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肇祖：開學術新宗 傳中華學統

容肇祖（1897—1994），字元胎，廣東東莞人，中共黨員、民盟盟員，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史家、思想史家、文獻學家、民俗學家、文史專家。其著述收錄于《容肇祖全集》，凡三百余篇（件），近三百萬言，在多個領域取得開拓性、創新性、奠基性成就，被譽為“明代思想史泰斗”。容肇祖與其兄容庚、妹容媛被稱為“東莞容氏三杰”。今年是容先生去世三十周年，適時緬懷其學術志業，對我們正確對待自己的歷史和文明，理解傳統與現代，具有啟發性意義。

博而后約的學術人生

容肇祖出身書香門第，幼而愛學，長而得益于舅父鄧爾雅因材施教，受文學、文字、篆刻、書法之滋養，打下扎實的舊學功底。1915—1921年，容肇祖發表文史、翻譯作品十余篇，學者氣象隱然可見。其時，廣東沿海得風氣之先，容肇祖在廣東高等師范學習英文，深受五四運動、先進思潮洗禮，立志為國家、民族謀未來。

1922年，容肇祖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術天地為之一新，學問視野隨之拓展。其任課老師蔡元培、胡適、陳垣、熊十力、顧頡剛等皆為學術大家、極一時之選。在讀期間，他發表心理學、戴震哲學、廖燕思想、復社歷史等方面論文，受到胡適、張蔭麟贊賞，所參與之妙峰山考察被譽為第一次真正的田野調查，是中國民俗學、民間文學研究的標志性事件。

1926年至1949年，戰火頻仍，容肇祖于顛沛輾轉中治學不輟，博約并進、廣中求深，在多個領域皆有論著，故有“雜家”之稱。1926年秋至翌年春，他擔任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講師、研究院編輯。1927年至1933年，他任職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高校，主要集中于開拓性的民俗學工作與研究，成為中國民俗學運動的發起者、領導者和奠基人。此外，他還教授國文、歷史、哲學、文學等課程，并發表多篇重要成果。1934年受聘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副教授，1938年南下任教于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此間轉治思想史，成果迭出，出版了《魏晉的自然主義》（1935）、《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1935）、《李卓吾評傳》（1937）等論著。1940年至1949年間，他任職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盡管生活困頓，仍舊積極加入反抗日本侵略和國民黨殘暴統治的活動，堅持教學和研究，出版了學界盛名的《明代思想史》（1941），以及《三晉法家的思想》（1944）、《先秦法家》（1946）等著作，成為明代思想史領域的權威學者。

1952年，容肇祖從北京大學調任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員會文物組，負責古跡和文物的考查、鑒定、整理、研究等工作。1956年任職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在哲學研究、思想史研究、古籍整理等多個方面作出杰出貢獻，歷任研究員、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顧問，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容先生享年97歲，經歷清末、民國、新中國三個時期，從事學術研究七十余年，可謂生跨世紀，學兼新舊，綜羅中西馬，通貫文史哲，誠為后學楷模，也是百年來中國學術發展的縮影。他品格高尚，篤定學術，探求真理，追求進步，赤誠愛國，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汝信曾從治學、為人、育人等方面對其予以高度評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陳祖武稱：“容肇祖先生乃20世紀吾國學壇之巨擘，人格高尚，學術湛深，望重四海學林。”

民俗學運動的發起者與領導者

盡管容肇祖很早就在哲學思想研究方面嶄露頭角，但他早期主要活躍于中國民俗學領域，是中國民俗學運動、民俗學研究的先驅者、開拓者和奠基人。早在1923年求學期間，他就因周作人、常惠之故，積極搜集民間歌謠，以建立“新文學”，編輯“新國風”；在此基礎上，探討方言、古音，提出改良、推行和擴充國語，與沈兼士、林語堂等32人所擬《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乃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的里程碑，標志現代方言調查工作的起步；與顧頡剛、容庚、孫伏園、莊嚴進行妙峰山調查，并撰寫《妙峰山進香者的心理》。妙峰山調查及“妙峰山進香專號”組文，是中國民俗學運動和田野調查的標志性事件，被稱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霹靂”。

