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的一次停戰小會剛散,板門店夜風很涼。洪學智剛把記錄本合上,就被代表團翻譯拉住——“范弗里特托人遞了張紙條,想請咱們幫忙找他兒子。”紙條不長,卻爆出一個沒人料到的插曲:敵方第八集團軍司令的獨生子駕駛B-26在沙里院附近失聯,生死未卜。
事情要追溯到1952年4月4日凌晨三點。那晚月色黯淡,美軍第三轟炸聯隊第13中隊數架B-26從群山基地起飛,對沙里院火車站發動夜襲。四十軍一一九師炮團九連高炮三班守在站區北側,排長王興民正靠著炮架打盹,哨兵突然報告:西北方向疑似雙發機一架,高度三千。王興民當即鉆進瞄準鏡。“降到射界再打,別急。”他壓低嗓門,只這半句話,緊張氣息已拉滿。
敵機果然為了投彈開始下降。3000米、2800米、2600米……當刻度落到2500米,九連高炮同時開火。八發炮彈在夜空中連成一串白花,那架B-26尾部立即噴出火舌,隨即解體。碎片落了兩三公里,上面有沒有跳傘包?沒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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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搜尋組趕到,機體殘骸散落在稻田和河灘之間,彈艙里的炸彈大多未投就殉爆,連螺旋槳片都被炸成扭曲的鐵條。現場只找到幾段被燒焦的皮帶扣和兩只半熔化的手表。師指確認擊落一架B-26,但機組九人,均未發現遺體。
此后近一年,志愿軍后勤和防空體系愈發成熟:公路靠夜行、鐵路靠洞庫、鐵甲車一過便進山體,天一亮全線靜默。有意思的是,后勤分部還發明了“制高槍哨”預警——聽見螺旋槳聲就朝天連放兩槍,公路司機借響聲判斷敵我距離,再沖進偽裝洞或河溝,極大降低損失。李奇微苦心經營的“空中絞索”反被這套土辦法給割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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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段時間,范弗里特的兒子突然失蹤。起初,美軍情報處判斷是機械故障或夜航迷向,隨后記起那晚沙里院的大火球,才懷疑被我軍擊落。范弗里特派人秘密打聽,卻一無所獲。1953年談判桌上,他不得不把面子放下,借瑞士代表遞話給中方,請求查找。洪學智接信后,立即吩咐后勤司令部翻檢當時所有擊落報告,同時調出四十軍記錄。
調查人員走訪了高炮三班、搜索小組、當地朝鮮民工,又沿殘骸散布帶掘土三日,依舊沒發現身份線索。綜合彈道、殘骸形狀和時間區間判斷,那架失事B-26就是小范弗里特的座機,且機毀人亡,組員無生還可能。調查結論用極簡的幾行字寫給了對方:無俘虜、無遺體、僅余碎片。
范弗里特得到消息時,正在漢城檢閱部隊。美方翻譯事后回憶:那位上了年紀的硬漢聽完報告只說了一句,“Find the wreckage again.”但聲音發顫。接著他轉身上車,再沒提過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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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美軍檔案,小范弗里特服役經歷并不出眾。西點軍校勉強畢業,飛行技術也屬中等。1949年在德克薩斯訓練時曾因迫降受嘉獎,媒體將其吹成“少壯空騎兵”。實際他時常被編入對地火力支援,而B-26相比B-29更像“空中卡車”,任務風險相對較低。可惜朝鮮戰場防空火網日益密集,任何“低風險”早已是奢談。
更令人唏噓的是,1952年3月18日,小范弗里特剛率八名機組成員從群山飛回漢城,為父親六十歲生日敬酒。他舉杯時說:“Dad, next time I’ll bring a bigger present.”誰也沒料到,所謂“禮物”變成一張失蹤通報。
志愿軍方面完成最后一次復核后,把經整理的飛機序號、編號牌殘片、機載設備清單移交給停戰委員會技術組。這些材料后來被美軍用作登記“英雄墻”。墻上刻滿姓名,唯獨范弗里特之子后加一行注釋:Remains unrecovered.
有人問洪學智,為何要花人力替對手找人?他的回答樸素:“戰爭是兩軍博弈,可傷亡者都是父母的骨肉,能給家屬一個交代,也算盡人事。”這段話沒有留在正式紀要,卻在志愿軍口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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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結束后,四十軍官兵返國,走下列車時站臺依舊喧鬧。有人突然想起高炮三班那次夜戰——若非降高度被擊中,也許機組還能跳傘;可在戰爭面前,每一次抉擇都只需幾秒。范弗里特最終沒等到兒子,也沒等到確切遺骨,留給歷史的,只有那個冷夜里燃燒著的火球和談判桌上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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