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內蒙古日報)
轉自:內蒙古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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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樹榕
翻閱《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可見,起源于清朝乾隆、嘉慶年間的爬山調是“中國民歌中山歌類的一種。主要流行于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地區和河北張家口地區……在這一帶蒙漢雜居區的爬山調中又常含有蒙古族民歌的音調。”而武川縣,正是處于這一雜居帶,爬山調在此非常流行。2008年,爬山調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但是,以爬山調代表性的傳統曲調,如《割莜麥》《大黑牛耕地犁翻土》《小青馬》《想老子》等為主基調,整合原創的120分鐘的舞臺大戲,卻非常鮮見。
正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橫跨陰山南北,擁有多個歷史時期長城遺址的武川縣傾力推出抗戰題材爬山調舞臺劇《青山兒女》,既是“不忘歷史,繼續前進”的宣誓,也是在思想情感辯證中弘揚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更是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篤定意志,有效地傳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爬山調。
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基本條件是:具有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具有持續生長創新的發展性,以及具有符合人類共同需要的審美性。《青山兒女》的唱腔,均是在傳承爬山調旋律高亢悠長、節奏自由奔放的基礎上大膽創新的。而唱詞,也是在繼承爬山調鄉土氣息濃厚、唱詞短小精干、重疊使用虛詞的基礎上,以“內容為王”的。
抗日戰爭,屬于政治領域;男女愛情,屬于道德范疇。《青山兒女》貫穿性的戲劇沖突,就在于抗日與降日的矛盾,以及母女嫁誰、不嫁誰的矛盾。前者是政治立場和反侵略斗爭,后者是民間煙火和飲食男女,二者的水乳交融,引導觀眾在感受中感動,在感動中感悟,最終捫心自問:凡德劭者必然堅決抗日?凡缺德者大多會做漢奸?這是關涉人性與人心的大問題。歷史的經驗告誡人們,德行是立場的基礎,正確的立場又能促進人們對高尚德行的敬仰和學習。而這部爬山調抗日歷史劇不同于其他同類題材之處,就在于此——耐人尋味,發人深省。
唱念做打,是舞臺劇的四大組成部分,這部戲卻是近乎歌劇以唱為主的。
劇情伊始,陰山山脈深處得勝溝的抗日“堡壘戶”云嵐和山丹母女倆,正面臨著餓死的危險。戲劇沖突的懸念,隨著她們一次又一次的選擇,不斷向人的情感和思想深處推進。
藝術精品,在于藝術人才:一度創作是劇本,二度創作是作曲,三度創作的核心是演員和服、化、道、聲、光、電等各路人才,而導演則是統帥。劇中每一場伊始都有兩句合唱的爬山調,是該場內容的提要;而結尾又都有“幕后歌”,則是這一場的點睛之筆。其中多次重復的唱詞顯然是在歌頌云嵐這位母親,一位了不起的母親,為抗戰奉獻一切的母親,為子孫后代犧牲自己愛情和家庭的母親。而扮演者范芝蘭基礎扎實、聲如金鈴、氣息酣暢、音色恰如的唱功和扮演什么就做到“是什么”(而非“像什么”)的體驗派創作能力,堪稱一流。大喜大悲的感情、大驚大愕的反應、大起大落的環境,對她都是考驗。舞臺上每一個細節都被她精致的心理節奏把握到爐火純青,實在難能可貴、感人至深。因而她承受得起——“大后山的女人命苦如黃連,不寬寬膀子硬撐一片天。”印證了——“親媽媽,好媽媽 苦里跌倒難里爬。流著鮮血咬著牙,養活了革命撐起了家。”
如果說云嵐屬于“旦”行里的青衣,那么,第二位引人關注的就是“丑”行偽保長牛二拴。他知道云嵐家親共產黨通八路軍,也知道云嵐母女正掙扎在饑餓線上。因而乘人之危,上門提親。他說,只要山丹愿意嫁于富人做妾,要多少彩禮都可以。母親堅決反對,女兒卻爽快答應。山丹的選擇為的是啥?
