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賦能與敘事創新：合肥美術館開館展的策展理念與實踐分析

科技賦能與敘事創新：合肥美術館開館展的策展理念與實踐分析

文/孫越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藝術與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漢畫學會秘書長

（原北京山水美術館館長）

合肥美術館的建筑立面以合肥市花桂花為原型，東立面銅畫卷幕墻取材石濤《巢湖圖》，將地域文化基因轉化為現代建筑語匯，標志著合肥文化設施建設步入了一個新階段。

合肥美術館于2025年11月29日正式向公眾開放，總建筑面積3.6萬平方米，設10個展廳。此前的試運行期間，已接待觀眾8萬余人次，其開館系列展覽“大湖潮涌·藝象萬千”包含六大展覽，融合了地域文化、國際交流與科技創新三大維度。本文從新時期美術館所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出發，以藝術與科技融合視角，分析該館如何通過空間設計、敘事結構和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在開館展策展中實現了美術館公共性價值在當下的有效重構。

合肥美術館建筑外景。筆者拍攝。

一、建筑空間作為文化敘事的起點

合肥美術館的建筑設計本身就是一場在地文化的轉譯實驗。西、南、北立面以合肥市花桂花為原型，通過鏤空板組合形成光影交錯、虛實相融的效果；東立面以石濤《巢湖圖》為藍本，將波濤紋樣轉化為銅卷幕墻，構建“山巒與潮汐”的意象并置。這種設計超越了符號的一般應用，它將美學設計與科技前沿成果相結合，通過材料創新（如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幕墻）實現了對傳統美學一次更具科技感也更符合新時代訴求的當代轉譯，這一轉譯從藝術審美、文化傳統、科技氣質等各個方面都很好地展現了合肥特點。

建筑內部通過四個“筒形”錯層結構劃分展廳，最大展廳達1253平方米，配合恒溫恒濕展柜，形成包含了從宏大敘事到精微體驗的空間梯度。這種空間結構不僅服務于展品陳列，更通過流線設計引導觀眾在“藏”與“露”之間切換觀展節奏，暗合東方美學中“移步換景”的觀覽哲學，與中國古代文人雅集于曲水流觴之間游園賞藝的中式策展哲學不謀而合。

合肥美術館內部空間。筆者拍攝。

二、開館展覽的多元敘事結構

1. 地域文化的本體論重構

“徽風激蕩·皖韻流芳——‘五大文化’美術作品邀請展”以95件作品構建了一幅安徽文化地圖?；瘴幕云漉r明的地域特色和對于中國文化藝術廣泛、長遠的影響而著稱，無論其天然的山川河流風光，還是其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和而不同的皖北、淮海、皖南三種層次的社會文明與經濟文明，都是值得當今文人墨客為之譜寫贊歌的。合肥美術館開館展為徽文化的傳播與展現，在籌備期間邀請了全國藝術家深入皖南、長江沿岸等多地寫生，將“在地性”從繪畫素材轉化為表達方法，推動了外部視角與本土實踐的融合與匹配。同時，該展覽在“五大文化”框架下，應用了邀請藝術家駐地創作的機制，這種方式更有助于地域文化呈現為動態的生成過程，而非靜態的標本。

合肥美術館徽風激蕩·皖韻流芳展區。筆者拍攝。

2. 科技藝術的語境化實踐

“量子墨韻——合肥科創數字藝術展”是合肥這座國際著名的科技創新之城引以為傲的前沿科技文化的呈現。包含量子科學、受控核聚變等在內的8大國家級實驗室使合肥成為三大國家級科學城中的首位，甚至超越了北京與上海。合肥美術館開館展中的“量子墨韻”恰恰是該館將科技與藝術融合、全面呈現合肥文化面貌的很好體現。在策展中，該館避免了技術奇觀的空洞展示，巧妙地將量子科學意象與合肥城市文脈進行了嫁接。在“科墨相生”展區，動態版《廬州新韻》使科創地標與山水意境疊加；而“量子視界”CAVE影院則通過數據可視化重構了合肥創新史。這種策展策略呼應了數字人文領域“數實相濟”的理念，技術不僅是媒介，更是重新解讀城市基因的認識論工具。

