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聶榮臻下令槍決一師級干部，臨刑前卻含淚說：給他點魚吃

槍響那一刻，津澤勝的聽診器還掛在脖子上，白大褂口袋里插著半塊沒來得及分給病房孩子的高粱飴。他倒下去的姿勢像在給地板聽診，血卻比任何脈搏都響。

沙飛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時，槍卡殼了。他嘟囔著“膠片是假的，敵人也是假的”，被警衛按在水泥地上，還伸手去夠那臺摔裂的徠卡，仿佛鏡頭能替他擋住36年后的平反通知書。

聶榮臻在批死刑的那張紙上先寫了“不同意”，又劃掉，改回“同意”。據說他當晚把一盤清蒸鯧魚撥到一邊，只吃了兩口米飯，對秘書說：“南方人未必都愛吃魚，可沙飛是真的餓。”餓的是胃，也是腦子——1948年冬天，沙飛把棉襖當了換膠卷，自己在雪地里抖著拍傷員，底片比棉絮更能給他取暖。

津澤勝的日語病歷寫得像漢詩，他把“營養不良”寫成“麥穗離土”，把“截肢”寫成“樹送冬天”。被殺前一周，他剛把一名日軍俘虜的斷肢縫回去，那俘虜醒來用中文罵“鬼子”，他笑著回：“罵得對，先活下去再罵。”同一間病房里，沙飛半夜把護士遞來的藥片攥在手心，說藥是富士膠片做的，會曝光他的內臟。沒人敢告訴他，那些藥片其實是津醫生用日本帶來的維C磨的，怕他肺爛得更快。

行刑隊里有個新兵年后才知道，自己瞄準的師級干部拍過《將軍與孤女》。他復員回河北老家，看見縣照相館掛的聶榮臻題字“沙飛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當場把椅子砸爛——那年月，沒人教過士兵“精神病”三個字怎么寫，只教過“紀律”怎么讀。

最慘的是沙飛的女兒。1986年她去烈士陵園給父親補拍遺像，相機里裝著當年爸爸沒用完的120膠卷。沖洗出來才發現，第一格就是津澤勝醫生1947年在病房給八路軍傷員換藥的側影，白大褂被陽光鍍成過曝的亮，像提前36年寫好的道歉信。女兒把這張照片燒在兩人墓中間，灰燼飛起來像兩只撞碎的黑鴿子。

戰爭最大的后遺癥，不是缺胳膊少腿，是讓好人互相開槍，再讓清醒的人替瘋子還債。 今天如果你去華北烈士陵園，兩塊碑離得不遠：一塊刻著“國際主義戰士津澤勝”，一塊刻著“革命攝影家沙飛”。中間的石板縫里長出幾株野薄荷，摘一片嚼，先辣后涼——像歷史給出的遲來止痛片，只夠含，不夠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