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黃敬：拋開特殊過往，在天津干出實打實的民心工程

市長黃敬：拋開特殊過往，在天津干出實打實的民心工程

1948年深冬，平津戰役的硝煙還在華北平原上空彌漫，天津城墻上的彈痕尚未被風雪抹平，這座北方第一大商埠就迎來了一位特殊的新市長——黃敬。說他特殊，并非因為官職有多顯赫，而是他身后那段繞不開的私人過往：他是李云鶴（也就是后來的江青）的前夫。彼時，不少人私下揣測，這份特殊身份會不會影響他的施政？可黃敬一上任，所有疑慮都煙消云散。他雷厲風行的作風、扎根群眾的踏實，還有一件件實打實的民生舉措，不僅折服了天津百姓，更贏得了中央的認可。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他用實干為這座飽經滄桑的城市，鋪就了一條復蘇之路。

要讀懂黃敬在天津的作為，得先從他的原名俞啟威說起。1913年，俞啟威出生在浙江紹興的名門俞家，這是個名副其實的革命世家——祖父俞明震是清末知名學者，曾提拔過魯迅；父親俞大純曾任北洋政府的軍政要職，叔叔俞秀松更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一。家底殷實、書香門第的出身，讓俞啟威從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可他偏偏沒走“少爺”的尋常路，一顆愛國心早在求學時就被點燃。1932年，20歲的俞啟威正在青島大學讀書，在一次進步青年聚會上，他認識了比自己小兩歲的李云鶴。彼時的李云鶴剛從山東來到青島，帶著文藝青年的熱情與對革命的向往，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青島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三年。1935年，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或許是彼此的人生軌跡逐漸偏離，兩人和平分手。對于這段過往，黃敬后來從未主動提及，只是用一個決絕的行動與過去告別——他正式改名為“黃敬”，取“敬天愛人”之意，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俞家三少爺的身份被徹底塵封，革命戰士黃敬的名字，開始出現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黃敬成了北方學生運動的核心領袖。1935年，他牽頭組織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頂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帶領北平學生走上街頭，高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游行隊伍遭到軍警的水龍、棍棒鎮壓，黃敬被打得頭破血流，卻始終走在最前面，一次次被驅散，又一次次重新集結。那段時間，“黃敬”這個名字在愛國青年圈子里無人不曉，就連遠在延安的毛主席，都聽說過這位敢闖敢拼、屢敗屢戰的年輕人。1937年，黃敬專程奔赴延安參加白區黨代表會議，第一次當面聆聽毛主席的報告。會上，毛主席得知他就是組織“一二·九”運動的核心人物，特意與他握手交談，鼓勵他：“青年是革命的先鋒，要多扎根群眾，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這次會面，讓黃敬深受觸動，也為他后來扎根基層、為民辦事的理念埋下了種子。

解放戰爭時期，黃敬被派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他褪去了學生領袖的青澀，一頭扎進農村與工廠，在基層摸爬滾打了整整十年。他跟著農民學種地，跟著工人學做工，幫著根據地百姓建立農會、組織生產，還曾因過度勞累患上嚴重的肺病，在延安中央醫院治療了半年。這段基層經歷，讓他摸清了群眾的所思所想，也積累了豐富的治理經驗——如何穩定秩序、如何恢復生產、如何解決群眾的急難愁盼，這些都成了他后來治理天津的“底氣”。

1948年11月，平津戰役打響，天津成了敵我雙方爭奪的戰略要地。這座城市的命運，牽動著整個華北戰局。當時的天津，早已沒了昔日“北方商埠”的繁華，亂得像一鍋粥：外國租界里的洋行、公館人去樓空，成了斷壁殘垣的“鬼城”；中國城區里，狹街窄巷縱橫交錯，污水順著路面流淌，露天市場雜亂無章，垃圾堆積如山；國民黨留下的行政系統徹底癱瘓，辦公室里公文散落一地，檔案被隨意丟棄，貪污腐敗的惡習根深蒂固，老百姓辦事比登天還難；更要命的是物資匱乏，日軍占領時的掠奪加上解放戰爭的破壞，糧食、煤炭、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老百姓買米買面要排幾小時的長隊，吃肉更是過年才能奢望的事，就連飲用水都要省著用，家家戶戶的浴缸、盆盆罐罐全用來儲存雨水和井水。

