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硅谷的科技浪潮及其風花雪月——2025年美國游學札記之三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講席教授

作者授權發布

關于美國硅谷的興起和發達、“硅谷七姐妹”的驕人業績，以及斯坦福大學在其扮演的發動機式的孵化作用，這些年來，美國以及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的各種媒體之連篇累牘的報道，早就充斥著人們的視聽聞見，在我的美國游學札記中，我不準備多說，且我非高科技（計算機科學、生物科學和互聯網等）專業人士，也實在是沒有能力予以細說。不過，時隔六年我訪學美國，首次來到斯坦福小住三個多月，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夙興夜寐、流連忘返，還是感受到美西大學的獨特風韻，尤其是給予我們這些搞社會科學研究的教授們的巨大刺激。

應該指出，美利堅是幸運的，是蒙受上帝特別眷顧的福地。追溯美國的歷史，它有一個生命力逐漸擴展的從東朝西的軌跡，即從環大西洋到環太平洋的文明演進路程。先是美東的新英格蘭及其諸州的興起，這里孕育著美國的從獨立戰爭到建國史直到南北內戰史的故事，盡管其中也有美利堅的西部邊疆拓展，但美利堅的中心還是圍繞著美東部分展開的，從新英格蘭的波士頓、費城、首都華盛頓、紐約，到弗吉尼亞、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新澤西，它們構成了美國的中心。正是美東諸州，以及各個大城市的建立，還有基督新教的福音傳播，常春藤大學譜系的發育生長，還有聯邦政府的構建、運作和完善，成就了一個新的美利堅合眾國家。隨著一戰、二戰，尤其是冷戰結束和全球化的拓展，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美國歷史開始發生重大的地理性的變化，即也有著一個逐漸的東降西升的歷程。這個西部美國的大發展，是以晚近新一輪高新科技的崛起引起世界關注的，而在其中，身處加州中心之地的斯坦福大學及其孵化催生的硅谷高新科技的研發，占據著首要的位置。從美國史的角度看，所謂美國西部，一般指的是以密西西比河為分界線的美國以西的廣袤地域，它們占據了美國一半的土地，但細說起來，美西又分為不同的地區，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加利福尼亞州、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俄克拉荷馬州、德克薩斯州及猶他州又被視為美國西南部，蒙大拿州、懷俄明州、愛達荷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則是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三州位于太平洋沿岸，又被稱為美國西岸。整個美西部分一開始顯然是從屬于美國東部核心區域的，雖然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以及圣地亞哥等城市以及所屬的加州，還有南部的德州，以及加州一號公路的修建，加州北水南調運河的開通，它們的強勁發展，背靠著南北縱橫的落基山脈，也形成了一個環太平洋西海岸的繁榮之弧線，但在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國計民生等方面，也還是難以匹敵美東兩百年歷史所積淀的厚重底蘊以及政治、交融的核心地位。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高新科技的新一輪大發展，使得美國的政治文化和科技貿易的版圖構造，發生了一次深遠的變化，即加州圍繞著灣區所形成了硅谷科技貿易，以及由此所帶動起來的美國乃至世界產業鏈的高階提升，使得美西，尤其是加州灣區，具備了引領世界高新科技前沿的勢能，并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大有蓬勃發展之氣象。

在此境況之下，斯坦福大學以及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磯分校等，它們發揮著圃育硅谷科技的引領和引擎的作用。關于斯坦福大學的學術研究以及實驗室的網絡狀擴張，這個產學研三位一體的自生自發機制，已經被多家媒體以及研究機構揭示出來。確實如此，在硅谷的核心產業園區，一系列生機勃勃的實驗研發和生產銷售相互結合的模式，打破了傳統大學的運行邏輯，尤其是通過金融機制的風險投資的加持，一波又一波的研發公司在斯坦福的硅谷中誕生出來，并且獲得了飛速的發展。高新科技著名的“硅谷七姐妹”，即微軟公司、蘋果公司、Meta公司、谷歌公司、英偉達公司、亞馬遜公司、斯特拉公司，它們的雛型大多誕生于硅谷，或者其發展與斯坦福、伯克利的研究實驗室有著密切的關系，并很快就被投資機制激活，形成了一個網絡市場的蛙聲效應。

它們彼此聚焦在斯坦福的周圍，利用研發實驗室的得天獨厚的地理空間優勢以及美國聯邦和加州自治的財政與司法的大力支持，成為美國高新科技的孵化地，數十個在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科學、生物醫學和互聯網傳播等方面的頭部大公司在這里形成，并成為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引擎，其蘊含的經濟和金融效能、前沿科學的研發優勢和國民財富乃至軍工體制的大力擴展，在美國已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高新科技的板塊成為美國綜合國家能力的標志，同時也極大地提高了這個地域的個人財富和自由開放的程度。由此，有論者指出，美國的科技中心已經從美東轉移至美西，雖然東部也有麻省理工、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但難以形成硅谷效應，而斯坦福周邊形成的灣區硅谷，以及美西沿海的從西雅圖、洛杉磯到舊金山一帶的高新科技的研發矩陣和產業鏈，由于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諸州的普通法法治傳統，還有美國大學特有的自由、自治原則，則擔負起美國神話的新篇章，說美國的西升東降也非一句戲言。