合肥美術館“量子墨韻——合肥科創數字藝術展”現場。筆者拍攝。

3. 國際對話的跨文化編碼

“雪野與稻浪：與俄羅斯學院派的世紀對視”展覽中，列賓美術學院作品與安徽地域文化形成雙重鏡像。策展人通過并置蘇聯時期歷史畫作與安徽新安畫派作品，揭示寫實主義在不同政治語境中的嬗變。這種策劃超越了簡單的風格比較，觸及藝術與意識形態互動的深層機制，能夠給觀眾帶來“原來如此”的啟發，由此對觀眾群體產生長久的吸引力，可說是美術館國際展覽策展中較為優質的案例。

三、科技賦能下的展覽范式轉型

在數字化實踐方面，合肥美術館的探索呈現出鮮明的敘事自覺。相較于疫情前今日美術館、UCCA Lab等機構著力打造的沉浸式視覺體驗的奇觀性特征與以新奇感為吸引點的特征，當下面臨新環境與新挑戰的合肥美術館，則更傾向于將數字技術視為構建文化對話的媒介。

在“量子墨韻”展區，CAVE影院與交互裝置的設置，本質上是通過技術將抽象的量子概念轉化為可感知的審美語言。這種“數實相濟”的策展思路，與上海浦東美術館“徐冰的語言”中對技術的運用形成某種呼應，其著力點更在于讓技術成為解讀合肥城市基因的認知工具。

在重構美術館與觀眾之間關系的層面，合肥美術館在策展中的新科技應用體現出其對于從“觀看”到“參與”的范式轉型的有意推動。與teamLab無界美術館創造的沉浸式消費體驗不同，合肥美術館在“童心科創”互動區設計的觸摸界面，讓兒童觀眾的肢體動作直接參與到了展覽敘事的生產中來。這種嘗試令人聯想到德國ZKM藝術與媒體中心所倡導的“界面民主化”理念，以及自千禧年以來歐美許多藝術博物館在民主化方面所做的展陳革新、博物館建筑設計改革、觀展體驗重構等方面的努力和嘗試。除此之外，合肥美術館更注重在中國語境下強化其教育功能——技術賦權不僅改變觀展方式，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種知識傳播的新機制。

這種轉型實質上反映了我們當前對美術館公共性價值的重新理解。與香港M+博物館通過開放式策展激發社群討論的實踐相呼應，合肥美術館此次開館展表現出中國的美術館策展群體正通過模塊化、可重構的展覽結構，試圖打破傳統“白盒子”空間的線性敘事慣性。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新時期的數字平臺建設已不僅服務于線上展陳，更通過預展期間的觀眾行為數據分析，動態調整實體展覽的敘事強度。這種基于數字反饋的策展機制，使美術館從靜態的知識權威轉變為動態的意義協商場域，體現出從“供給導向”向“需求導向”的深刻轉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當前文化數字化的高速進程中，合肥美術館在開館策展中著意保持著對文化本體的堅守。與某些過度追求技術炫目而弱化內容深度的數字藝術展不同，其所建設的“廬州記憶”數字檔案庫，通過AR技術將歷史文獻疊加于現實展品之上，這種層累式的敘事建構，既延續了傳統美術館的學術研究功能，又通過技術手段實現了知識傳播的革新。這種策展哲學，本質上是通過科技賦能重新確證美術館作為文化闡釋者的核心價值，在數字化浪潮中守護藝術機構的文化主體性。

四、全球視野下美術館發展的深層思考

1. 民營美術館困境的結構性反思

自2025年1月以來，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宣布暫停開放，OCAT上海館關閉，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進入停擺狀態，上海東一美術館、青島西海美術館、深圳木星美術館等機構也相繼閉館，揭示了民營美術館當前面臨著巨大的系統性挑戰。這些美術館往往依賴企業或私人資本，缺乏穩定的多元資金支持。當經濟環境變化或創始人興趣和財力減弱時，其運營便難以為繼。這與西方博物館完善的基金會、贊助人和捐贈體系下藝術類博物館多數能夠保持長久活力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許多美術館在創建之初過于側重建筑形態的地標性，如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斥巨資邀請磯崎新為其設計建筑外觀，而忽視了學術定位、館藏體系建設以及館內空間的實用性與體驗感等核心要素。而國內外諸多成功的博物館、美術館（無論官方還是民營）的經驗表明，基于扎實學術研究和特色館藏的文創產品開發、教育活動設計、贊助活動的策劃與組織等等多元化的經營模式，不僅能延伸觀眾體驗、強化美術館館藏傳播、提升美術館社會職能，還能帶來重要的收入補充，為美術館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

