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情感·心理·命運——王鍾翰師《甲丁日記》讀后

一、緣起

我忝列先生門下十有八年，先生待我恩重如山。我早想寫一篇懷念先生的文章，又總以為這類文字須出自卓有成就的弟子之手，方足為先生增重；而頹唐如我者，有負先生期望甚多，何得有此資格?銘之于心可矣，腆顏下筆，適以辱沒先生光彩。況且，僅僅是對先生感恩戴德，于讀者又有何意義?躊躇再三，遲遲未能動筆。

轉瞬之間，已是先生去世的第六個年頭，他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在我眼前。今適值先生百年，作為弟子，還能再逢先生第二個百年么?遂又轉念，成名的弟子固然可以告慰先生，而不成器的學生也不曾少受先生沾溉。先生有教無類，能否學有建樹，差異端在弟子本人，非先生于所叩而有不鳴者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這是一個不完整的歸納。而且，在未與言之前，又何以知其可言與否?因而我們可以像“子貢問政”那樣繼續詰問下去：若二者必失其一，則取何而后可?對此，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回答。孔子雖然贊揚人言兩不失的智者，而作為仁者的他，我想回答應該是：寧失言而不失人。把這句話用之于先生教學生，碰到如我這樣的不可教者，先生亦必曰：寧失教而不失人。仁矣哉!先生!若必待有成就的弟子方有資格撰文回憶先生，以證明先生為慧眼伯樂，則豈非視先生培育后學為市利哉!此又斷非先生之本懷。先生之名，固不待弟子而傳也。

去年冬天，我去萬安公墓祭奠先生，由于記錯了日子，比先生忌日晚了一天。踏入墓園，馬路上過往車輛的噪音頓時消失，我立即意識到自己走進了另一個世界。時大雪方停，陰云把天空壓得幾乎貼到地面。整個墓園中杳無人跡，小路和樹枝上堆滿積雪，幾只鳥兒在四處覓食，飛來飛去，嘰嘰喳喳，使這片世界顯得更加寂靜。我獨自在無數的墓碑中穿行，尋找先生的安眠之所。我愿意在這樣沒有干擾的氛圍中掃墓，行走間不知不覺就進入了死者生存的天地，仿佛依稀聽到寂寞的死者從地下發出的嘆息和悄語，盼望著后死者前來探望。先生墓碑的基石上擺著一只花籃，鮮艷的花朵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白雪，應該是昨天的祭拜者奉獻的。我將兩枝白菊插在花籃兩邊，分別獻給先生和師母。在先生墓前佇立片刻，風揚起零碎的雪花，散落在先生的碑額上，也散落在我身上，使我泛起一陣寒意。我與先生近在咫尺，卻已人天遠隔。拂去基石上的薄雪，“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八個大字便清晰地映入眼簾。這是仿照先生手跡鐫刻的，是那么厚重，那么遒勁，如同先生為人。先生一生九十多年確實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從湘南偏僻山區的農家子，成為著作等身飲譽海內外的歷史學家，這絕不是輕易得來的。先生歷經坎坷，艱苦不懈奮斗一輩子，是該安歇的時候了。如同所有的死者一樣，無論如何漫長的一生，也不過是天地間的一瞬。生前環繞的榮譽和熱鬧都已煙消云散，最后歸于自然，也只能靜靜地占有這一抓黃土。

然而先生畢竟是先生，值得后人景仰和懷念，除了他灌注心血寫下的許多名篇之外，還有他不惜辛勞培植后學所付出的犧牲。前者將會由學者傳誦不絕，后者則是我該銘刻于心的。而先生的成就、貢獻與其人格、情感之間，似又存在某種不可分割的聯系。

二、先生教我之道

(一)平民的親和力

“人皆謂泰山北斗，我最愛先生平民本色。”這是我為先生擬的一句挽聯。平民本色，是我追隨先生多年最深刻的感受，久蓄于胸，卻道之無緣，惟有在送別先生時寄諸楮墨。先生幼年就讀雅禮中學，之后進入燕京大學，都是名校，后來留洋去哈佛大學，接受的又是精英教育，更不用說在大學當教授，聲譽鵲起，儼然社會名流。但我心中的先生，卻始終保持著平民本色。

