如果說欠薪問題只是行業亂象的冰山一角，那么由過勞導致的猝死，則是更加無法忽視的悲劇。

今年10月，鄭州導演高俊在完成其第一部短劇拍攝后，于家中突發心梗去世，年僅44歲。據妻子王飛回憶，拍攝期間，劇組場務和制片人每天在群里發布拍攝地點的時間為早上7點，收工后發布次日車輛安排的時間大多在凌晨1點半之后。有聊天記錄顯示，劇組在午夜0點仍在轉場，而高俊的每日微信步數均超過10000步。

這些細節讓家人相信，他的每日工作時間可能超過17小時。

即便在殺青之后，高俊仍在家中處理后期工作。在他去世后，家屬聯系到劇組承制公司，相關負責人劉某提出，擬按每天1000元標準結算工資，共計5000元，另補償交通費1000元，并額外提供10000元撫恤金。但由于雙方未曾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項目合約，這一工資標準尚未得到任何文件證實。

這些案例共同拼湊出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在短劇市場爆發、產量蒸蒸日上的背后，是一套極其脆弱的權益保障體系。其中，合同缺失與維權無門，更是讓無數底層從業者的處境雪上加霜。

欠薪背后，癥結何在？

短劇行業的權益保障危機，根源在于其結構性困境與發展模式的先天不足。這既與行業特殊的運作機制相關，也暴露了新興業態在監管保障方面的滯后。

產業模式的脆弱性是首要問題。當下，中小型短劇制作公司普遍采用“資方+平臺”的對籌模式運作，這種高度依賴外部輸血的機制，使其抗風險能力相當脆弱。實際情況中，演員的勞務費用通常依賴于資方提供的專項款項，一旦制片方與資方在拍攝途中產生糾紛，資方延遲支付或中止投資的情況時有發生。

扭曲的財富分配金字塔，也在無形中加劇了這一困境。

目前，平臺憑借渠道優勢占據大部分收益，流量成本又吞噬了八成以上預算，最終能夠投入到內容創作環節的資金所剩無幾。制作方為求生存，只能不斷壓縮本就有限的制作成本，而人力成本往往成為第一個被犧牲的對象。

需要強調的是，在普遍實行“項目制”的短劇行業中，參與周期短的群演和基層人員通常無法獲得正式合同，其與制作方的關系被默認為臨時性的勞務合作，而非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這使得他們在法律保障和權益維護方面處于天然弱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行業生態與監管缺失形成了惡性循環。據王女士透露，雖然也有劇組直招，但當下很多短劇劇組招募群演都是通過群演經紀。而群演經紀結識演員的方式一般有兩種：一是在各平臺發布組訊，上面會帶有演員需求；二是依靠熟人網絡，群演經紀一般都有自己的演員通告群，其中積累了不少演員資源，有些也是自己的朋友。

這暴露出，在當下的短劇行業中，尤其是基層演員和群演圈層內，依然有不少合作關系維系于人情往來的“熟人江湖”邏輯之上。人際信任而非正式的法律契約，成為維系這類合作的主要紐帶，直接造成了該群體中正式合同簽訂率長期偏低的現狀。

而短劇行業的用工關系認定確實存在明顯的界定模糊。業內普遍存在的“群頭-群演”模式，因其臨時性、松散性的特點，往往難以被認定為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系，這直接導致了底層從業者在維權時面臨三大難題：法律關系難以認定、責任主體不明確、維權成本高昂。

但盡管如此，現行法律體系仍為從業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基礎。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口頭約定的勞務關系同樣受到法律保護。這意味著，即使沒有簽訂書面合同，演員與制作方之間的口頭約定，也構成法律意義上的勞務關系。

當發生薪酬糾紛時，承制方以“資方跑路”等內部問題為由拒絕支付報酬，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合同相對性原則明確，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時，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內部風險分擔問題不能對抗演員的報酬請求權。

正因如此，厘清維權路徑變得尤為關鍵。對從業者而言，第一步是弄清楚“出了問題該找誰”。

一般來說，誰與你簽合同，誰就是第一責任人。如果是通過“群頭”接的戲，情況就復雜些，但也不必束手無策，可以嘗試將群頭和出品方一并列為追責對象。

從更長遠的行業生態來看，一些基礎性的建設工作亟待推動。例如，推廣使用標準化的簡易合同、建立群演信息登記系統等，都能從源頭上減少糾紛。同時，探索將短劇演員納入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保障范圍，建立行業的信用評價體系，才能讓這個充滿活力的行業走得更穩、更遠。

結語

從群演被長期拖欠薪資，到從業者因超負荷工作猝然離世，這些為行業負重前行的一個個底層從業，也是短劇狂飆背后的失衡縮影。

它提醒我們，短劇的飛躍式發展，不能以犧牲基層從業者的基本權益為代價。而真正的行業進步，不僅在于分賬金額的飆升，而在于從籌備、拍攝到回報的全流程中，是否建立了公平的機制、維護了勞動者的權益。

同樣，要想推到行業的規范發展，絕不能僅靠個別從業者的艱難維權，甚至復出生命代價，更需要全行業的共同努力。這包括推動標準化合同的使用、建立薪酬支付保障機制、明確勞務糾紛中的責任主體，也將有賴于平臺與制作方在利潤分配上更加注重對行業底層的重視。

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短劇民工”不再是一種自我調侃的標簽，而是有保障、有尊嚴的職業選擇。當群演按時收到報酬、導演不必透支生命趕工、創意得到充分尊重，那時的短劇，才真正配得上它所創造的商業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