與西歐的整體衰落相比，美利堅依然還是一個充滿生命活力的國家，雖然美國的兩黨政治斗爭，尤其是民主黨的瞎搞，敗壞了美國的堅強體格，使得二戰前后十分強大的工業生產的產業鏈被抽空和轉移到其他后發國家，致使美國的中北部地區難以得到有效的發展，舊的重工業產業區淪為所謂的鐵銹帶，但盡管如此，美國社會的自由開放仍然還是活力充沛的。走筆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新的契機，即有論者已經指出，加州硅谷的高新科技優勢正在被多種因素所侵蝕，例如加州民主黨的移民政策和治理能力，高稅收、高物價以及房地產價格的激增，還有行政審批、社會治安、移民（非法）規制，等等，使得其生命力和創新能力面臨挑戰。但是，此起彼伏，新的一塊廣袤區域很有可能接續硅谷和加州，成為美國又一輪國民經濟和個人發展、高科技公司的孵化地，那就是德克薩斯、佐治亞和北卡等三州。

蘋果公司總部Apple Park，位于加利福尼亞州的庫比蒂諾，硅谷的核心地區。圖源：Wikipedia

這些州的開放勢頭，以及在社會治理、經濟評估以及財政稅收、行政審批、人才引進、風險投資和產業新創等諸多方面，已經超越了加州硅谷和西雅圖等地區，成為美國國家實力和個人財富以及個人自由的新一輪隆盛之地。另外，隨著特朗普共和黨的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實施，很可能又為成為美國MAGA的推動力。總的來說，美國的大地孕育著難以遏制的旺盛的生命力，東西開合、南北打通，不得不使人感嘆他的獨特性，即山巔之國的神的祝福。

我至今還忘不了，初到斯坦福，多少個夜闌人靜的時候，我一個人坐在住所門前的椅子上，靜靜地抽著香煙，遙望著幽深而明亮的星空，思考著我腳下的這塊土地，這是一塊具有著何種威力的土地哦！離我不遠的校區，一幢幢聯體而不高的建筑物，那些白天人流穿梭的教室或實驗室，雖然比我所在的中國大學校區的建筑大樓要古老和雅致，但與歐洲那些大學的建筑群落相比，則要現代和簡約得多，盡管如此，也依然保持著某種典雅的風格，與國內大學的現代文盲的鋼筋水泥之疊壘，還是迥然不同的。斯坦福的建校故事也是一個美好而神奇的傳說，他的宏闊、豪邁及其這些年的快速發展及其彩虹效應，使得他在美國的眾多大學中脫穎而出，卓然而立，儼然在美西形成與哈佛大學雙峰對峙、砥礪有成的態勢，由此引來各國學子和游客的觀摩朝拜，白天的熙熙攘攘，落英繽紛，使人目不暇接。

現在的夜半時分，則是另外一番景況，我能感受到一種別樣的氣息，在幽靜的圖書館和實驗室里，或許也還在熱火朝天地進行著某種課題攻關，這里的每一天都是不平凡的，充滿著神奇的火焰。我在近日的一份感言中曾經這樣寫道，美東的大學具有著人文的底蘊，像普林斯頓、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在寒風凜冽的冬日，雨雪的紛紛揚揚中，呈現出一種厚重、宏闊而謹慎的哲思，相比之下，同樣是在美利堅的冬日，中國節氣的春節前后，這里沒有美東的寒冷以及魂靈的震顫，反而是溫潤、爽朗、遼遠的充滿著某種愉悅心靈的啟迪，尤其是在午后的陽光之下，那真是燦爛的心花怒放的感受。靈明而剔透，溫潤而悠長，我似乎突然意識到，這就是硅谷的精神風范，是迥異于美東歷史沉積的另外一種體現著高新科技文明的卓越風姿。

在斯坦福的這些天，朋友們帶著我參觀了幾個著名科技公司的總部，例如離我住所不遠的蘋果公司和微軟公司，這些科技公司的特征是卓爾不凡但又親切可感，不像中國一線大城市里的所謂大廠，僅僅是摩天大樓及其冰冷的外殼。創造性的心智和樸實的技藝，它們是需要自由的精神予以澆灌的，遠非某種國家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誘惑所能捕獲。此時恰是中國的DeepSeek發布之時，也是英偉達的嘉年華在硅谷召開之際，各種人工智能，升級版的AI實驗，算法，生物科技、納米芯片，以及互聯網矩陣，還有多中心主義的復合與聚散，從0到1，以及從1到10，林林總總，噴薄而出。我參加過多種形式的討論會，也到過一些小型的實驗室觀摩，還有與若干風險投資朋友的聚餐，甚至與各路高手在一起打中國式的流行撲克牌摜蛋，雖然我是個外行，他們之間討論的專業行話我也是懵懵懂懂，其實根本不懂，但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法科教授，我還是感受到這里彌漫著某種與國內的科技創新所不一樣的味道和氣息。

例如，我結識的投資人王哥，他主要關注的是散布在硅谷附近的斯坦福大學一些小而精的實驗室，那里蟄伏著一批年輕的才華橫溢的博士后或青年創業者，他們在跟著導師教授學習之時，就組建了各種形態的小實驗室，這些小實驗室在大多情況下都是相關學科的技術前沿，不知哪一天就會勃然爆發。這類情況在斯坦福、硅谷太多了，關鍵是資本的力量能夠選擇恰當的時機進入這里的毛細孔，呵呵，王哥就是隨時等待入局的獵物者。記得他在一個飯局中把一位姍姍來遲的女博士后介紹給我，說是他的小師妹，并說她的集成腦神經元算力的研究不下于李飛飛，我們在一起喝酒聊天，充分享受著這里奔放的自由氣息。應該說，在硅谷，在斯坦福，諸如王飛飛、張文鋒，還有李斯克、馬蓋茨之類的，來自中國、印度和歐洲的少年天才有很多，誰能猜測到，某一天他們（她們）之中又成群結隊地噴發出新一輪的高新科技的大升騰呢？