更棘手的是，天津有近20萬產業工人，他們是城市的核心生產力，卻過著極其困苦的生活。在三條石、河東等工業區，工人大多住在低矮潮濕的窩棚里，這些窩棚是用竹竿、茅草和泥巴搭成的，冬天寒風從縫隙里灌進來，凍得人徹夜難眠；夏天漏雨不說，還蚊蟲滋生，傳染病頻發。有的工人一家三四口擠在十幾平米的小屋里，吃喝拉撒全在一處，生活條件極差。除此之外，工廠的安全隱患也隨處可見，機器老舊、線路雜亂，工傷事故頻發，工人們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干活，生命安全毫無保障。

就在這節骨眼上，組織上經過反復考量，選中了黃敬擔任天津市長。理由很簡單：他既有革命資歷，又有基層治理經驗，更重要的是，他敢擔當、能辦事，能在復雜局面下穩住人心。1948年12月，黃敬帶著幾名秘書和警衛員，坐著一輛軍用吉普車，冒著零星的炮火，從河北泊頭趕赴天津。車子駛入市區時，他掀開車簾，看著眼前破敗的街道、面黃肌瘦的百姓，還有墻上殘留的反動標語，心里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讓天津恢復生機，讓老百姓過上安穩日子。”

臨危受命的黃敬，一到天津就沒閑著。他沒有先住進市政府的辦公室，而是把“指揮所”搬到了基層。天津戰役結束后，解放軍進城，首要難題就是如何安置近10萬名國民黨投降士兵，以及如何讓軍隊與老百姓和睦相處。當時，不少百姓對解放軍心存戒備，擔心軍隊進城會擾亂生活，甚至有謠言說“解放軍要搶東西、抓壯丁”。黃敬深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必須用實際行動打破謠言。

他親自坐鎮市軍管會，一邊對接解放軍部隊，制定了“分區駐扎、不擾民生”的方案，讓士兵們住在工廠倉庫、學校禮堂，絕不占用民房；一邊帶著干部挨家挨戶走訪，用帶著江浙口音的普通話跟百姓拉家常：“鄉親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咱們有困難盡管說。”為了徹底穩住局面，黃敬當場立下四條鐵命令，打印成傳單貼滿全城，要求所有進城干部和士兵嚴格遵守：

第一，絕對不允許接受人民群眾的送禮，哪怕是一碗水、一個饅頭都不行；

第二，絕對不允許單獨出去看戲、逛集市等娛樂活動，避免與群眾發生不必要的摩擦；

第三，絕對不允許私藏和占有國民黨遺留的任何物資，不管是糧食、器材還是衣物，一律登記入庫，統一調配；

第四，絕對不允許侮辱和打罵舊政府的官員，對愿意配合工作的人員，一律留用，依法辦事。

這四條命令，字字千鈞。黃敬不僅要求別人做到，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有一次，一位老工人聽說新市長是南方人，特意蒸了一籠包子送到市政府，想讓他嘗嘗家鄉味。黃敬親自出門迎接，握著老工人的手說：“您的心意我領了，但包子不能收，這是紀律。您的日子不容易，留著給孩子吃吧。”老工人感動得眼圈發紅，逢人就說：“這新市長，是真為咱們著想啊！”

很快，老百姓就發現，這支軍隊真的不一樣。士兵們不僅不拿群眾的東西，還主動幫著挑水、掃地、修補房屋，看到百姓有困難就伸手相助。有個住在河東的老大娘，家里的煙囪壞了，沒法做飯，幾名解放軍戰士得知后，二話不說爬上房頂幫她修好，還不肯留下姓名。這樣的事情多了，百姓的戒備心漸漸放下，開始主動給解放軍送熱水、送飯菜，軍民關系越來越融洽。

穩住秩序后，黃敬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治理的核心——解決百姓的實際困難。他知道，要讓天津真正復蘇，光靠嚴明紀律不夠，必須讓老百姓吃飽穿暖、住得安穩。當時，天津的環境衛生惡劣到了極點：南開蓄水池成了巨大的污水坑，里面堆滿垃圾，散發著刺鼻的臭味，一到夏天就蚊蟲滋生；赤龍河、墻子河的河水黑如墨汁，兩岸垃圾遍地；街道上沒有像樣的公共廁所，污水橫流，疫病傳播的風險極大。黃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當即提議實施“兩園一場、一池兩河”改造工程：修建人民公園、水上公園和楊柳青飛機場，改造南開蓄水池、赤龍河和墻子河。

