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鐘達：在內蒙古大學的35年

胡鐘達（1919至2000年）：他來自江蘇寶應，在武漢大學完成了歷史和外文兩個專業的學習，后來成為了一名教授。從1979年到1983年，他擔任了內蒙古自治區第四屆政協的副主席。

抗戰快結束時，我去了四川樂山那所從武漢搬來的大學讀書。那時候，我怎么也沒想到，大半輩子都會在大學校園里，而且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度過的。

1946年春天，我在上海的《文匯報》做編輯，當時國共兩黨正在和談，局勢緊張，內戰一觸即發。我心情很壓抑，加上編輯工作十分辛苦，身體狀況也欠佳。恰巧我的老師楊人楩先生有意推薦我去蘇州的東吳大學，接替師母張蓉和先生的教學工作，于是我就辭去了《文匯報》的職務，前往東吳大學任教。這是我第一次站上大學講臺，時間是1946年10月。一年后，楊人楩先生又推薦我到北京大學的史學系教書。所以在1948年初，我滿懷期待解放的心情，從上海乘船北上，再從塘沽轉車到了當時的北平。1949到1950學年，我給外文系的學生講授《西洋通史》。到了1950到1951學年，我開始給史學系的學生講授《世界古代史》。此后，除了去江西參與土改的那一年，我每年都會給本系學生講授《世界古代史》。就這樣，教書成了我終身的職業。

1957年，內蒙古自治區迎來了成立10周年的紀念。自治區決定在首府呼和浩特建一所綜合性大學，還讓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自治區主席烏蘭夫來當校長。要建新大學，除了蓋教學樓、買圖書和設備，關鍵還得有一批好老師。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高等教育部派副部長黃松齡親自負責，專門派人跟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校商量，從這些學校挑了一批骨干教師和剛畢業的本科生、研究生，作為內蒙古大學的首批教師。其中，北京大學是重點幫忙的學校。草原學方面的專家、學部委員、北京大學生物系的李繼侗教授，還被請來當內蒙古大學的第一副校長。內蒙古大學剛成立時，有6個系：中文系（分漢語和蒙語兩個專業）、歷史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分動物和植物兩個專業），其中4個系的系主任都是從北京大學調來的老師。1957年11月，我接到了高教部的調令，去支援內蒙古大學，還當上了歷史系的系主任（一開始是副主任）。

1957年夏天，高教部的調令還沒發下來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系主任翦伯贊先生就找我聊過，問我想不想去內蒙古大學，還讓我當系里的領導。我說，依我看，最好找個蒙古史專家來當這個系主任。就我的資歷和學問，我擔不起這個擔子。不過，我會服從組織安排，要是組織讓我去，我一定去。到了11月，調令真的來了。等1957學年第一學期的課上完，春節剛過，我就帶著全家（老媽、媳婦、小女兒）在暮色中懷著既失落又激動的心情，和北京大學說了再見，和首都北京也說了再見，然后坐夜車去了呼和浩特。那時候，我沒想過會在呼和浩特待多久。

在1957到1958這個學年里，內蒙古大學歷史系迎來了一批從北大、復旦、南開、人大等名校調來的老師，但這里面大部分都是還需要進一步培養的年輕老師，根本沒辦法按教學計劃開出所有課程。

1958年5月4日這天，是北京大學成立60周年的大日子。內蒙古大學派了一個代表團去祝賀，這個代表團是由北辰副校長領頭，還有各個系的系主任一起組成的，我也跟著去了。除了送去祝賀，代表團還有個重要的事兒，就是希望北京大學能從現有的年輕老師，還有即將畢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里，再給內蒙古大學派些老師過來。我們這些人，大多都是從北京大學“嫁”出去的，這次回到“娘家”，就大大方方地跟北大的各個系直接要人。我直接跟北大歷史系要了兩位年輕老師和4名1958年要畢業的本科生。他們大多都是我眼里的“人才”，最后也基本都如我所愿。而且，北京大學和內蒙古大學還簽了個“合作”的協議。說是“合作”，其實就是北京大學答應以后在教學、科研這些方面，繼續給內蒙古大學提供幫助。