說起李飛飛，她不久前就在一個人工智能的新品發布會上，就指出她領導的Agent AI所提出的統一的“智能體Transformer”范式，與DeepSeek的最大區別，是開源性的原創計算力。當然，李飛飛的團隊，只是一個個案，抑或只是一種符號，在她們背后，在斯坦福、硅谷以及廣袤的美利堅的大地上，有多少來自世界各地的、還未成名的、孕育著強大爆發力的小李飛飛、小喬布斯、小馬斯克們，他們正在枕戈待旦地等待著出場時機，支撐他們的最核心的原動力就是自由。自由與創造，財富、公益與多彩的人生，不言而喻，這就是美國，也是最吸引人才的彩虹效應的精髓所在。

這些天來，在斯坦福，我除了參加學術交流和各種會議之外，還參加了各種形式的社區互動。例如，我參加過新近時髦的匹克球運動，這是一種介于網球、羽毛球和乒乓球之間的一種新式運動，在美西和美東的大學非常流行，確實這種運動綜合了激烈與優雅的特性，還有一定的競賽性，適合智識人參加。此外，我還參加摜蛋，這在華人圈子里也很流行，甚至替代了德州撲克，大家一邊摜蛋，一邊溝通各種信息，不亦樂乎。還有幾位老教授的周日爬山徒步活動，以及各種各樣的音樂會和灣區的學術講座，我應邀講了幾次，談我的新書，莎士比亞的歷史劇，還有晚清時期的東南互保，甚至還欣賞了華人脫口秀的表演，我還參加了基督教的家庭聚會，分享圣經的查經活動，也還組織過讀書會，給他們講過通識教育。在春節的一次活動中，許小年教授與我談到了一個共識和建議，就是如何在硅谷的華人社區推廣通識教育。其實，通識教育本來就發端于歐美，所謂哈佛通識紅皮書，以及芝加哥大學，包括斯坦福大學，都有豐富而成功的通識教育。

對此，我前不久還與北大元培教育的推動者L教授，曾經深聊過這個問題，他說自己當年回北大，主要的一個想法就是推動北大的通識教育。說起此事，我也有親身的感受，十多年前我首次在北航創建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其主旨便是推動理工科大學的通識教育，真正的通識教育乃是通過閱讀東西方經典，樹立學生們的文明觀、歷史演進觀以及獨立的人格和現代公民意識，中國大學就理工科專業教育來看，并不弱于英美國家的大學，但是最缺乏的還是獨立自由的人格、公共意識、合作精神以及創造性的想象力，等等。在斯坦福和硅谷，我們看到了真正的通識教育的成就，那些前赴后繼的一代科技精英，追溯其內在的思想源頭和創新的激情，無不與早年在中小學乃至大學期間的通識教育密切相關。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學就缺乏這方面的通識教育，學生們對于何為自由人格和公民品質以及社會合作、規則憲章以及創造性的激情和共情的人性覺醒，所知甚少，致使他們的創造性能力很快就達到了天花板的限制。

有感于現今來斯坦福和硅谷的中國年輕的科技天才以及金融投資者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不小的社區網絡，他們有別于前十年來美的青年人，也不再聚集在美東的大學以及華爾街左右，大批的中國富人、科技英才和金融投資者，越來越多地聚集在硅谷和斯坦福、加州大學若干分校的左右，這是中國改開之后的一種新情況，構成了第三代際的華人移民圈。說起來第一代際的華人移民是改革開放前的傳統中國的移民，比較低端，舊金山的老城以及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唐人街是其標志。第二代際的華人移民是十多年前移民美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他們大多留住在美東的各大城市，所學也是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工商、法律和科技，扎根在美國中產階級的主流頻道，相比第一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躍遷。

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十年來一個新的情況出現了，并越來越凸顯，那就是一批財富精英和一批前沿科學的新銳，諸如一批億萬富豪和從事AI、人工智能、計算機網絡、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工程材料科學、氣候和環境科學等方面的卓越人才，開始涌到美西，沿著西海岸線，從洛杉磯、西雅圖到硅谷、圣地亞哥，甚至開始到德州等地區，他們成為與前兩代完全不同的第三代華人移民群落，尤其在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硅谷灣區，開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出現像喬布斯、比爾蓋茨、馬斯克以及巴菲特、德魯克等大師級的人物。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還需要時間的孕育，但有一個原因則是明顯的，那就是這些科技精英和財富精英，在他們的成長道路中，大多缺乏某種真正的通識教育，他們的天才能力和創造的激情中還或缺某種高貴人格以及自由品質的孵育和潤澤。