工程動工那天，黃敬穿著布鞋、戴著草帽，親自來到南開蓄水池的施工現場。他挽起袖子，和工人們一起抬土筐、填污水坑，汗水順著臉頰往下淌，后背的衣服全都濕透了。工人們知道他有糖尿病，身體不好，不忍心讓他干重活，每次給他裝土都只裝半筐。黃敬發現后，笑著說：“沒問題，多裝些，我也是勞動者，能干得動。”就這樣，在他的帶動下，工人們干勁十足，原本計劃一年完成的工程，只用了八個月就竣工了。南開蓄水池被填平后，建成了南開公園，種上了花草樹木，成了百姓休閑的好去處；赤龍河、墻子河清淤后，河水變得清澈，兩岸修起了堤壩和人行道。天津臟、亂、差、臭的現象得到了根本改善，市民們交口稱贊：“黃市長把咱們的城市變美了！”

而在所有民生問題中，最讓黃敬揪心的，還是工人的住房問題。他多次帶著秘書蘭鐵白深入三條石、中山門等工業區調研，看到的場景讓他徹夜難眠：工人們住的窩棚低矮狹小，有的是用竹竿搭起框架，糊上泥巴和茅草，有的甚至直接在地上挖坑，鋪上稻草就當床鋪；一家三四口擠在十幾平米的小屋里是常事，白天做飯、晚上睡覺都在一個空間，既不方便也不衛生；冬天漏風，工人們只能裹著破舊的被褥取暖，不少孩子都凍得手腳生瘡；夏天漏雨，屋里到處是水，床底下都能養魚。有一次，他走進一位老工人的窩棚，看到一家五口擠在一張土炕上，最小的孩子因為受潮長了滿身濕疹，不停地哭鬧。黃敬心疼地摸了摸孩子的頭，對老工人說：“大叔，對不起，讓你們受苦了，我一定想辦法讓大家住上安穩的房子。”

回到市政府，黃敬立刻召集相關部門開會，提出要為工人建設宿舍。他對秘書蘭鐵白說：“別說住窩棚，就是老少三輩住一間房子，也實在不像話，既不方便生活，也影響風氣。咱們得跟工人好好談談，看看他們需要什么樣的房子。”為了摸清工人的需求，黃敬邀請了20多位老工人和勞動模范到他的住處座談。沒有桌椅，大家就坐在地上、床上，圍坐在一起拉家常。黃敬耐心地詢問大家：“房子建多大合適？用什么材料最耐用？一平方米造價多少大家能接受？”工人們沒想到市長這么接地氣，都敞開心扉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能住下一家三口就行，不用太大，實用就好”“材料要結實，能遮風擋雨”“最好離工廠近一點，上下班方便”。

根據工人們的意見，黃敬初步制定了方案：在工人集中的工業區附近選址，建設簡易平房，每戶面積約15平方米，能住兩三口人，配備基本的生活設施；房屋采用磚木結構，既結實又經濟，一平方米造價控制在20元左右。可方案定下來后，新的難題又出現了：經費不足。剛解放的天津百廢待興，恢復生產、整頓市場、改善交通都需要大量資金，再加上當時要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市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根本拿不出足夠的錢建設工人宿舍。

怎么辦？黃敬思來想去，決定親自去北京找毛主席和周總理求助。有人勸他：“你和李同志（李云鶴）有過一段過往，直接找毛主席會不會有點尷尬？還是讓其他人去匯報吧。”黃敬卻不以為然，他說：“我是為天津的老百姓辦事，為國家建設辦事，公私要分明，沒什么好尷尬的。這事我親自去說，才能把工人的困難講清楚。”

1951年春天，黃敬帶著詳細的方案和工人住房的照片，專程趕到中南海。見到毛主席后，他沒有繞彎子，開門見山就說：“主席，天津的工人太苦了，大多住窩棚，有的甚至無房可住。工人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得讓他們有個安穩的家，才能安心干活。我想給他們建一批宿舍，可現在經費實在緊張，想請中央支持一下。”說著，他拿出工人住窩棚的照片遞給毛主席，又把自己的計劃一五一十地匯報：選址在中山門、王串場等五處距工廠較近的地方，計劃先蓋5萬間簡易平房，預計需要多少經費，市政府再自籌一部分，從工廠的利潤里慢慢還，爭取幾年內還清。