內蒙古大學剛建立的那幾年，全校僅有4位教授和十幾位副教授，老師的平均年紀還不到30歲，是當時全國高校里教師平均年齡最小的一所。

“蜀地缺良將，廖化頂頭上。”就像這情形，內蒙古大學剛創辦那會兒，教學和科研的重擔，大多落在了不到30歲的年輕教師肩上。歷史系采取的策略是：得給年輕教師加點擔子，這對他們成長有好處，但也不能加太多，加太多就把人壓垮了。具體做法是，年輕教師一年只教一學期的一門課，另一學期自己學習提升。高年級還沒開的課，就先送年輕教師去校外進修學習。

內蒙古大學成立后的頭二十年，大部分時間都籠罩在各種“運動”的浪潮里。好在1962年前后那幾年，學校的教學還算能正常進行。在科研方面，以年輕教師為主力，也取得了很不錯的成果。從1959年冬天起，內蒙古大學就開始出版學報了，文科的學報還有漢文和蒙文兩種版本。學報一創刊，就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60年代初期，北京的“中國書店”就在銷售《內蒙古大學學報》。內蒙古大學數學系和物理系的年輕教師還自己動手組裝了一臺晶體管電子計算機，大概占了10平方米的地方。這在當時的中國高校里，也算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1958年“大躍進”時期，歷史系調整了教學方案，遵循“重視現代、輕視古代”的思路，《世界古代史》課程被大幅“壓縮”，實質上等同于被廢除了。這讓我在專業上失去了方向，轉而投身蒙古史研究。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的科研聚焦于蒙古史，為此特設了“蒙古史研究室”。那時，這個研究室里，除了金啟孮先生在滿蒙史領域有深厚功底外，其他青年教師，甚至包括一些資深教師，都是從零開始學習。我們鼓勵青年教師邊實踐邊學習，我半路轉行，也是邊做邊學。1959年下半年，我花了大約半年時間，專注于研究呼和浩特舊城的建立時間及歷史背景，撰寫了《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城）建立時間初探》和《豐州灘上現青城——阿勒坦汗與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復興與歸化城的誕生》兩篇文章。在這兩篇文章中，我推翻了當時流行的舊觀點，初步確定了歸化城的建立時間（其中的錯誤后來已被薄音湖同志糾正），并將歸化城的建立與阿勒坦汗和明朝政府建立通貢互市關系聯系起來，指出“在險要之地筑城，城門重重”的歸化城，確實是蒙漢和平友好的象征。阿勒坦汗和三娘子都是非凡的歷史人物，三娘子的貢獻可與漢代的王昭君相提并論。

1962年，內蒙古大學舉辦了一場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來紀念成吉思汗誕辰800周年。會上，我發表了關于《13世紀蒙古社會性質》的詳細見解。看來，我注定要與蒙古史結緣了。然而，緊接著，高校就陷入了“四清”運動的漩渦，各種口號和運動如“四清”、“小四清”、“黑幫”、“為人民服務”、“勤雜”、“政史系”、“工作需要”、“解放”、“支邊”、“第二梯隊”、“老三屆”以及“接受工農再教育”等紛至沓來。但即便如此，仍有一批青年學子在這動蕩中堅韌不拔，堅持自學。因此，這三個年級的學生中，優秀人才輩出，不少人得以留校，成為接班的骨干。內大歷史系就是通過這種方式，逐步送別了一批建校初期的老教師，同時不失時機地從1977、1979兩個年級的留校生（1978年歷史系未招生）中，選拔并培養了一批新教師（當然，之后還繼續有補充）。其他各系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于是，一段時間里，出現了人們戲稱的“建校時全國支援內大，如今內大支援全國”的局面，同時，內大也基本完成了構建教師“第三梯隊”的任務。

