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五屆人大通過修改國歌歌詞，陳登科堅決反對：新歌詞缺乏激情

1978年3月的北京依舊寒意料峭，人民大會堂內卻燈火通明，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議程進入尾聲，“是否采用新填歌詞的《義勇軍進行曲》”成了席間最熱的話題。許多人也許沒想到，這個看似程序性的決定引出了長達數年的反復爭論。

倒回到1949年9月20日，中南海豐澤園的一間會議室里，毛澤東、周恩來召集部分政協委員商議國旗、國歌等國家象征。時間緊、任務多，第六小組只好提議先把《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代國歌”。理由很簡單：傳唱范圍廣、旋律激昂、歌詞家喻戶曉。毛澤東一句“歌詞不要改”拍板，讓“代國歌”順利登上10月1日天安門的開國大典。

然而“代”畢竟不是“正”。1954年憲法沒有把國歌寫進去，《義勇軍進行曲》懸而未決。60年代初，田漢因“歷史問題”被審查，國歌只能演奏旋律，不準唱詞，“東方紅”一度代替了它在群眾集會上的地位。這樣的尷尬局面持續到1976年“文革”結束。

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后，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有聲音提出：國家進入新時期，舊歌詞里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似乎不貼合“百廢待興”的氛圍。1977年底，文化部牽頭向全國征集新詞新曲，三百余首方案雪片一樣飛來，卻始終沒能壓倒原作的影響力。

1978年會期將近，臨時對策浮出水面——保留聶耳曲譜，由李煥之等人集體填新詞。新歌詞強調“高舉毛澤東旗幟”“奔向共產主義明天”，政治色彩鮮明，當場舉手表決時通過率頗高。只是散會之后，代表們走出人民大會堂，才發現彼此都唱不順溜。陳登科就說了句大實話：“你也不會唱？我問了一圈，十個人里九個只記得第一句。”

陳登科的反對并非一時興起。他是抗戰老兵，也是魯迅文學獎得主，《義勇軍進行曲》伴隨他渡過戰火歲月，感情深到骨子里。1979年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他鄭重遞交議案：恢復田漢原詞，理由有三——原歌詞經過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審定；新歌詞藝術性生硬，群眾不買賬；田漢已獲平反，其作品不應繼續被歧視。會上有人私下提醒他“口風要穩”，他淡淡回一句：“國歌都唱不順，穩得了嗎？”

議案起初石沉大海，但陳登科沒有停筆。1980、1981年兩次會議，他依舊堅持提交同一議題。期間，最常聽見的反駁是“原詞過時論”。一次茶歇，某代表半開玩笑：“現在誰還說最危險？”陳登科反問：“海峽那邊的炮口關了嗎？北方的霸權放棄了嗎？”對方沉默。

1982年12月4日，關鍵節點終于來到。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對國歌問題再次表決，贊成恢復原詞的票數首次超過反對票。《義勇軍進行曲》由代轉正，1978年版本被正式撤銷。消息傳出，不少老兵自發聚到各地烈士陵園，用最熟悉的歌詞合唱，當年的雄渾情緒再次涌動。

可事情遠未結束。2003年憲法修正案討論階段，多位代表聯名建議把國歌與國旗、國徽并列寫入總綱，理由直指法理空白。持反對意見者認為“習慣法已足夠”，但最終修正案還是采納了國歌入憲。這一步，使國歌的地位首次獲得根本法確認，象征意義陡然提升。

2017年9月，《國歌法》頒布，明確演唱規范、禁止曲解篡改。法律條文看似冷硬，卻回應了幾十年來圍繞歌詞、唱法的紛爭。有人擔心“罰則是不是太嚴”，立法者解釋：任何國家象征若無明確法律保護，推倒它也就只需一句“與時俱進”。

縱觀半個多世紀的波折，《義勇軍進行曲》之所以能屢受質疑又屢屹不倒，原因不外乎兩點：旋律與記憶深度綁定，歌詞與民族危機意識契合。稍加修改，整體氣質就變味，這在1978年版本的“尷尬”里已經得到驗證。也正因此，陳登科的堅持顯得格外重要——他提醒人們，國家象征不僅是法律文本，更是情感共識，一旦割裂，焊接極難。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代表們沒有投下那張“恢復原詞”的贊成票，如今升旗儀式上響起的也許還是一首生澀口號。歷史往往在細微處拐彎，而拐點離不開那些“固執”的人。今天的《義勇軍進行曲》能以完整形態被寫進憲法、被置于法律護佑之下，說到底，是無數緘默的認可與少數清醒的堅持共同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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