記得在一次與硅谷華人科技和投資圈朋友的聚會中，當他們問起如何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更上層樓時，許小年教授諄諄教導說，讀書，學習，讀經典，重經驗，勤思考。他進而闡釋說，經典著作很多，但他最為推崇兩本書，尤其是對于在中國有過經商經歷的青年企業家們來說，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和《美國的民主》，這兩本書就夠了，但要反反復復地閱讀，要結合自己的經驗閱讀。第一本書，促使我們很好地理解我們曾經生長的社會環境以及它們對于自由精神的壓制，了解這個社會是如何走向左翼極權主義及其災難性后果，第二本書，則是幫助我們理解真正的英美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自由、法治、社區自治以及共和精神和個人獨立人格的生長，理解美國為什么是一個憲政國家以及內在的精神支撐，正是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才可能有個人的自由和創造性的激情，以及社區城鎮的繁榮，財富和科技的難以遏制的擴展。

一個是舊專制制度，一個是新共和國，對于美利堅，要在這樣的新舊對比的交匯中，我們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如此我們才能在這塊土地上獲得長足的發展。我完全贊同許小年的觀點，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努力在國內外倡導英美的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我們認為英美一系，保守自由主義才是現代文明的根本，在我們看來，早期的硅谷科技，以及自由擴展的生態，是美國精神的不期而然的體現，雖然科技精英們和企業家們未必每個人都閱讀過托克維爾以及洛克、伯克、休謨和亞當·斯密，但內在的精神乃是貫通的，美國精神說到底就是自由共和的精神。

在今天的中國，雖然沒有業已蓬勃發展起來的硅谷、斯坦福，但我們也有某種原生態的自由創造的精神底蘊，這種情感和理智不是某個國家所獨具的，而是根植于人性本身之中的，凡夫農夫和少年天才，普羅大眾和城鎮青年，都能夠生長出如此旺盛的創造性的力量，關鍵是社會環境，是歷史傳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與社會規制的張力沖突。托克維爾在他的兩本書中，為我們揭示了一個舊制度的反復無常的掙扎過程及其災難性的后果，同時也描繪了一個新聯邦的廣闊美好的前景，他所憑借的解剖刀就是法治與民情，依據的理論基石便是自由與共和的精神，在他眼里，舊制度與新聯邦是相互對立和抵牾的。

巴黎雖然美輪美奐、金碧輝煌，美利堅雖然偏遠荒涼、粗鄙無序，但是，他們的未來卻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侈靡毀壞、專制暴虐，來回折騰，最終革命不斷，窮兵黷武，僭主專制，國家機器縱橫跋扈，文人烏托邦橫溢斜出，而后者卻是城鎮綿延，星火燎原，在商貿鼎沸、民情淳樸的自由發展中，開辟出一個從新英格蘭到美國腹地，即貫穿著早期西部運動以及南北戰爭后的大融合，進而大力開發環太平洋的西海岸直到北上阿拉斯加南至德州的從東到西、從北到南的社會運動的廣闊圖景，其依托的精神乃是美國的個人自由、地方自治、普通法和共和民主的精神，由此這塊新大陸成為繁榮富強的新世界。沿著托克維爾的思想邏輯，美國硅谷的產生絕非偶然，它在美西的加州、斯坦福之處發育和凸顯，帶動起美利堅進入一個高新科技的新時代也是順理成章的，它們是美國精神，或者進一步說是英美精神的延續和自發秩序的產物。

回望中國，在二百余年的近現代歷史進程中，我們是在古今、新舊之變革的夾縫中艱難生存下來的，在其中，舊制度的殘存勢力依然十分強大和蠻橫，但一種源自英美的自由共和精神以及聯省自治、地方自治和民營經濟、市場貿易、個人自由、契約精神，也從來沒有斷絕過，并隨著中國社會的歷史演變，艱難困苦地蟄伏著，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以及與美國為中心的世界主導力量的和解與友好往來，獲得了飛速的擴展，這乃是中國社會潛在的命運之所系，民情之所寄，精神之所在。這個關于中國近世以降的改革開放的一波三折、九曲回腸的進步與倒退、建國與毀國的故事，論述諸多，我在此不再多說，還是回到最新一波的高新科技的研發和創造這個主題。應該說，關于高新科技中國大地上也不是沒有端倪，甚至在分享著全球化的紅利時，我們還有所斬獲。

與此相關的，在我國各地，尤其是沿海沿江興起的高新技術開發區，也是轟轟烈烈，雖然大多是一場鬧劇，但也孵化出諸如杭州、深圳、港澳深大灣區等一系列富有生機的科技園區，我在斯坦福訪學的時間，諸如DeepSeek的崛起似乎引發了硅谷的一片恐慌，一時之間，中國狼殺進來了的聲音不絕于耳。對此，我們這批深知中國國情的中國學者卻很不以為然，我們知道中國問題的癥結，固然中國有無數卓越不凡的天才人物，他們在創造著歷史，自發地發揮著本己的生命活力，在一樁樁、一件件地演繹著硅谷中的那些神奇之跡，但大的社會環境卻是禁錮而專橫的，最終的民企事業會被國家或國有企業所捆綁，逃不出這個魔障，作為工具而被其捕獲，這是數代中國人的宿命。美國之所以成功，在于它的民情、在于它的自治，在于它的自由制度，在于它有一個無限開闊的社會環境和法治根基。