最后，地方政府與國家從政策層面確立對于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民營美術館從興起到蓬勃的過去近三十年里，民營資本對于美術館的過于快速的發展投入與官方對此的可行性研究與政策確立之間存在明顯的時間差，且民營美術館過速發展所不可避免的諸如層次良莠不齊、人才短缺、缺乏標準等問題，也是其當前遭遇系統性困境并只能以閉館告終的核心原因。

合肥美術館作為市政府主導的公立美術館，則既能夠規避上述困境，又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來吸取經驗、分析現狀、做出應對挑戰的完整策略，從而打造出符合時代需求、市場需求和觀眾需求的優質美術館。同時，也能在當前民營美術館大量閉館的情況下，大大滿足公眾對于美術館仍在增長的需求。

合肥美術館開館展現場，吸引了眾多普通觀眾及文化藝術界人士前來。筆者拍攝。

2. 國際化運營與本土化實踐的結合

成功的美術館需要在國際化視野與本土化實踐之間取得平衡。上海浦東美術館、北京今日美術館、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等擁有廣泛社會影響力和行業認可度的美術館的經驗顯示——精準的學術定位、國際化的運營策略與多元文化融合是吸引更廣大觀眾的關鍵。

合肥美術館的開館展嘗試在這方面做出探索，既引入俄羅斯學院派油畫實現國際對話，又通過“五大文化”美術作品展深耕地域文化。這種“全球視野、本土行動”的策略，可能是中國的美術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條特色發展路徑。

3. 數字化轉型中的文化堅守

大埃及博物館的實踐展示了數字化技術如何增強文物與觀眾的互動性，成為博物館建設的未來方向之一。上海博物館東館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也通過創新策展吸引了百萬觀眾，展覽期間總收入超過7億元，其中文創銷售超過1.5億元，成為近兩年來美術館、博物館行業最醒目的、現象級的成功案例。

然而，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技術應用，更是對文化價值的深度挖掘和再現。合肥美術館的“量子墨韻”展覽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嘗試，但數字美術館的建設仍是一個需要長期深入的過程。未來，如何利用數字技術更深入地挖掘、展示和傳播地域文化的獨特價值，避免陷入“為技術而技術”的誤區，是合肥美術館需要持續探索的課題。

4. 從“藝術容器”到“文化芯片”的轉型

當前，美術館需要從傳統的“藝術容器”轉變為能主動改寫社會文化代碼的“編程器”，成為具有多維輻射力的“文化芯片”。

上海玻璃博物館通過將博物館發展為“不斷生長”的生命體，強調以“觀眾為核心”，創立融合“博物館、咖啡、商店”的全新運營模式，成功實現了這種轉型。

合肥美術館作為新建市級美術館，有機會從起點規劃這種轉型路徑。通過將自身打造為激活城市文化基因、重組知識生產、催化社會創新的核心處理器，而不僅是靜態的展示場所，從而在城市文化生態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合肥美術館的開館展通過架構“文化—科技—空間”的三維矩陣，實現了從物理場域到意義場域的轉換。其創新性不僅在于技術應用層面，更在于策展思維從“作品中心”向“關系生產”的范式轉型。

面對當前美術館行業的深度調整，合肥美術館的實踐為我們思考美術館的未來提供了有益參考。其成功與否，將取決于能否在快速變化的文化語境中，持續深化對自身定位的認知，構建兼具學術深度與公眾吸引力的展覽體系，并在國際化與數字化浪潮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獨特路徑。

對于正致力于科技創新與文化自信協同發展的中國城市而言，合肥美術館的案例昭示了一種新可能：美術館可以成為實驗室、論壇與劇場，在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的張力中，參與塑造城市的審美感知與文化認同。

合肥美術館的“童心科創”互動區。筆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