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圖為蒲安臣使團成員，蒲安臣（中立者）。

來源：豆瓣 作者：諶旭彬（歷史學者）

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國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個外交使團，是由西方人率領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與英、法、俄、美四國簽訂《天津條約》。條約規定1868年為修約年。習慣于“華夷外交”而嚴重排斥“條約外交”的清廷，視“修約”為洪水猛獸，苦求應對之策。派遣一個使團出使歐美，以求知己知彼，就這樣被總理衙門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總理衙門事務大臣奕讠斤正式奏請清廷任命美國人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另請英國人柏卓安(JMcleavy Brown)和法國人德善為左右“協理”，中國官員志剛、孫家谷隨行，另有秘書隨員二十余人。1868年2月，使團從上海虹口港出發；6月，首先抵達華盛頓；9月抵達倫敦；1869年1月抵達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麥和荷蘭；10月，抵達柏林；1870年2月，抵達圣彼得堡，23日，蒲安臣因勞累過度驟然去世；10月，使團返回中國。

［緣起］面子本位制度下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因為中國皇帝決定派遣蒲安臣作為欽差大使出訪世界各國而倍感震驚。因為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任命發布之前，也沒有得到清廷準備任命他的明確暗示。

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認為背后促成此事的主要推手是總稅務司的赫德，12月14日，報紙報道：“這一決定……乍聽之下……當時使我們不能相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發表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經過長期和縝密的考慮的。我們的記者說，‘此事是同赫德商議之后才提出的。’我們相信，這個計劃是發自赫德的頭腦。”

赫德在自己的日記里證實了這一點：“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題，竟成為我在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談論到的事情……幾天以后，在總理衙門的宴會中，柏卓安告訴我，總理衙門已經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并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

赫德極力敦促總理衙門將此事付諸實施的動機相當明確：中國應該從離群索居中脫離出來，主動在國際上拋頭露面；中國必須在西方各國的首都有自己的使節，可以隨時把中國政府的意見轉達給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在北京的西方國家的使節代為轉達。

盡管結論一致，清廷考慮此事的出發點卻與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華夷觀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條約》規定中國與西方各國應該互派使節，然而，多年來，派遣常駐使節一直都是西方國家單方面在行動，清廷始終沒有動靜。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廷自覺這方面的人才比較缺乏；更重要的則是，清廷對“中外禮節不同”這一問題長期沿襲了鴕鳥政策，采取逃避的態度——不向西方各國派遣使節，就不會出現“禮儀沖突”。

另一方面，西方各國駐華使節要求按照慣例覲見中國政府的最高領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軟抵制——“華夷外交觀”下的覲見儀式，需要駐華使節們跪拜皇帝；但在“條約外交觀”下，各國平等，要讓西方駐華使節跪拜中國皇帝，無異于癡人說夢。清廷既明白這一點，又不愿意放棄凸顯天朝上國榮耀的“華夷外交觀”，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為由，始終對皇帝接見西方駐華使節一事不做安排。

在“修約年”即將到來之際，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團。使團勢在必行，面子同樣也不能丟：如果使團在出使西方時“入鄉隨俗”采用了西方的禮儀，那么勢必影響到國內皇帝接見西方駐華使節的禮儀問題的談判——清廷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駐華使節，已經在談判桌上為之奮斗了十年，豈可功虧一簣！

那么，讓外國人率領中國使團出使，就成了解決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總理衙門的奏折里所說：“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

盡管如此，清廷還是放心不下，又為使團擬定了八條訓令，其中就“禮儀問題”專門指示：可以“概免”行禮的情況，盡可能免掉，待將來談判好了再說；必須按照西方各國禮儀，無法推托者，一定要嚴正申明，這是西方之禮，與中國國情不符，“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一切有違中國國體禮儀之事，可以不舉行的一概不舉行。

這些訓令沒有能夠約束住蒲安臣。總理衙門建議使團不要將國書直接遞給西方國家政府首腦，以免他們反過來要求直接遞國書給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國，就接受了約翰遜總統的接見，親遞國書；總理衙門訓令回避西方禮儀，使團在遞交國書的過程中，則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禮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國時，使團一律采用了西方禮節。

因為蒲安臣是外國人的緣故，隨行歷練的中國官員志剛和孫家谷倒也并不覺得有什么丟臉的地方。志剛在日記里寫道：“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也許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團繼續前往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繼續使用西方外交禮儀鞠躬覲見各國君主、遞交國書。

［還原］蒲安臣使團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在《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1840—1911)》一書中，對蒲安臣及使團的性質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來憑其狡獪伎倆騙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竟認為這個美國侵略分子是‘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因而是十分恰當的人選。赫德在得到這個消息后，立即到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謀慫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為‘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出使各國……這樣組成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使團。”