內大歷史系重建之后，我又重新干起了老本行，轉而研究世界古代史的教學和科研。

此刻，內蒙古大學研究蒙古史的團隊，在國內史學界已頗具實力。原本隸屬歷史系的蒙古史研究室，現已獨立為學校直屬的蒙古史研究機構，這個團隊里有沒有我，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在北大那會兒，我教了好幾年《世界古代史》，那時候我認定古代社會就是“奴隸社會”，但心里總有些疑惑。后來我去了內蒙古大學，開始研究蒙古史，可對古代社會到底是啥性質這個問題，還是一直惦記著。到了70年代末，在“破除兩個凡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些思想的指引下，我對古代社會性質的那些疑惑又冒了出來。我開始對困擾中國古史學界多年的難題，進行了新的研究。到了80年代，我陸續發表了《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說》、《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說》、《“五種生產方式”答客問》等文章。我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常說的“奴隸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還有“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社會）”，其實都可以歸為廣義的“封建社會”。這種社會主要用金屬手工工具（先是青銅器，后來是鐵器，還常常同時用木、石工具），自然經濟占主導，是農業社會。地租是主要的剝削方式，對直接生產者有超經濟的強制，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人身依附關系。只有個別時代、個別地區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奴隸使用才比較普遍，但那是特例，不是常態。硬要把這樣的社會分成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從生產力發展來看，沒有明確的、劃時代的標志；從生產關系來看，也是錯綜復雜，難以分清。非要分成兩個后者比前者高級的社會形態，實在是沒必要。我這個觀點，其實只是借鑒了前人的說法，并加上了自己的見解。但在一個“五種生產方式”說已經深入人心的學術界，當然很難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雖然有不少師友寫信鼓勵我），其中的對錯，看來只能留給后人去評判了。

上世紀80年代，我曾寫過一篇叫《論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文章，給世界歷史上社會經濟形態的演變整理出了一個有規律可循的具體框架。本來我打算把它擴展成一系列論文，但那時在內蒙古大學，我既當干部又搞教學。80年代，我的社會事務也特別多，一年里幾乎有半年都耗在各種會議上，剩下的時間也零零散散，我80年代發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在會議間隙里“搶”時間寫出來的。想再深入做點研究，實在是力不從心。1988年秋天，我得到了離休的批準，本想趁離休后的空閑，多少實現些自己的愿望，誰知1989年春夏時節，因為工作太累，精神又高度緊張，6月時突然心肌梗塞發作（其實1987年我就查出有冠心病了，但我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沒做任何預防治療），在醫院住了半年，回家后又調養了半年，病情才算基本穩定下來，但體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了。

自改革開放后，內蒙古的農業、牧業還有工業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呼和浩特現在到處都是高樓大廈，整個城市煥然一新，就連“青冢”也經過一番修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游客。內蒙古大學在第二個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也迅速壯大，從最初的6個系8個專業，擴展到了17個系40多個專業，設有5個博士點，20多個碩士點，擁有700多名專職教學科研人員，其中教授近百名，副教授近200名，更有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各1名，學生數量也接近6000人。內蒙古大學在蒙古語文、蒙古歷史、基礎數學、理論物理、植物生態、生殖生物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研究，都走在了國內乃至國際的前列，有些領域甚至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特別要說的是，一大批蒙古族學者已經嶄露頭角。我作為內蒙古大學初創時期就加入的一名教師，曾參與歷史系的創建與重建、蒙古史教研隊伍的組建，以及文科漢文版黨報的創辦與規范化等工作，為學校的發展出過一份力。如今看到內蒙古大學從一棵幼苗成長為參天大樹，我自然感到無比欣慰。1988年我離休時，本打算在呼和浩特安度晚年，所以特意添置了組合書架、櫥柜和沙發等家具，讓家里更加充實。但1989年的一場大病，讓我開始猶豫起來。我兩個女兒，一個在太原，一個在北京，考慮到在呼和浩特身邊沒有子女照顧，這樣下去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于是，我向領導申請“異地安置”到北京，依托我曾經工作過十年的北京大學。這樣，我才在“燕園”附近找到了一個安享晚年的地方。

胡鐘達老師和他的學生們

1992年9月12日夜里，快到11點的時候，我和老伴還有學校專門派來護送我們的人一起坐上了296次列車，離開了呼和浩特。當時，自治區的領導、學校里校級和處級的領導，還有歷史系和圖書館的很多同事都來給我們送別。35年來的點點滴滴一下子都涌上心頭，當大家揮手道別時，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該內容摘自2007年9月出版的《內蒙古文史資料》第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