一位來自浙江大學本碩博現在斯坦福從事金融工程學博士后研究的王君，曾經找我聊天。他說他近來很糾結，即將博士后出站，現在是回國創業還是留在硅谷工作，一時間難以取舍。期間他也曾回國考察，杭州、深圳等地，各種創業公司紛紛崛起，勢頭正旺，多個國有大企業也向他發出橄欖枝，許以重金招聘，很有誘惑力。他覺得自己還沒有充分習得斯坦福和硅谷的精髓，貿然離開，也殊感可惜，但要真正留下來，一是失去了國內的大好機會，二是留下來的各種移民身份事宜也并非很好解決，于是，輾轉反側，很是焦慮。對此，我無法給予確切的答案，我覺得這位王君遇到的問題，是我這次游學斯坦福遇到的很多年輕人的普遍問題，有數學天賦的畢業生，有金融經貿領域的創新之士，都經歷了美國高新科技的洗禮，并感受到這一輪時代風潮的新機會，但每個人又都有自己的私人化的問題，今后如何發展都面臨諸多選擇和挑戰，事業憂慮、身份憂慮、個人經濟和情感憂慮，也是非常之多的。

硅谷區位

我曾經與朋友戲言，在硅谷開一家私人心理精神診所，肯定會賺大錢。呵呵。還是回到上面的正題上來，我對王君這樣說道，你的考慮以及焦慮，要有一個尺度和風險的把控，要在一個長久的事業和短期的獲利的兩個不同標準的平衡中，尋找答案。美國這里是一片自由發展的廣闊天地，它的制度環境以及民情習俗，以及美國精神，是鼓勵創新和成功的，是激勵個人奮斗和群體合作的，是真正的個人主義、社區自治與共和精神，真正有才能有抱負且真情實干的人，在這里是不會浪費生命的。這里沒有中國的傳統宗法以及國家管控的痼疾之約束，有志向并有才能的人終究會得到大的發展，成就一番非凡的事業和人生。這是一個大尺度的考量。最終，要看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你真正的追求是什么，你如何認知自己，如何定位自己。所以，最終是你的人生決斷。決斷，對于國家如此，對于每個人也是如此，我一直認為，我們要關注決斷這個問題。

說起決斷，我還在多說幾句，我是研究憲法學的，一般說來，憲法學研究的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結構，以及個人權利的法治保障和政府體制的分權制衡的運作，不過，國家的制度來自社會的認同和遵奉，這里有一個演進的歷史進程。正是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決斷問題出現了，也就說，何時需要通過一種人民的決斷來決定憲法的行使呢？歷史并非均勻的，而是有時處于日常時期，有時處于動變時期，即非常時期，變與不變，如何變，如何守護，等等，就需要決斷來處理。但由誰決斷，如何決斷，這些就成為憲法學的更為深層的問題，美國憲法學家阿克曼，以及德國憲法學家施米特，甚至我在中國倡導政治憲法學，關注的就是諸如此類的問題。初到美國，這次來斯坦福訪學，我也是用這樣的目光來看待我所接觸的人和事。憲法學離我們遠嗎？其實就在我們身邊，我們無時無刻不處于一定的憲法結構中。就說美國的硅谷，以及斯坦福吧，也離憲法不遠，它的產生與發揚，固然與高科技研發有關，與大學和社區自治，與個人的自由創新有關，但它們存在的前提，是有一部美國憲法的保障。

中國或其他國家之所以產生不了硅谷、斯坦福，說到底是沒有美國那樣的憲法，雖然也有名義上的憲法，但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憲法。我在斯坦福這段時間，有一種感覺，即此時的美國似乎正處于一個社會的巨變時期，大部分人看到的是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巨大變化，例如，特朗普新又入主白宮，搞起一系列行政令，大刀闊斧地推進政府政策的實施，美國經濟也是很不穩定，通貨膨脹以及聯邦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對外經貿關系也是迥然不同于過去的民主黨，體現著美國利益優先的國家規劃，但這些都是表面現象，關鍵是美國是否進入到一個憲法的變革時期。也有人認為美國陷入憲法危機，特朗普破壞了現行的美國憲政體制，究竟是憲法危機還是憲法變革，是政府或總統說了算，還是美國人民說了算，如何表達人民的聲音，人民是否需要憲法變革，人民究竟在哪里，這一系列問題，其實都最終要回到關于憲法的決斷上來，即是否和如何代表人民的決斷。

我不是研究高新科技的，不是研究經貿商業的，作為一個憲法學家，我更愿意從憲法的視角看待問題，是的，美國確實處在一個巨大變革的時期，是需要一場憲法革命了，當然，憲法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不是階級斗爭，不是法西斯專政，更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些謾罵特朗普為法西斯、為獨裁暴君的，顯然是無稽之談。但美國變革的源流卻是其來有自，甚至其中的一個思想源頭，恰恰是來自硅谷的思想家們，這就是近期被熱烈炒作的關于“黑暗啟蒙主義” （Dark Enlightenment）的思想觀念。

據說這是一小撮最前沿的高新科技的理論家們的思想炮制，他們最早蟄伏于硅谷的幾個天才人物心中，秘不示人，后來經過理論家諸如柯蒂斯·雅文、尼克·蘭德、彼得·蒂爾等人的鼓吹和打造，成為一種小眾而尖銳的思想時尚，在硅谷乃至其他高新科技的前沿高手中流傳，從隱微到顯白，走到了思想理論界的前臺。初看起來，這種思想是顛覆性的，直接推翻了主流思想界對于現代社會以及歐美政治的解釋，他們反對民主與平等，認為民主是“多數人對精英的暴政”，主張由科技巨頭、世襲貴族或算法治理取代民主決策。例如，柯蒂斯·雅文提出“政府即企業”，主張總統成為“CEO式君主”，以突破官僚束縛實現高效管理，他們還主張技術威權主義，推崇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工具，構建“算法治理”或“AI君主制”，將國家視為可編程系統，通過技術手段強化社會控制。

