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制定“十五五”增長目標，關鍵要突破幾個誤區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發院名譽院長、南南學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

在復旦經濟學院建院四十周年之際，第十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于11月23日在上海隆重舉行。 會上大咖云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發院名譽院長、南南學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做了主題演講。

演講中，他大膽判斷：整個發達國家會面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迷失的20年”；十五五期間，美國很可能會出現像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那樣的人工智能泡沫破滅。

林毅夫認為，當前美國遏制中國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心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林毅夫認為，應對美國挑戰的根本，就是中國自身的發展。他再次重申多年前的樂觀預測——2035年前中國仍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但為什么這些年，中國實際增速大大低于這個經濟增長潛力？他解釋稱，主要歸因于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國應對美國卡脖子的風險所付出的代價，其二是經濟信心的不足。而經濟信心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是被國外流行的言論所誤導。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提振經濟發展信心，首先學界和媒體界要講清楚，中國經濟過去十年下滑的原因并不是體制機制原因，而是外部原因所致。其次，就是要突破理論桎梏，采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實現5%以上的更快增長。

以下是觀察者網整理的林毅夫教授發言，經林教授審閱后，分享給讀者朋友們。

各位學界和業界的朋友，上午好！

第一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舉辦的時候，我參加了；這次是第十屆，很高興我也能來參加。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談談十五五時期我國將面臨的國際經濟情況、中美對弈形勢，以及我們如何來制定十五五規劃時期的增長目標和策略。

十五五時期，美國人工智能泡沫可能會爆發

我認為，總的來講，十五五時期，我們面對的國際經濟形勢會非常疲軟。實際上，發達國家從2008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后，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蘇。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美國從1960年到2008年的年均GDP增長速度是3.3%；從2008年到2024年，美國平均年增長速度只有2.1%，下降了三分之一。歐元區國家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1960年到2008年是3.1%，但從2008年到2024年的平均增速只有1.1%，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OECD國家從1960年到2008年的年均增速是3.4%，但從2008年到2024年的年均增速只有1.6%，減了一半。

根據IMF的預測，2025年美國的增長速度是2.0%，2026年的增長速度是2.1%；歐元區在2025年、2026年的增長速度分別是1.2%和1.1%。

從以上這些數字指標來看，整個發達國家將面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迷失的20年”。

我們看到，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雖然爆發地點是美國，但相對而言，美國恢復的情況比歐元區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采取了無限制量化寬松政策來緩解國內的經濟頹勢。無限制的量化寬松政策，雖然幫助美國經濟恢復，但也帶來了不少后果。

這個后果首先表現在引發了不少美元套利行為。大量的短期資金流進發展中國家，一旦美國的利息稍微上升，資金又會迅速流出發展中國家，這種資金大進大出給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管理帶來巨大挑戰。不僅如此，大量美元本來應該以低利率投資于實體經濟，但實際情形是資金大量投入到具有投機性的股票市場。

道瓊斯指數11月29日收盤數據，已漲至47000多點 英為財情截圖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時，道瓊斯指數是12000多點。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都認為，12000點是有不少泡沫風險的。現在美國實體經濟實際上并沒有恢復，但是道瓊斯指數已經達到46000多點。如果說12000點就有泡沫了，46000點的泡沫風險就更大了。

2000年之前，有大量資金投入互聯網行業，本世紀初美國爆發了互聯網泡沫；現在的人工智能行業，也出現了類似的風險。我覺得，十五五時期很可能會出現像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那樣的人工智能泡沫破滅。并且這個泡沫的破滅，很可能像2008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帶來的美國金融經濟危機和全世界金融經濟危機那樣，具有破壞性。

這是我對十五五期間整個國際經濟形勢的一個總體判斷。

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美國可能會放棄遏制中國的想法

現在，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主要體現在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整個20世紀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最有影響力的經濟體。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就超過美國了。隨著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在這種狀況下，美國有一種“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心態，想利用它在軍事、金融、科技、話語上的優勢來壓制中國的發展。所以，從奧巴馬總統時代就采取了所謂的“重返亞太”策略，想用軍事力量來圍堵中國。在特朗普首個任期，他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拜登上臺之后想組成意識形態同盟，動員所謂與美國價值觀相同的國家跟中國脫鉤，搞逆全球化。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上來，在基本延續過去的政策之外，還變本加厲，而且這種遏制中國的態勢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202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的GDP已經達到了美國130%，所以眼看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上升，影響力隨之上升，美國一定要用它的優勢來壓制中國。我想這是最根本的矛盾。

這種矛盾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呢？我在一些場合和一些文章里也進行了分析，可能要等到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中國經濟規模達到美國兩倍的時候，美國才會收手。

我們現在是14億人口，美國3.3億，即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美國人口繼續增長，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這一基本事實大概不會改變。如果我們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我們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我們在各方面可以動員的物質力量就是美國的兩倍，這是第一。

第二，如果我們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國內三市五省，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加上東部沿海五省，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總人口4億多一點，比美國人口略高，他們的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跟美國相同的水平。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和產業和技術水平。到時候美國的科技優勢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很難再找到可以卡中國脖子的手段。