作為該劇女二號山丹的扮演者王亞蘇,不僅唱功好,形體能力更是一流的。她邊唱邊舞邊毫不掩飾地開始要彩禮:“我不要銀元與金幣/我只要莜麥和小米/我不要瑪瑙和美玉/我只要布匹和鞋底/我只要駿馬不要驢/要挑選蒙古馬一百匹/為給咱軍隊解危機/女兒我甘愿犧牲我自己。”
雖然山丹的選擇只停留在強烈的意愿時,就被“貴人”解了難,但不分男女老幼全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眾志成城的民心,卻可見一斑。
第五場,當“大山水刮不斷蘆葦根,小鬼子嚇不倒革命人”的歌聲響起,觀眾預感,女主人公云嵐一定面臨生與死的選擇了。果然,一幫鬼子在保長帶領下直闖抗日“堡壘戶”,逼著云嵐交出養傷的八路軍戰士高小川。但云嵐的選擇,毫無懸念的是寧死不屈。孰料,就在氣急敗壞的鬼子要槍斃云嵐時,保長卻慌不迭地上去阻攔:“不要、不要,我看,還是活埋哇。”一貫欺世盜名的偽保長,竟然替云嵐選擇死的方式,這個人物的表演是復雜的——壞人的壞,難道是沒有壞透仍有同胞的憐憫?還是他垂涎年輕山丹的美貌,惺惺作態而別有他圖?表演者潛意識的瞬間反應,增加了人物塑造的復雜真實性,更加深了觀眾的思考。
“山丹丹開花六瓣瓣紅,爬山調唱出咱軍民情”,一曲傳統爬山調《割莜麥》的旋律被新賦予令人振奮的詞匯,通過小川和山丹的對唱,呈現出抗日游擊根據地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政治氛圍。然而,劇情跌宕起伏,艷陽之后就是暴風驟雨。
小川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怎么辦?誰去救小川?怎么救?能救得出來嗎?
劇情并不復雜,人性卻并不簡單。就在觀眾通過抗日游擊隊員和“堡壘戶”、與給鬼子當狗的偽保長,進行好人與壞蛋的政治判斷時,一個關乎倫理道德的深切思考,印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規律:一個人的德行,是政治立場的基礎;而正確的政治立場,又能促進美德的踐行。因此,把抗擊日本侵略者這一崇高的政治選擇,與普通農家婦女(無論云嵐還是山丹)的愛情選擇水乳交融在一起,是該劇美學智慧的充分體現。
私心、謊言、膽怯、油滑,是保長顯而易見的缺德行徑。他心癢難耐地覬覦年輕美貌的山丹,又自知很難得手。所以,才想出兩次騙婚:一次為接濟母女的饑荒,一次為營救鬼子抓走的小川。如果說,好人必備的條件是誠信、善良,那么,從一己私心出發兩次乘人之危欺騙云嵐母女,足以見其地地道道壞人的本質。這樣的品性,在抗日還是降日的政治選擇中,必然對同胞失去善,對國家喪盡良,由此避免了好人壞蛋臉譜化的弊端。
作為游擊隊長的烏力罕,戲份并不多,但卻堅信革命自有后來人。于是,一次又一次選擇自我犧牲,包括愛情甚至生命。與他青梅竹馬、心心相印的云嵐,最終選擇讓獨生女山丹跟隨小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也是舍小家為大家的寬闊胸襟和革命精神。
該劇令人動容之處,不是高亢悲愴的懷念烈士,也不是字字血聲聲淚地控訴鬼子,而是尾聲中只有背景音樂而沒有人物唱詞的一幕:還是那道通往山上的坡路,還是那個熟悉的身影,就這樣,云嵐跟著舞臺上出現的烏力罕一步一步向上、再向上地迎著朝陽走去。如此,這部劇作主人公的選擇便凸顯出雙重的含義——選擇做抗日“堡壘戶”,就是選擇愛國,選擇來世嫁于烏力罕,就是選擇跟著共產黨,選擇當英雄。
俗話說,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通過《青山兒女》這一舞臺劇,武川縣烏蘭牧騎用真槍實戰的本領,證明這支隊伍確實藏龍臥虎,無論主角還是配角,都是這臺以爬山調為主的作品能夠攀登到舞臺劇至高境界的有機力量:聽,每一嗓子唱得都酣暢淋漓、實實切切、真情實感!每一次哭笑,都發自內心、感人至極!每一句臺詞都秉承傳統“賦比興兼顧”的手法,其藝術的真知灼見、真才實學,借助于厚重的文學、音樂、戲劇功力,使觀眾欽佩之極。
爬山調舞臺劇《青山兒女》的大幕緩緩拉上,此時此刻,了解內蒙古二人臺事業發展的觀眾和演職人員會不禁想起編劇柳志雄。演出的成功,就是對他深切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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