這種黑暗啟蒙主義又被稱之為新反動主義（Neoreactionary Movement），具有著高新科技時代的反民主、反平等、反啟蒙的政治思想特征。

應該指出，黑暗啟蒙的思想雖然怪異，但確實揭示了歐洲思想中某種隱秘的問題，即自由與民主或自由與平等的吊詭關系。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兩者是被捆綁且相互促進、合為一體的，尤其是在歐陸思想家們中，自由與民主不分軒輊，甚至后者更為根本，民主社會成為人類歷史的最主要訴求，這也是西方左翼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的理論基礎。但是，這種思想觀念的混淆，尤其是民主或平等高于自由的思想，卻擾亂了思想史的涇渭，扭曲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本意，而這早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家們那里，本來是清晰明確的，美國之所以叫美利堅合眾國而不是美利堅民主國，就是因為在美國國父們眼中，自由與共和的價值，遠高于民主和平等的價值。

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關于現代國家之防范多數人的暴政，就是如此論證的，其實這個思想的源頭來自英國，在英國思想家伯克那里，就確立了自由優先的基本政治準則。幾經轉輾，歐洲的各種民主社會主義興起，馬克思列寧主義紅旗招展，加上美國民主黨的一路力挺，奧巴馬以降的數位總統長期入主白宮，遂使民主成為高于一起的核心價值，并把自由、公正、平等、女權主義、性別多元、移民開放、身份政治，糾合在一起，成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歐洲各國的各種民主社會主義黨派，更是如此，難怪有論者指出，東西方各種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歐洲的、美國的，加上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他們在終極理想或烏托邦方面，幾乎如出一轍，都是民主的社會主義者，或全球化的共產主義者。追溯其本源，則來自啟蒙思想，尤其是法國的啟蒙思想。硅谷高新科技的思想家們，將這種顯赫的、光輝的、被人們推崇的、雄霸思想史之頂端的、永遠正確的思想稱之為“黑暗啟蒙”，并把其赤裸裸的真實面目揭示出來。

黑暗啟蒙思想并非僅僅是揭露，他們有著自己的理論，在他們看來，啟蒙思想是錯誤的，人類從根本性上說，從來就不是完全平等的，現代民主也是相對的，不可能具有平等一致的權利，他們把思想的源頭追溯到愛爾蘭的保守主義思想家伯克，試圖打造一個從英國的愛爾蘭經過蘇格蘭再到美利堅的思想路徑，即一種自由至上主義的理路，由此反對各種各樣的民主主義，尤其是北美的左翼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也正是因為此，有人把黑暗啟蒙的思想觀念，視為特朗普主義的一種理論依據或思想來源。從某種意義上說，黑暗啟蒙的思想與英美的保守主義，有著某種契合的方面，例如，強調自由的至上性、人類智力的不平等以及政府權威的有效性等，他們與保守主義是一致的。

但是，他們又不能說是經典的保守主義，或保守的自由主義，因為，他們并不認同保守主義的傳統原則，也不贊同保守自由主義的人性預設，于此相對立，他們更認同尼采之類的人性學說，反對基督教的倫理，把人類的希望寄托在一批卓越的特立獨行的建功立業的高新科技的天才人物上，寄托在硅谷的杰出的科技天才的征服社會乃至宇宙的宏偉計劃之中，因此，他們受到硅谷科技精英的某種熱情的追捧，賦予高新科技天才一種神圣的使命，指望他們能夠破解自由與民主、卓越與平凡之平等的悖論，這是黑暗啟蒙思想的一個特色。其實，從思想史上看，這種觀念并不稀奇，尼采、瓦格納，包括古代的柏拉圖，都有某種寄托于非凡人物、偉大英雄、曠世奇才和超人圣人、哲學王之類的夢想，黑暗啟蒙主要是放在曠世卓越的科技偉人身上，例如馬斯克、喬布斯，以及特朗普所自以為是的那樣。我在斯坦福的時候，恰好是特朗普與馬斯克的蜜月期，但不久他們兩人就決裂分手了，至于今后如何，還有待觀察。

無論怎么說，孕育于硅谷氛圍中的黑暗啟蒙思想，并非偶然的空谷來風，而是有著一定的社會基礎，他們的科技天才論，在硅谷乃至在美國精英圈也是廣受歡迎并受到熱捧的。因為，他們的思想嚴重擊中了左翼自由民主主義所炮制的平等與民主的美夢，揭示了民主黨以及歐洲民主黨的各種社會經濟政策、政治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痼疾，并且賦予高新科技以及它們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腦機接口、虛擬互聯網以及航空航天、神經科學和數據代碼等一系列新興科技領域的社會性乃至政治性以獨具的非凡意義，因此有助于人類破解自由與民主的困局，甚至有助于人類超越自己，開啟另類思維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認知，改造人類這個品種，從碳基生物到硅基生物，從人到超人。如此云云，他們被批評為極右翼的技術加速主義，他們的預測果真可行乎？

遺憾的是，我在斯坦福的這段時間里，并沒有得遇柯蒂斯·雅文、彼得·蒂爾這類非凡的人物，沒有機會聆聽他們的秘傳之道，不過，我從幾位與這派思想有著某種聯系的美國科技界的青年才俊身上，還是發現了一些跡象。他們不善言辭，總是用溫情的但不無冷逸的微笑注視著我們的聊談，像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局外人，但又關懷著人世間的凡塵種種。我偶爾會把他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白癡，聯系在一起，他們的神情有點相似，但又絕然不同，他們不是一無所用的“廢人“或”多余的人“，恰恰相反，他們乃是具有強大物質和科技力量的人神，或者是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具有著改變人類命運的無限力量，究竟他們隱身在何處，在硅谷的實驗室里做些什么，他們的發明或發現對于世俗的人世生活具有何種意義？