第三，當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和中國做貿易，美國得到的好處更大。在那種狀況下，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跟中國合作。尤其是美國的高科技企業，要維持高科技企業的競爭力，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而這又取決于企業的高利潤和巨大的市場規模。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到時候中國市場規模也會是美國的兩倍；有中國市場與沒有中國市場，對美國的高科技企業生死攸關。

同時，美國老百姓也需要中國價廉物美的產品。那時，美國既然沒有手段改變事實，又需要中國來幫助維持自己的增長，保證就業，以及維持社會穩定。基于美國自身利益，最后可能與中國重歸于好。

十五五應對美國挑戰的根本，要實現經濟更快發展

當然，人均GDP要達到美國的一半，這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當前中方用的一個詞，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來自外部的挑戰打壓可能隨時出現各種風高浪急、驚濤駭浪，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在此背景下，十五五時期我們如何來制定發展目標與應對措施？我想，十五五時期應對美國挑戰的根本，在于我們自身的發展。

目前中國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大約是美國的1/4，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的1/7，中國必須實現比美國更快的發展速度，人均GDP才能逐步提升到美國一半的水平。同樣，要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到2035年把中國建設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到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都需要更快速地發展。

以當前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七分之一（圖為1960-2024年中美人均GDP走勢圖）世界銀行截圖

但要實現更快速地發展，一方面要知道我們有多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我們怎樣來挖掘這個潛力。

對于未來中國還有多大的發展潛力，我在很多場合講過，我認為到2035年之前，我們還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我的判斷當然是有依據的。2019年我就開始關心這個問題，當年我們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2.6%，跟美國在生產力水平上有相當大的差距。有差距就代表著具備“后來者優勢”，而“后來者優勢”有多大，就看同樣有后來者優勢的國家，他們曾達到多高的發展速度。

我們看看歷史上的后發國家。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的時候，人均GDP處于美國的22-23%之間，但這三個國家在隨后16年里，人均GDP每年的增長速度都達到了8%以上。

這說明，根據具有同樣“后來者優勢”國家的實際增長經驗，我們完全有潛力實現人均GDP年均8%的增長。當然，我們現在面臨人口老齡化，人均GDP的增長約等于GDP總量的增速。所以，在2035年之前，根據“后來者優勢”，我們應該有保持8%增長的可能。

跟德國、日本和韓國相比，我們還有一個他們沒有的優勢，那就是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為我們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歷史機遇。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和發達國家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

在該領域的技術創新，我們有“人才”優勢，我們每年的STEM畢業生有600多萬人，比七國集團加起來還要多。而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優勢。再者，我們有全世界最齊全的產業配套，任何想法想要變成產品，所需要的零部件都是最好的，而且成本是最低的。此外，我們還有自己的體制優勢，善于利用“有效市場”來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利用“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家克服市場失靈。

如此來講，依靠“后來者優勢”，再加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優勢，我相信在2035年前我們能夠維持8%的經濟增長潛力。

中國經濟實際增速為什么不及8%，有兩大原因

當然各位可能說這只是潛力，這些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滑，到去年只有5.2%的增長，現在下滑壓力仍然很大，在此情況下，為什么還有這樣的潛力？

我們的增長率確實比潛力低了很多，一個大問題是美國要在技術上卡脖子，我們必須用新型舉國體制來應對，占用了大量戰略資源。除此之外，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恢復經濟增長的信心。

確實，這些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但在國際上，把我們增長下滑的原因都歸咎于自身體制機制問題，國內也有這種聲音。

比如有一種說法，認為“民營企業才有效率”，但“國企越做越大”，“擠占了民企的發展空間”，所以經濟肯定要下滑，這種說法正確嗎？到底是因為民退國不得不進，還是因為國進造成了民退？

實際上，根據前面的分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并沒有恢復。在2008年前，世界經濟增長率相對比較快，貿易增長率是世界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對我們影響更大的是國際貿易，其增速下滑得比世界經濟的增速下滑得還要快。從1978年到2018年，我們出口增長率每年是18%。從加入WTO以后到2008年，我們的出口增長率平均每年達到24%，現在年出口增長率一路下滑到3%、5%。

而我們的出口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出口增長速度突然間腰斬、甚至不及原來的四分之一，因此造成很大的產能過剩，投資機會也相應變少，投資信心降低。而且我們看到這種趨勢持續了十幾年。這種態勢不僅影響投資增長，也影響就業和未來預期。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當然要來穩增長保就業。而政府穩增長穩就業采取的措施，都是投資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比如2008年的時候高速公路只有6萬公里，現在超過19萬公里；2008年的高速鐵路只有1035公里，現在超過45000公里。這些大項目都是國有企業來投資的，都是穩就業穩增長的政府投資。

而且這些投資實際上是有利于民營企業的，因為這些投資所需要的鋼鐵水泥等等材料，大部分是民營企業生產的。同時，政府的大項目投資創造了就業，有了就業以后老百姓收入提高才會消費，而消費產品絕大多數也是民營企業生產的。