從搜集歌謠、風俗調查，到發起民俗學運動，容肇祖逐步將民俗學作為移風易俗、喚醒民眾、改良社會的事業。他先后參與發起成立廈門大學風俗調查會（1926）、中山大學民俗學會（1927），并被推舉為中大民俗學會第一任主席，主編會刊《民俗周刊》，成為繼顧頡剛之后民俗學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1927—1933年間，他與顧頡剛、鐘敬文等人艱苦探索，形成較為成熟的民俗學工作與研究方法，明確了建立民俗學的目標方略，在組織建設、資料積累、人才培養等方面，為我國民俗學運動和學科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容肇祖十分重視深入的民俗學調查、記錄和廣泛的資料征集，曾多次在東南、西南地區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文獻搜集、田野調查，搜購民俗物品數萬件，舉辦相關展覽；苦心經營民俗學會，組織開展各項活動，爭取學校、社會的最大支持；編輯、改革《民俗周刊》，使之成為成果發表、學術交流的園地，其他省份、地區也紛紛效仿；匯集、鼓勵民俗學研究，培養民俗學人才，策劃出版“民俗學”叢書三十七種（其中十八種由容肇祖主持出版）；他和顧頡剛、鐘敬文等人嘗試構建民俗學學科，舉辦民俗學傳習班，培養出一批骨干力量，民俗學運動得以在南方多個省市快速發展。他本人也身體力行，撰文、發表民俗學方面文章近百篇，所著《迷信與傳說》一書開啟了民俗學研究范式，是早期中國民俗學重要著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容肇祖晚年仍關心民俗學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他與顧頡剛、鐘敬文等人倡議在中國社科院建立民俗學及相關研究機構。1982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容肇祖擔任副理事長。他不顧年邁，奔走建言，提出很多促進民俗學調查、整理、研究的建議，為建設科學的民俗學和中國民俗學努力不懈。

文史領域的拓荒者

容肇祖的學術底色是極為深厚的文史造詣。他中學時期便開始文學創作，于民間文學、文學史、文獻學、古籍整理方面貢獻尤大。求學北大和參加民俗學運動期間，他從民間和古代資料中發掘各類歌謠，記錄民間故事、神話，保存了許多民間文學素材，同時鼓勵、發動同志者從事搜集并為之出版。

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學府教授國文、中國文學史期間，容肇祖受魯迅影響，進行文學史研究，撰成《中國文學史大綱》（1935）。該書多次印行，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史研究繁榮多元、由舊入新的重要體現。此外，他還跟從劉半農學習語音學，撰寫方言、語音、文字方面研究論文若干篇。

容肇祖治學皆以歷史研究方法貫通，涉及簡牘、碑記、歷史事件和人物等諸多方面，不僅有《孔尚任年譜》《李卓吾評傳》《李贄年譜》等代表著作，還發表歷史研究文章近百篇，長期在中山大學、輔仁大學等高校從事歷史教學工作，開設“殷周史”“秦漢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古器物研究”等多種課程。1952年，容肇祖在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員會文物組任研究員期間，從事新出土文物的考古與研究工作，對北京歷史文化研究亦有貢獻。

目錄文獻學是考尋古今學問的門徑，容肇祖對此探索良多，功力精湛。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輔仁大學工作期間，他開設過“中國目錄學”“校勘學”“中國文字史”“中國史部目錄學”等課程，后著有《中國目錄學大綱》（1935）。該書極為細致地爬梳考證了中國圖書分類、沿革、書目、異文、目錄學家及著述，探索新、舊中文書籍的分類方法。正因對目錄學、版本學深有研究且諳熟古代中國哲學典籍，他在此后的哲學所圖書資料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容肇祖于古籍整理方面亦不畏艱辛、成就不凡。早年整理出版《星槎勝覽二集》（1928）。1954年至1956年參與標點《資治通鑒》，后受中華書局委托主要整理《續資治通鑒》，承擔該書220卷360萬字的標點、校勘、補正等工作，足證其學術功力深厚，“四十多年來，整理本《通鑒》、《續通鑒》，已成了文史工作者案頭必備之書，其為學術界帶來的便利，是不言自明的”。 1958年，容肇祖擔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和出版規劃小組顧問。此后，又陸續整理出版何心隱、王安石、吳廷翰、胡寅等人的著作，對中國史學、哲學研究皆有重要貢獻。