一覺醒來，每想到此，我都感覺自己的脊背發涼，甚為驚恐。是的，我覺得在這個動蕩的時代，人類需要某種決斷，這涉及我們的命運與前景，來到美國，我發現，美國人無論愿意與否、處境如何，其實都處在某種關于自己的國家性質與生活方式的決斷之中。特朗普的重新上臺，把這個問題擺到了美國人的面前，于是才有總統選舉、中期國會兩院選舉，以及美國大法官人選，還有各州議員、州長、以及城鎮市郡長官的選舉，還有從聯邦法院到各州司法機構的訴訟審判的激烈斗爭，這些選舉、輿情、甚至抗議、游行，等等，都是美國人民的一種決斷，關于這方面的討論，論述眾多，滔滔言辭，不一而足。

在斯坦福、硅谷，在幾乎所有的高新科技密集發達的地區，其實也還有另外一種人類的決斷，它們在悄悄地浮現和緩慢地滋生，那就是一個超越了美國本土的更為深層的如何應對高新科技所帶來的對于人類命運的毀滅與否的問題，關于人造人、人工智能、虛擬世界以及時空穿越，關于數據代碼、基因工程、宇宙飛船，關于生物工程、神經元細胞、腦機接口，等等，這些都顛覆了牛頓時空下的人性預設，一個不可知的未來世界圖景正日新月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對此，人類的心智需要一種決斷，這種預感及其不詳的預兆也無時無刻地籠罩著斯坦福、硅谷的晴空萬里的天際。我時常漫步在斯坦福的校園，躺在草地上，遙望著遙遠的無限神秘的上蒼，涌現出某種要與神靈對話的沖動，可惜的是，上帝已經死亡了，人類將如何自處？我們每一個漂泊的靈魂將如何安頓？

不去說那些沉重的事情啦，其實，我在斯坦福以及美國的游學，還有一些令人愉悅的觀察和感受。誠如我所言，此次我來美國，不是來做苦學問的，像包剛升教授那樣，整日埋頭在辦公室和圖書館，寫專業論文，即便開車去鐵銹帶地區轉轉，也是進行田野調查，至于許小年教授，更是世界各地飛，除了會議、講座，就是撰寫他的經濟學著述，我在斯坦福是最為瀟灑的，除了觀察、感受和思考，偶爾講座、會議、交流之外，就是吃喝玩樂，由此我也看到了此地那些孕育著和激蕩著人的激情的林林總總，我稱之為風花雪月。

哦，我可不是說我在此有一番什么無厘頭的風花雪月，我的意思是即便在斯坦福，在硅谷這樣的高新科技的氤氳氣息中，也到處彌漫著某種風花雪月的情愫，對于美國人以及其他各國的科技精英群體，他們的情感生活我所知甚少，但就我接觸的華人世界，他們生活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也時刻都在演繹著他們的戀愛情仇，都在經歷著情感上的風風雨雨，抑或是異國他鄉的風花雪月。我覺得我的美國游學札記中，值得記下一筆。

初到斯坦福，我就約見我過去在上海認識的一位青年女士Z，說起這位Z，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大學時代就投身于中國的公益事業，關心人權保障問題，后來到北京成為一位著名律師的助理，但不久就遭受迫害，轉輾流離，最后在上海的一家公益組織工作。我也是在這期間認識了她，并知道了一些她過往的勇敢故事，很是佩服。后來在朋友的資助下，疫情期間她終于潤出國門，途徑新加坡來到美國，長居在硅谷，繼續做一些社會公益的事情，她希望在華人的高科技領域，推廣她信仰的公益精神，與那些科技精英們進行交流，激發他們的公共熱情。一次在我們一起喝咖啡的漫聊中，她說這里的理工男大多是宅男，不懂也不關心社會公共事務，心里只有數據代碼、計算方程，真是有點可惜。例如她的白人男朋友杰克，就是這類人物，拿著大廠的高薪，整天沉迷數據方程，然后就是獨自在家玩電腦游戲，或者出門游泳爬山，美國政治發生了什么事情，特朗普當選，還有中國在哪里，國內外發生了什么，他一概不關心。當然，杰克對她很好，是真心愛她，她們是彼此相愛才結合在一起的，她的身份已經自己解決了，她是獨立自主的，等等。聽著Z的聊談，我為她祝福，但也感覺到某種隱憂，是的，樸質的愛需要生活的澆灌才能共同生長。理工男與一個公益女，她們如何長久維系著愛情的火焰呢？果不其然，當我從美東返回斯坦福，再次見到Z，她對我說她正在考慮與杰克分手，我笑著問她為什么，她期期艾艾地說，她遇到了她過去心儀已久的英雄S，S這一陣子一直猛烈地追求她，她難以逃避。是的，作為一個長輩，對于Z的內心經歷及其掙扎，我十分理解。S是一位活動家，早年流亡到美國，經商貿易也很成功，但最終還是辭掉豐厚的年薪，從事他理想的事業，做出了很卓越的貢獻。現在，為了追求他心中的女神Z，他把獨自一人的家搬到硅谷，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熱情和身家捕獲所愛之人的心，另一方面也是感受到硅谷高新科技新秀以及企業家們的廣闊天地，這里聚集著一大批有別于美東各地的華人移民，他們不是具有高新科技背景的才智新秀，就是擁有巨大財富的企業家和金融專業人才，這里是華人移民最富有活力的地區，也是公共事業最有前景的地方。

