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防衛，界限劃定

當歹徒的砍刀已經揮到你面前，法律卻要求你先精確計算：該擋幾刀？該砍哪里？這到底是正當防衛，還是生死關頭的數學考試？更諷刺的是，有人為救母親刺傷辱母者被判無期，有人奪刀反殺卻被認定無罪——正當防衛的界限，究竟是誰在畫？

為什么明明是自己被欺負，反擊時卻可能變成罪犯？為什么同樣的反抗行為，有的被判無罪，有的卻要坐牢？“正當防衛”背后，是一場關于“人性和法律”的終極博弈。

先來說說轟動全國的于歡案。2017年，于歡母親被討債團伙極端侮辱，于歡持刀反擊致一人死亡。一審法院判處于歡無期徒刑！理由是對方“沒使用致命武器”。

說到這兒你是不是也想問：難道要等到母親的性命受到威脅，才能動刀嗎？

法律要求一個人在極度憤怒和恐懼中，還能像計算機一樣精確判斷“防衛限度”？這像不像要求一個被霸凌的人，先測量對方拳頭的沖擊力再決定怎么還手？

好在二審法院糾正了這個判決，改判五年。因為法院終于意識到：判斷防衛是否過當，必須站在當事人的處境，不能開啟“上帝視角”。

上世紀80年代有一個經典的“糞坑案”。一名婦女為反抗強奸，把歹徒推進糞坑，還用磚頭阻止他爬上來。當時居然有法律專家質疑：“歹徒掉進糞坑時，不法侵害是否已經停止？”

試問這些專家：寒冬深夜，荒郊野外，一個弱女子面對壯漢，誰敢賭他爬上來后會乖乖離開？幸好，法律界后來達成共識：判斷防衛必要性，必須代入當事人當時的處境。

但這個共識，在司法實踐中卻經常“走樣”。比如2009年的鄧玉嬌案，法院認定她構成“故意傷害”卻免于刑罰。這個“定罪免刑”的判決看似“和稀泥”，實則暴露了深層矛盾：如果法律認定她防衛過當，為什么又認為她不該受罰？這難道不是變相承認：民眾的樸素正義觀，有時候比法律條文更接近真相？

直到2018年，昆山龍哥案才真正扭轉了局面。當劉某的砍刀脫手，于海明搶刀反擊的那一刻，監控記錄了一切。

這個案子最諷刺的是案發后，居然有法律專家在分析“龍哥身中幾刀”“失血多少毫升”——把生死搏斗當成游戲數值計算，這不正是把法律變成了冷血數學嗎？

法律到底該用“圣人標準”還是“凡人標準”來判斷防衛？目前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理性人標準”——要求你像機器人一樣精確計算反擊力度；另一種是“一般人標準”——設身處地考慮普通人在危急時刻會怎么做。

于歡案的二審改判，之所以成為里程碑，就是因為它旗幟鮮明地選擇了后者。

山東省高院特別指出：判斷防衛是否過當，要綜合考慮當事人所處情境，不能從事后角度進行冷冰冰的技術分析。

但問題又來了：如果一個練過格斗的人，面對持刀歹徒時奪刀反殺，算不算防衛過當？難道只有弱者才配防衛，強者活該挨打？法律難道還要搞“能力歧視”嗎？

更讓人頭疼的是，現在的犯罪分子越來越“懂法”了。討債團伙不直接動手，而是用極端侮辱、跟蹤騷擾等“軟暴力”；黑社會不直接砍人，而是用言語威脅、聚眾造勢等手段游走在法律邊緣。

這時候，受害者該怎么辦？難道要等到對方動刀才能反抗？當法律無法及時保護我們時，是否應該給“私力救濟”更大的空間？

德國刑法學家羅克辛說得好：正當防衛不僅是保護自己，更是對法治秩序的捍衛。當公權力保護不及時，公民的自救行為，其實是在幫法律維持尊嚴。

說了這么多，你可能最關心：萬一我遇到危險，到底該怎么防衛才不犯法？最高檢近年發布的指導案例已經釋放明確信號：從昆山龍哥案到趙宇案，都體現了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的司法理念。但要注意一個關鍵界限：法律鼓勵的是有效防衛，不是報復行為。當不法侵害人已經失去侵害能力時，如果你繼續攻擊，就可能構成防衛過當。

比如，對方持刀砍你，你奪刀后他逃跑，你還追上去砍，這就可能過當了。但如果在搏斗過程中，你多刺了幾刀，只要當時危險情境沒有解除，就很可能不算過當。

從于歡案到昆山龍哥案，為什么每一個正當防衛案件都能引爆全網？因為我們在乎的，不僅僅是當事人的命運，更是：當有一天我們自己面對不公時，法律會不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法律不應該要求一個人在生死關頭，先通過“司法考試”才能自衛。真正的法治精神，不在于冰冷的法條，而在于：當普通人面對強權時，法律愿意彎下腰，聽懂你的恐懼，肯定你的勇氣。

法律不應該強人所難，而應該設身處地。它既要震懾作惡者，也要溫柔接住每一個被迫反抗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