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那場常委交心會上,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突然發難,當場質疑一位領導對葉飛檢討的評價用詞不當。
對方矢口否認自己說過那些話,會場氣氛瞬間緊張起來。
韓先楚也不廢話,直接讓黨辦秘書去調閱會議記錄。
這件看似不大的爭執背后,到底藏著怎樣的恩怨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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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韓先楚從志愿軍副司令的位置上調到福州軍區擔任司令員。
這個任命看著挺正常,可背地里的說法就不那么好聽了。
韓先楚曾經在朝鮮戰場上跟彭德懷共事過,那會兒他是志愿軍副司令,彭德懷是司令員。
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全國上下都在肅清"彭黃"影響,韓先楚自然也被人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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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就給他扣上了"漏網分子"的帽子,意思是他跟彭德懷關系密切,應該一并清理。
韓先楚到福州軍區的時候,葉飛已經在這里工作了一年多。
1956年福州軍區成立,葉飛就擔任司令員兼政委,既管軍隊又管地方。
韓先楚來了之后,葉飛轉任省委第一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韓先楚接手司令員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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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各司其職,本來應該配合得挺好。
軍區還有個第二政委劉培善,這三個人構成了福州軍區的核心領導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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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開始搞人民公社運動,各地工作都出了不少問題。
福州這邊地方工作也有些失誤,葉飛作為主持地方工作的一把手,自然要承擔責任。
到了1960年,形勢突然急轉直下。
上級來了指示,要在福州軍區開會幫助解決問題。
這次會議開得相當激烈,矛頭直指韓先楚和劉培善兩個人。
會上批判韓先楚的理由五花八門,什么"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什么"驕傲自滿",各種大帽子往頭上扣。
劉培善也沒逃過這一劫,同樣被批得體無完膚。
最嚴重的是,兩個人被隔離審查,不能正常工作了。
這種情況在當時可不算少見,全國各地都在搞類似的運動,很多干部都經歷過被批判被審查的遭遇。
韓先楚這個人脾氣硬,他就是不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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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要他檢討,他偏不檢討,反而一次次寫申述材料為自己辯解。
他覺得自己沒做錯什么,憑什么要低頭認錯?
這種態度在當時可是相當少見的,大多數人挨了批都會做檢討求過關,韓先楚倒好,就是一根筋地堅持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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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飛在這件事上處境挺尷尬的。
他既是省委第一書記,又是軍區第一政委,按理說韓先楚和劉培善都歸他管。
1960年那次會議,上級讓葉飛幫著開會解決問題,結果就演變成了對韓、劉的批判大會。
葉飛肯定知道這里面有些問題,可他也沒辦法,上面的指示不能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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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1960年到1961年,韓先楚和劉培善就這么被晾在一邊。
韓先楚倒是沒閑著,一直在寫材料申訴,說自己沒有錯,要求組織給個說法。
劉培善也是一肚子委屈,不過他沒韓先楚那么倔強,態度稍微緩和一些。
兩個人就這么熬著,等待問題能有個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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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
這次會議規模空前,主要是總結過去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會議的基調跟之前不太一樣,開始糾正一些過火的做法,給不少受到錯誤處理的干部平反。
韓先楚和劉培善的案子也在這個背景下重新審查。
經過核實,上級認定對韓先楚和劉培善的批判確實擴大化了,很多問題都是強加的,不符合實際情況。
于是給兩個人平反,恢復工作,該怎么樣還怎么樣。
韓先楚這才算解除了隔離審查的狀態,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
將近兩年的時間,他就這么硬扛過來了,一次檢討都沒做。
葉飛作為當時主持工作的負責人,雖然他也是執行上級指示,可畢竟事情是在他手上辦的。
七千人大會之后,按照要求,他也得對當時把問題擴大化這件事做個檢討。
這個檢討在福州軍區常委會上進行,當時的常委們都參加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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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飛做完檢討之后,按照慣例要有人表態。
有一位領導站起來發言,說葉飛這個檢討做得好,體現了"偉大的氣魄"。
這話剛說完,韓先楚就不干了。
他當場就提出質疑,說這個評價不合適。
既然葉飛的做法有問題,現在做檢討是應該的,哪里談得上"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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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沒原則的恭維話不應該說。