在斯坦福短暫的幾十天，我見證了一對革命伴侶的從相互傾慕到結合在一起的過程，每念及此，我不禁就想起早年閱讀的意大利小說《牛氓》，這是一部在中國二三十年前具有廣泛影響的作品，其中洋溢著的革命的激蕩與愛情的芬芳，還有苦澀的浪漫主義，贏得了一代中國年輕志士的靈魂。沒有想到，今天在美利堅，在斯坦福、硅谷這片充溢著電腦、芯片以及實驗室算法、代碼氣息的土地上，我竟然再次目睹了中國式牛氓的在異國他鄉的愛情故事，說起來也是令人蕩氣回腸，感慨不已。有一次我們一起驅車沿著著名的1號公路游玩，在風景如畫的小鎮Carmel，坐在一家意大利酒吧，一邊遙望著遠處夢幻般的云海，一邊品嘗著意大利紅酒，我悄悄地問Z，你過去的男友杰克怎么辦呢，她笑著說，美國人真是淳樸，她如實告知了她的情況，訴說她找到了真愛，靈魂默契的伴侶，于是只能與他分手，杰克雖然有點痛苦，但還是理解她，并真誠地祝福她。我對美國男孩寬廣的心胸以及豁達很是贊賞，記得當時我向正從海灘走過來那位S先生，舉了一下握著拳頭的手大聲戲笑著說道：哎，你要做個真男人，我可是Z的娘家人，今后你若虧待她，我可不答應。呵呵，碧海共長天一色，戀愛與革命齊飛，那真是一種人世間的美好，但愿她們能夠花開花落，在故國他鄉結出神異的果實。

說起做美麗女子的娘家人，在加州的圣地亞哥，我還扮演過一次，那是我在Valley Center的綠蔭環繞的老朋友阿陳家中。阿陳是一位著名的企業家，也曾經做過律師，我們一起在國內舉辦過讀書活動，他發起的大理寄廬讀書會，曾經令社會無數有思想的人們神往。十數年前，一批企業家、商人、讀書人、詩人、流浪藝人、異見人士，他們在美麗的邊陲大理風云際會，上演了一場南中國的思想實驗的故事，一時間民情搖曳、多彩多姿，猶如一片世外的桃花源。正是在那里，他們彼此相識，但大理非硅谷，中國邊陲的思想火花、藝術實驗，難以比擬美國加州硅谷的社會氛圍，在大理的試驗場被迫終止之后，他們兩人轉輾馬耳他再到斯坦福，最后躲進圣地亞哥的山野之廬，開始了她們的風花雪月，并遙望和關注著故國的潮起潮落。在我看來，這也是另外一種與祖國的休戚與共吧。我在斯坦福，眼見他與朋友們參與大學公益活動，但他和魚兒更愿閑云野鶴般的棲息于美利堅的廣袤大地，在東西南北之間穿梭往返。有一次我與他們一起購買房車，在拉回他們的庭院之后，我們一邊喝著酒，一邊聽他們盤算著在我離開后如何開始他們的美國中部山野之旅，聊到酣暢淋漓時，魚兒動情地說起她是如何認識阿陳的，以及感受到這位男人的鐵石柔腸，還有堅定的信念，阿陳對女人的愛是默默的，憨厚而堅毅，與他在一起可以經受住任何的風霜雨雪。有一次他們到法國巴黎旅游，在老朋友Z教授家，Z看著小鳥依人的魚兒，對大咧咧的阿陳說道，他要做魚兒的娘家人，要保護她不受阿陳欺負。哈哈，我聽到此，不禁大笑起來，魚兒哪里是小鳥依依，她可是一位倔強剛強的美麗女子，沒有阿陳這位老板，人家照樣經濟獨立，闖蕩天下，阿陳反過來倒是要處處依賴著魚兒呢。望著阿陳故作的可憐兮兮的姿態，我說：魚兒，我與Z教授一起，做你的娘家人，我們要打倒資本家。

歡聲笑語蕩漾在圣地亞哥Valley阿陳家的繁星閃爍的凈朗的夜空，我目睹著這對神仙伴侶的情意綿綿的插科打諢，感受到她們的無限的情深誼長。與Z和S的革命浪漫主義有所不同，阿陳與魚兒的愛情屬于企業家與職業人的工商浪漫主義的愛情佳話。我覺得商人在中國一直是一個被污名化的詞匯，職業經理人也多有不實之辭，其實，工商階級才是現代文明的根基，他們可以創制建國，也可以治理社會，而在私人情感領域，更是可以俠肝義膽，兒女情長，美國國父們的政治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但他們的愛情故事，猶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雪萊的諸篇著名的頌歌，也一樣是千古流傳。在斯坦福、硅谷，在美國西部的新一輪民情鼎沸、科技騰飛的澎湃激蕩之所，我有幸觀察到其中也有著華裔群體的積極參與，看到他們的心智努力和情感寄托，還感受到他們的風花雪月以及背后的魂靈顫動和故國情懷，此次斯坦福之行，不已幸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