毛主席一邊看照片，一邊聽匯報，臉上的表情漸漸變得凝重。等黃敬說完，他沉思了片刻，笑著夸贊道：“你想得很周全，工人階級是我們的依靠力量，確實該讓他們住得好一點。天津是工業重鎮，工人的生活改善了，生產才能搞上去。中央支持你，專款我來批。”隨后，毛主席當場拍板，為天津工人宿舍項目撥付了專款。周總理也補充說：“黃敬同志，你放心去做，中央會全力支持天津的建設，有什么困難隨時匯報。”

得到中央的支持，黃敬心里的石頭落了地。回到天津后，他立刻成立了工人宿舍建設指揮部，親自擔任總指揮，從選址、設計到施工、材料采購，每一個環節都親自過問。為了讓工人們滿意，他要求先在河西區湛江路蓋起10間“樣板房”，然后邀請工人及其家屬代表參觀審查。工人們走進樣板房，看到寬敞明亮的房間、結實的門窗、獨立的灶臺，都激動不已，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窗戶能不能再大一點，采光更好”“灶臺旁邊能不能加個小儲物間，放糧食和廚具”。黃敬認真聽取了大家的意見，讓設計人員修改圖紙后，才正式全面動工。

那段時間，黃敬幾乎天天都要跑到工地視察。炎炎夏日，他戴著大蒲扇，頂著烈日在工地上來回走動，查看材料質量、詢問施工進度，還和工人師傅們聊天，問他們吃得好不好、有沒有休息好。有一次，他發現一批木材的質量不達標，當即要求施工隊全部更換，并嚴肅地說：“工人宿舍是民心工程，質量絕不能含糊，我們要對老百姓負責一輩子。”工人們聽說市長親自為他們建房子，還這么關心工程質量，干勁兒更足了，原本計劃一年完成的工程，提前四個月就竣工了。

1952年夏天，第一批工人宿舍建成，中山門新村、王串場新村等工人新村相繼落成。當工人們拿著鑰匙，走進寬敞明亮的新房子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住在中山門新村的老工人張師傅，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天的場景：“走進新房子，地面是平整的水泥地，窗戶又大又亮，灶臺干干凈凈，還有個小院子能種點花草。我抱著孫子，在屋里轉了一圈又一圈，眼淚止不住地流。這是我這輩子住過最好的房子，多虧了黃市長啊！”

在中山門新村的開工典禮上，黃敬發表了簡短卻真摯的講話：“工人師傅們，對不起大家了，國家現在資金困難，暫時只能先蓋一些簡易平房。我向大家保證，最多住上十年，我們就會重新在這里建設正式的住宅區，蓋真正的工人新村，讓大家住上樓房！”雖然由于后來的種種原因，黃敬“蓋大樓房”的承諾沒能親自兌現，但這些簡易平房組成的工人新村，存在了40多年，一直到20世紀末才被高樓大廈取代，許多住戶在這里整整生活了三代人，見證了天津的發展變遷。

解決了住房問題，黃敬又馬不停蹄地投入到恢復生產、整頓市場的工作中。當時，天津的工業生產處于停滯狀態，許多工廠設備老舊、原料短缺，無法開工；市場上物價飛漲，投機倒把現象嚴重，老百姓買東西要花大價錢，生活壓力很大。黃敬借鑒在冀魯豫邊區工作時的經驗，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首先，組織工人復工復產，協調解決工廠的原料和設備問題，對老舊工廠進行技術改造；其次，打擊投機倒把，規范市場秩序，設立平價商店，保障糧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最后，舉辦華北區城鄉物資交流會，恢復對外貿易，讓天津的商品走出去，帶動經濟復蘇。

為了恢復生產，黃敬經常深入工廠車間，和工人一起研究生產難題。三條石地區的機械廠大多是小作坊，設備簡陋，安全隱患突出。有一次，市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孫少華把拍好的工廠安全隱患照片拿給黃敬看，當時他正在主持各部委的領導會，孫少華推門而入，擔心會被責怪。可黃敬不僅沒有生氣，還立刻停下會議，問她有什么事。孫少華把照片遞給她，說想搞一次安全大檢查，黃敬當即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