那位領導聽了臉色就變了,馬上否認自己說過"偉大的氣魄"這幾個字。
他說韓先楚聽錯了或者記錯了,自己根本沒用過這樣的詞匯。
會議室里一下子安靜下來,大家都看著韓先楚,不知道他會怎么反應。
韓先楚也不爭辯,直接對黨辦秘書說,你去把會議記錄調出來,看看到底有沒有這句話。
秘書領命出去,過了一會兒拿著會議記錄回來了。
記錄上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寫著那位領導確實說過"具有偉大的氣魄"這幾個字,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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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當眾念出會議記錄上的內容,那位領導的臉立刻掛不住了。
事實擺在眼前,想抵賴也抵賴不了。
韓先楚也沒繼續追究,他要的就是這個結果——證明自己沒說錯,對方確實說過那些話。
至于為什么那位領導要否認,韓先楚也懶得深究,可能是覺得丟臉,也可能是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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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反映出韓先楚的性格特點。
他這個人特別較真,認準的事情就一定要弄清楚。
在他看來,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能模棱兩可。
葉飛做檢討是因為工作有失誤,這是糾正錯誤的行為,不是什么值得歌頌的功績。
用"偉大"這樣的詞來評價檢討,完全是本末倒置,把是非搞混了。
韓先楚之所以這么堅持原則,跟他在1960年被批判的經歷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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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兩年他堅持不做違心的檢討,一直申述自己沒有錯,最后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這段經歷讓他更加堅信,做人做事就得講原則,不能隨波逐流。
哪怕得罪人也不怕,只要站得住腳就行。
會議記錄拿出來之后,整個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
韓先楚沒有繼續糾纏,那位領導也不好再說什么。
這場小小的沖突看著不大,背后的意義卻挺深遠。
在那個年代,很多人習慣了說違心話,說場面話,說討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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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敢于堅持原則,敢于說真話的人反而成了少數。
韓先楚就是這樣的少數派。
他不會因為葉飛是上級就違心地說好話,也不會因為要維持表面和諧就放棄自己的看法。
他覺得什么不對就要說出來,不能裝糊涂。
這種性格在官場上其實挺吃虧的,容易得罪人,也容易被人記恨。
可韓先楚不在乎這些,他認準的就是實事求是這四個字。
葉飛聽完這一切,也沒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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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肯定明白,韓先楚說的有道理。
檢討就是檢討,是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不是什么光榮的事情。
那位領導的恭維話確實不合適,韓先楚指出來也是應該的。
葉飛畢竟是久經考驗的老革命,這點氣量還是有的,不會因為這種事情就心存芥蒂。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折射出了很多東西。
1960年韓先楚和劉培善被批判,表面上是他們個人的問題,實際上是當時整個政治環境的產物。
那幾年全國上下都在搞運動,很多干部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
韓先楚能夠堅持兩年不做違心檢討,最后等來平反,這份定力相當了不起。
葉飛的處境也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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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要執行上級指示,又要處理下級的問題,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1960年那次會議把問題擴大化,他肯定也有責任,所以1962年做檢討是應該的。
這個檢討對他來說可能也是一種解脫,把該認的錯認了,該承擔的責任承擔了,大家往前看。
韓先楚在常委會上的那番話,看著是跟一位領導較勁,實際上是在維護一個基本準則——實事求是。
檢討不是表演,不需要別人喝彩助威。
做錯了事就承認錯誤,這是應盡的責任,談不上什么"偉大氣魄"。
韓先楚用調閱會議記錄的方式證明自己的說法,也是在告訴所有人,說話要負責任,不能隨便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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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風波雖小,卻把幾個人的性格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韓先楚的剛直不阿,葉飛的大度包容,那位領導的尷尬失態,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會議記錄上的那幾個字,最終成了還原真相的關鍵證據,也成了這段歷史的注腳。
韓先楚批評那位領導用詞不當,對方當場否認,最后靠會議記錄說話,這個過程其實挺簡單的。
就是一個堅持原則的人,用事實說話,證明自己沒說錯。
放在今天看,這種較真勁兒可能顯得有點不近人情,可在那個年代,能夠堅持實事求是,敢于說真話,確實難能可貴。
這個小插曲留給后人的,不只是一段歷史往事,更是一種處事態度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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