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方面軍“四號人物”周純全：一度職務顯赫，后來為何銷聲匿跡

“1937年2月的延安有點冷，我想把擔子放下。”窯洞里的燈芯閃動，周純全輕聲對同窗說。沒人料到，這個曾在川陜號令十萬的硬漢，真的就此交出了手中所有職務。

翻開紅軍名錄，徐向前、陳昌浩、張國燾的名字總在最顯眼的位置，而在那張泛黃榜單的第四行，常有人疑惑地停頓：周純全是誰？事實上，若把1933年的川陜蘇區比作一張棋盤，他正是能決定落子方向的那枚關鍵棋子。

故事要從湖北黃安說起。1905年，他出生在一個只夠糊口的貧苦農家。父親靠幾畝薄地度日，母親常年為地主縫衣。14歲那年，家中口糧見底，他背著干糧袋踏上去武漢的船。

初到漢口織布廠，他從搬運紗包做起，日夜顛倒是常態。一次停工爭薪的夜談，讓他第一次聽到了“共產黨”三個字。那句“要想活路，就得自己鬧”，像鐵梭一樣扎進心里。1926年春，他在長江碼頭按下指印，成為一名黨員。

黃麻起義爆發時，他不過22歲，卻已能帶幾十名工友沖擊團防局。槍炮聲中，他右眼濺入彈片，鮮血順著面頰直流，他卻捂眼繼續號令：“往前頂！”自此，江漢平原多了個外號——“周瞎子”。

起義失敗后，大部隊化整為零，轉入大別山區。憑著熟悉地形，他被推舉為鄂豫皖游擊總司令。樅樹嶺伏擊、雙橋河夜襲，一串小勝串起根據地雛形。第三次反“圍剿”打響，他用游擊戰配合主力，硬是讓蔣介石調來的七十七師撲了個空。

1932年冬，蔣介石親臨武漢，下令四十萬大軍第四次“圍剿”。紅十師在棗陽被七個師圍成鐵桶。師長王宏坤負重傷，只剩政委周純全一人領兵。他干脆把兩個團骨干編成突擊隊，夜里貼近敵火力點，手榴彈、刺刀輪番上，愣把通道撕開。那次突圍，他的棉帽被子彈掀飛三次。

脫險后，又遇漢江天寒無渡。無船怎么辦？他脫掉棉襖，第一個跳進刺骨江水，邊游邊喊：“跟我來！掉隊就完！”后隊見政委都拼了命，也陸續下水。追兵被甩在對岸，只剩幾支冷槍。

憑此戰功，紅十師擴編為紅四軍，他升任政委。川陜蘇區反六路“圍攻”開始，他和徐向前配合，利用嘉陵江兩岸起伏地形，把劉湘部隊拆分成數段，各個擊破。短短兩個月，俘敵四萬。

巨大的戰績讓張國燾格外欣賞，1934年底，他被推上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隨后兼任川陜省委書記，不少戰士私下把他當作“方面軍第四號”。

但榮光很快被危機吞沒。1935年6月懋功會師，中央紅軍衣衫襤褸，紅四方面軍卻膀大腰圓。張國燾借機要權，提出增設“軍委常委”。省委電文由周純全簽發，他成了“見證人”。不少人認為他跟錯了隊伍。

7月到10月，張國燾強拉部隊南下，結果泥足深陷。金沙江、雅礱江一線損兵七成，十萬銳減至三萬。滾石灘上清點人數時，周純全站在河邊沉默很久。有人聽見他喃喃一句：“這不是打仗，這是折兵。”

1936年北上甘肅途中，他向軍委寫檢討，認錯態度誠懇。1937年初，更是主動要求到抗大當學員。“我得把腦子洗一洗。”這是那年窯洞里的原話。

在抗大，他先當生活指導干事，隨后頂替缺員的副校長兼大隊長。1940年秋日軍“掃蕩”來勢兇猛，他帶機關邊打邊撤，途中扛起一挺戰利品輕機槍，點射壓制追兵，掩護學生安全越溝。事后學生敬禮，他只擺手：“戰斗這碗飯，我還沒忘味。”

抗戰勝利后，他被派往東北任遼東省實業廳廳長兼本溪煤鐵公司總經理。正面戰場雖不再有炮火，他卻要讓數萬職工在廢墟上把爐火重燃，為解放軍供鋼供煤。旅順口的石子路上，他親自蹲在軌枕旁校驗軌距，保證運輸線趕在遼沈戰役前搶通。

也是在東北，右眼舊傷反復發炎，最終完全失明。醫生勸他歇一歇，他笑說：“看文件用一只就夠。”

1950年，朝鮮局勢驟變。彭德懷要一位熟后勤、懂前線的人，名冊翻了翻，停在周純全那一行。志愿軍入朝后，他沿著清川江布設運輸線，白天飛機轟炸，他夜里組織搶修。最緊張的一次，鐵路橋被炸斷三跨，他要求六小時內鋪設便橋，接通車皮。凌晨三點，第一列滿載炮彈的列車轟隆過去，彭德懷握著電報說：“老周行。”

1955年授銜，他摘下眼罩敬禮，上將肩章與黑布帶形成強烈對比。臺下有人竊竊私語：“獨目上將，就他一位。”他卻淡淡一句：“打仗失去眼睛，總比失去方向好。”

然而此后很少再見公開報道。原因并不神秘：一是早年同張國燾的瓜葛，他自己就刻意低調；二是從抗大起，他認定后勤是新的戰場，離開喧囂更能干實事。中南軍區后勤部政委任內，他把“戰備搬得動”寫進倉庫制度，后來成為全軍通則雛形。

1985年病逝前，他給老部下留下一行字：“人活一世，前半程靠沖，后半程靠撐；不管在哪兒，別讓隊伍斷糧。”沒有豪言壯語，卻道出他一生信條。

回想周純全，從黃安窮孩子到獨目上將，轉折一次次出現在“不走尋常路”的節點：工人運動、游擊戰爭、川陜決策、抗大再出發、跨國后勤戰。失去眼睛沒讓他止步，南下失誤也沒把他打垮。很多戰友提起他，都用一句評價結尾：“老周，靠得住。”這四個字，比任何頭銜都硬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