所以，國際上為了唱衰中國，將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歸咎于所謂“國進民退”，國內也有很多人這么說。

還有一種說法是將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放緩歸咎于所謂的人口老齡化。我們確實面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增長確實慢了，這是對的；但是，經濟增速從10年前下滑至今不是由于人口老齡化。

大家知道，對經濟增長來講，重要的不是勞動者數量，而是有效勞動的數量。有效勞動數量=勞動者數量×勞動者教育年限。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到 11.21年，退休年齡的勞動者教育年限是7年左右，而新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動者平均教育年齡是14年以上，所以有效勞動數量實際上在逐漸增加。

不僅是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全球有53個國家人口老齡化，這53個國家人口老齡化的前十年和后十年，其人均GDP的增長基本沒受影響；而且所謂的“未富先老國家”——人均GDP還沒有達到美國50%的人口老齡化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以后，經濟增長速度還在加速，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在加速。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不是黑天鵝事件，而是政府預期人口老齡化后勞動數量會減少，因此增加了教育投資，有效勞動數量增長了，所以經濟反而增長更快了。

截至2024年底，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11.21年。尤其是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超過14年，能有效緩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

但是國外這么說，國內也跟著這么唱，大家都覺得經濟下滑都是自己體制機制造成的，而且有些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很難改，當然就對未來經濟增長沒信心了。所以我希望我們學界、媒體把這個話講清楚。

突破理論桎梏，采取更積極的貨幣財政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更快增長

另外，我們要采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更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必須先在理論上突破。

現在限制我們采用積極貨幣政策的理論模型認為，貨幣是中性的，積極貨幣政策帶來的結果只是通貨膨脹。我在倡導新結構經濟學，我研究了這些理論模型，它們的假定前提是經濟周期波動，生產力水平不提高。在此情況下，貨幣政策是周期政策，一旦增發貨幣，最后就變成通貨膨脹。但是我們的經濟是不斷增長的，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如果增發的貨幣是用來支持讓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那么只要貨幣增發的速度不高于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規模擴大的速度，通貨膨脹就不會增加，所以貨幣是非中性的。

我們必須在理論上突破，采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尤其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用結構性貨幣政策，給予增長部門更寬松的信貸，促進經濟更快增長。

第二，財政政策也要更積極，但同樣需要理論突破：其一是認為財政赤字不能超過3%，其二是所謂李嘉圖等價。

研究經濟理論的都知道，只要赤字的增長速度低于GDP的增長速度，不會影響政府的支付能力，這是學界普遍認識。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是歐元區國家提出的財政紀律。歐元區國家貨幣統一了，但財政沒統一，他們擔心有些國家財政赤字過大，超過前面談到的1960-2008年間年均3.1%的增長速度，赤字貨幣化造成通貨膨脹，使得財政赤字小的國家多支付通貨膨脹稅，于是要求歐元區國家的赤字不能超過3%。這是歐盟區特殊的貨幣和財政安排，但這一安排并沒有普遍性意義。

我們經濟增長速度超過5%，那為什么我們財政赤字不能超過3%？這是沒有道理的。尤其我們的財政赤字是用來投資有資產擔保的項目的，不像國外的財政赤字是用來消費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要突破的是李嘉圖等價。現在的財政教科書說，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進行投資，即使現在能創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但是政府財政赤字增加了，將來為了還債，就要提高稅收；但老百姓是理性的，即使現在有就業有工資，但預期將來稅收要增加，他們為了平滑消費，就會增加儲蓄，最終結果是：政府的投資支出雖然增加，但老百姓的消費支出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沒有變化，因而經濟無法走出危機，結果只是財政赤字增加，這就是李嘉圖等價。

但是李嘉圖等價跟我前面講的貨幣模型一樣，也是假定GDP不增長、生產力水平不提高的。很明顯，我們的經濟在增長，生產力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如果我們把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用來投資于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大項目，比如基礎設施，投資創造了就業，將來危機過后由于增長瓶頸的消除，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增長加快，政府財政稅收也會隨之增加，于是政府可以用未來財政稅收增加來償還現在的債務，政府并不需要額外增加稅收，老百姓也不會增加儲蓄來抵消政府支出，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刺激總需求，幫助經濟走出危機，李嘉圖等價就不存在了。

實際上我們曾運用積極財政政策成功抵御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前，中央政府的負債占GDP的比重是25%；為了抵御危機，中國建了很多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電站等等，政府負債到2002-2003年增加到36%。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雖然這段時間政府的稅率在下降，但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重新下降到25%。

原因是什么？是因為政府投資于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中國經濟在2001-2003后的增長加速，在稅率下降的情況下，由于經濟增長加速帶來的稅收增加能夠幫助消化債務。這說明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能夠幫助經濟更快走出低迷。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機會，有增長的潛力。要實現比5%更高的增長速度是有可能的，但要克服我們的認識，包括對當前經濟下滑原因的認識，以及對我們政策手段應用空間的認識，這個認識需要理論的創新。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