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石俸祿”聽著像天文數字,換算成今天的大米,夠一個縣城吃半個月。可朱見沛還是覺得緊,嫌府里養不起更多的歌伎,于是把禹州城外的熟田一圈,再圈,直到把老百姓春耕的麥苗也劃進“王莊”。地方官跑去理論,他一句“本王姓朱”,就把人噎回去。那一刻,制度不再是紙面條文,而是活生生的一堵墻,把“宗室”和“人”隔開——墻里天天過年,墻外年年欠稅。
墻里的日子也分三六九等。親王吃皇糧,郡王吃親王,鎮國將軍再吃郡王,一層層啃下來,最末一等的小宗室連碗熱粥都端不穩。嘉靖年間,山西一個奉國中尉(名字聽著威風,其實是八品芝麻爵)凍死在祠堂門口,懷里還揣著祖上賜的銅印。同一年,河南大旱,徽王府后湖卻碧波蕩漾,因為王爺聽風水先生說“水能聚財”,硬把百姓灌田的渠道改道進府。墻外的人渴死,墻里的人怕財氣跑漏,荒誕得近乎平靜,像一日三餐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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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不是不知道疼。嘉靖四十一年,戶部把算盤打爛,宗祿已占到全國總支出的三成五,北邊俺答打過來,軍餉卻湊不齊。嘉靖帝咬咬牙,頒“裁祿令”:親王減三分之一,郡王減一半,再往下直接打骨折。詔書一出,北京城里滿城都是穿黃袍的“上訪戶”,拄著拐杖、抱著嬰兒在午門外哭祖上開國功。嘉靖心軟加頭疼,只好再發“恩賞銀”安撫,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還是攤到田賦里。老百姓只看見差役又多了一次“催科”,名字很溫情——“宗祿銀”,聽著像給親戚隨份子,其實是給自己買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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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色的一幕發生在洛陽。崇禎十四年,李自成圍城,福王朱常洵的府庫還囤著漕糧四十萬石,守城士兵卻啃了三個月麩皮。士兵們把炮口調低一寸,心里算得明明白白:城破不過換個人坐龍椅,倉庫里那堆金山銀垛卻實打實是俺妻兒老小的救命糧。城破當日,福王被綁到東城樓,三百斤的肉坨子癱在案板上,刀起刀落,血流進油鍋,竟被煮成“福祿宴”。造反的士兵分肉時沒起哄,也沒歡呼,只是默默舀湯,像分一季遲來的軍餉。那一刻,制度的脂肪被煉成最原始的卡路里,喂給了親手拆掉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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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再看朱見沛,他其實沒造反,也沒大奸大惡,只是按規矩伸手,伸得比前輩長一點。可規矩本身早已長成饕餮:皇子生一個,宗譜添一頁,財政就被咬一口;皇孫再生十個,口子成了窟窿。朱元璋當初想的是“枝葉扶疏,庇蔭皇家”,哪料到兩百年后枝丫瘋長,根須卻爛透,一陣風就倒。最諷刺的是,給這棵樹打營養液的,正是被樹蔭壓得喘不過氣的小民。他們交完“宗祿銀”,回家喝粥,聽評書罵貪官,第二天醒來,還得繼續把銀子送進王府,因為“姓朱”的那堵墻,早已砌進了自己的田契和糧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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