哲學思想史研究的巨擘

容肇祖的哲學思想史研究同樣起步很早且成就斐然。北大求學期間，他便對美國思想史、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頗有涉獵，并應用到民俗、思想史的研究之中。用“歷史家的態度”介紹、消化、研究中外哲學思想史，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故其論著淹貫征實，深具史家風范。1925年發表的《戴震說的理及求理的方法》，即運用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等綜合視角研究古代人物、典籍，顯示其治學理路、謀篇布局已蔚然不凡。

1934年之前，容肇祖在廈門、廣州等地教授中國哲學史、心理學等課程。他很早就有一個通盤寫作計劃，欲對中國思想史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除了《魏晉的自然主義》，還有關于先秦法家、名家的系列著述，以及囊括漢代哲學、魏晉南北朝哲學、唐代哲學的《中國中古哲學史引論》。

1934年以后，容肇祖轉變治學重心，發力思想史研究。當時學界于明代思想研究甚為疏略，無專書敘述，容肇祖開辟新路、超越前賢，撰就一部拓荒性、奠基性學術專著——《明代思想史》，奠定其思想史家地位。該書成于家國罹難之際，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明代思想，尤其展現了陽明心學及其后學脈絡，深入堂奧，不囿舊說，揭示出良知在個體生命中的核心價值及其對精神、文化、社會、政治等各個層面的重大影響。是書被譽為“中國斷代哲學史的典范”和“中國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名著”。20世紀90年代，他結合新發掘資料、新成果予以修訂，又以《中國歷代思想史》（明代卷）新面貌出版，足見其用力之久、耕耘之深。

1956年以后，容肇祖在哲學研究所工作，為哲學研究所建設和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第一，哲學研究方面。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階級分析等理論、概念、方法研究古代思想家、哲學史。在關于何心隱、吳廷翰、王安石、胡寅、李贄、劉基等人的研究上，濯去舊見，融會新知，體現新的哲學話語表述、研究理路和哲學史學科意識。

第二，哲學研究與典籍整理并重。盡管容肇祖逐漸適應了新的學術體系，但其歷史素養、文獻功底和扎實學風仍然一以貫之，他主張史料先行、去偽存真、去蕪存精、考鏡源流，研究之前必先匯集充分資料，再加以梳理，才進行深入的哲學、思想研究。例如，《何心隱集》（1960）、《王安石老子注輯本》（1979）、《吳廷翰集》（1984）、《斐然集 崇正辨》（1993）等，既是嘔心瀝血的古籍整理成果，又是哲學、思想史研究的結晶。

第三，哲學教育方面。容肇祖長期在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書育人，他素來清凈有默，學無偏私，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有石峻、楊邦憲、湯一介、陸學藝、姜國柱等著名學者。但有國內外學人前來請教問學，他都熱情款待，答疑解惑，故其德業風范，感慰人心，令人敬仰。

第四，他為哲學資料選輯做了長期、大量工作，促進了中國哲學研究與學科發展。20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為適應中國哲學學科發展需要，哲學研究所組織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先秦之部、兩漢之部、魏晉隋唐之部、宋元明之部、清代之部、近代之部，容肇祖全程參加了編訂、增訂工作，為學界及時提供了權威、翔實、簡明的哲學研究和教學參考用書。

第五，圖書資料建設。哲學研究所建立之初，圖書資料亟需補充，容肇祖發揮目錄學、版本學、中國哲學所長，帶人跑遍北京各書店，手檢目驗，精挑細選，較短時間里購進優質、專業圖書萬余冊，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孤本、名家藏本，給哲學研究所圖書館藏留下無比寶貴的圖書資料和精神財富。

容肇祖自幼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熏陶，而后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志于學術救國，在多個研究領域開拓奮進，成為中國哲學與思想研究巨擘。誠如姜國柱所言：“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創造出巨大的成就，對國家、民族作出應有的貢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污其門，在各方面都取得上乘佳績，卻是難能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館員）

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