這種敘述是某種特殊、扭曲的歷史觀下的產物，沿襲了古老中國的“誅心”傳統。

【訪美：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平等條約】

使團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國——美國。在舊金山，蒲安臣發揮了他演說家的特長，向聽眾們宣稱：他的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走上了和平與進步的道路，這個偉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輝的旗幟伸出雙手的日子不遠了，這個時機已經降臨，這樣的日子已經來到。

在紐約，蒲安臣繼續游說：中國已經“睜開它的眼睛了……它愿意和你們通商，向你們購買貨物，賣東西給你們”，并且激勵美國的傳教士們：“在中國每座山頭上和每個山谷中豎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上述言論，無疑代表著蒲安臣對此次出使成果的個人期望。但他同樣沒有忘記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它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它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利。”

《蒲安臣條約》是使團在美國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所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美國在條約中保證不干涉清廷內政，還涉及保護華僑、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尤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條約簽訂之后，隨即外交知悉歐美各國，表示美國將不承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意圖和態度，并要求美國駐歐洲的各國公使協助蒲安臣使團順利完成此次出訪。

【訪英：迫使英政府公開承認武力威脅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欠妥】

使團于1868年9月抵達倫敦。因為此前與美國簽訂條約中的“不干涉中國內政”條款有直接針對英國的意思，英國朝野對待使團十分冷淡，媒體也對使團大多抱有敵意。直到10月，使團才得以禮節性地拜會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種冷淡的氣氛中獲得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

恰于此時，中國國內因天主教育嬰堂連續死去四十多名嬰兒而導致了數萬滿懷疑忌的群眾火燒教堂、毆打傳教士的“揚州教案”。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趁機調遣軍艦開赴南京，威脅兩江總督曾國藩。清廷與之交涉數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團借訪問英國之機直接與英國政府交涉。

依賴蒲安臣等人對西方外交游戲規則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雙方協定：此后發生同類事件的處理辦法必須循約而行，“不得擅調兵船與地方官爭執”。并迫使英國外交部發表官方聲明，公開承認擅自調兵威脅中國地方官員的行為欠妥，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和司法權。但英國仍然表示對使用武力“以便保護生命財產免受到迫切的危害”持保留態度。

聲明發表后不久，又發生英駐中國臺灣淡水領事吉必勛擅調兵船，向臺灣地方官勒索白銀的事件。清廷依據協定，照會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遂令吉必勛繳回所索銀兩，并向淡水中方官員賠禮道歉，隨后并將吉必勛革職。

【訪德：俾斯麥認可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

1869年11月，使團抵達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說法，使團在普魯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壯觀的接待”。

1870年1月，蒲安臣與普魯士鐵腕首相俾斯麥舉行了正式會晤。會晤的結果，是俾斯麥表態：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團得到了英、美等國的廣泛支持，而德國需要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關系。俾斯麥說：“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帝國需要一個得到尊重、具有權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這既是對清廷統治合法性的認可，也是對中國主權國家地位的承認。

【訪俄：蒲安臣勞累成疾驟然去世】

1870年2月，使團抵達俄國首都圣彼得堡。半個月后，他們得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接見。俄國此時與中國在西北和黑龍江流域關系十分緊張，沙皇在會見中故意與蒲安臣大談無關痛癢的美俄關系，而對中俄關系刻意避而不談，令蒲安臣感覺交流十分艱難。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診治均不見好轉。

隨行的中國官員志剛記載了蒲安臣病重后的工作狀況：“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措語未當，貽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欽差大使任上。

【結語：朝廷死要面子，神馬都是浮云】

蒲安臣出使之前，特意制作了一面黃色的國旗：“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由此，龍旗成為晚清中國的一個象征，中國第一次以主權國家的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中。

蒲安臣以他高超的演說才能，給予了西方世界一個溫和的、開放的新的中國印象。每到一處，他都極力地歡呼中國正準備沖破傳統的鐵幕，投入近代世界文明中。這一形象營銷在歐美各國中取得了成功，但悲哀的是，他沒有能夠帶著榮耀回到北京，而他演說里那個正走向開明的中國政府，其時正為他在使團內大力推廣西式外交禮儀而頭疼不已——1869年，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以蒲安臣使團在歐洲使用西方覲見禮儀為由，要求清廷準許各國駐華使臣以西方禮儀覲見皇帝。

朝廷又一次搬出了“皇帝年幼”和“中外國情不同，禮節也不同”的陳詞濫調。

神馬都是浮云。在面子本位體制下，蒲安臣努力塑造出來的開明中國的形象，在西方曇花一現，歸于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