我所謂的平民本色，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基于感恩心理的回報情結。這種心理情結貫穿先生為人為學的宗旨和準則，以至于他的喜怒哀樂，無不浸透著濃烈的平民氣質。弟子們之所以對他懷念不已，固然是欽佩他的學問，但更多地則是被他人格中的親和力所感染。人的教化，恐怕是世界上最難之事。而師生之間，所施所受，最根本的并不在于知識授受的狹隘工具性效應，甚至也不止是思想的啟迪，情感的溝通與親近無疑具有更大的力量，對于弟子日后的成長，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與先生同時代的大學者，多出自世家，身上無形中散發著一股高雅的書香氣，一種令常人難以攀援的清高。對于市井中出來的我，對他們“望之如在天之人”。這種敬，當然也包含著一種畏，所以總是敬而遠之，能躲則躲。當我不得已非去謁見不可時，便告誡自己千萬不可稍有疏虞。即使曾蒙以禮相待，甚至和藹可親，或許因為我過于敏感，總覺得這是一種勉強做出來的屈尊，因為大學者們往往具有極好的涵養，喜怒不形于色。于是我畢恭畢敬，洗耳聆聽。對方所言，我不論聽懂與否，都得表示出若有所悟，以免被認為愚不可及，白白浪費了他們分秒如金的時間。實則自始至終如坐針氈，手足不曾舒展過。

而先生則不然。先生是大學者，但絕不是一個富有心機、城府很深的人。先生性格直率，愛憎分明，很少加以掩飾。他的舉止言談，與內心情感都是相符的。弟子們謁見先生，極為隨便，用不著電話預約，更不會心存小心。在他微笑、大笑時，弟子們就隨心所欲，放言無忌；碰到他生氣、面帶怒容，弟子們便會惕然自省。總之，先生與我們弟子之間，并未因學問天壤之別和身份不同而產生人與人之間的尊卑與隔膜感。據我看，弟子們很容易看清先生內心的感情，也很容易把先生哄得轉怒為喜。

1998年師母去世之后，弟子們擔心先生寂寞，輪流請先生吃飯，每隔數月必有一宴。師弟子共聚一堂，其樂也融融。江湖豪杰氣的柏華兄在外地，時有缺席，有空回京拜謁先生，即順便邀先生于路邊餐館小飲。先生亦不嫌簡陋，欣然而往。先生嗜酒，往往舉杯而盡。弟子們只得連哄帶騙，稱不勝酒力而罷。最后一次是2005年先生九十三歲生日，前來祝壽的弟子二十余人。先生身體雖不如前，仍健飲如昔，席間弟子輪流敬酒，先生樂甚。當先生起身切分生日蛋糕時，頭上那頂紙制壽星小帽搖搖晃晃，惹得眾弟子樂不可支。回想當年何其熱鬧，而今思之黯然。

(二)“俗道”中的關愛

師弟子間當然也有不快的時候。我伴隨先生近二十年，不知觸犯先生多少次。最先是因入學遲到而被冷拒，繼而是因高談學潮而被怒斥，后來是我干脆避而不見，再后來是彼此互求，甚至是先生來“求”我，完全變成黑白顛倒的世界。但不論是我惹惱先生，或是一起杯酒交歡，以及在先生病榻前的交談，我都能領會到先生深切的愛和寬容。先生與我，實在于師生與家人父子之間。

或正因如此，故先生不惜以俗道教我，雖皆屬瑣細之事，亦體現先生深意。周五下午的例行政治學習，我多有曠缺，即使耐著性子參加，亦一待散會便往家中趕。先生以為這樣不利于與同事增進感情，問我何不于會后和同事下下棋，打打撲克?并告訴我，當年陳寅恪先生在成都燕大執教時，就從不缺席例會。又說，一個規章制度若不能改變，就得服從，否則即自找麻煩。先生又見我生性輕脫，與人交多不設防，故教我與人打交道，應“先小人而后君子”。我雖做不到，而每嘆為至言。我曾與某出版社編輯交涉論文出版事宜，先生恐我為人所紿，特叮囑我說：“你是讀書人，他們是商人，不要輕信他們的話。”后果被先生言中，出版社拿了北京市的出版津貼，卻整整拖了四年。

1997年，我申報正高職稱，差一票未能通過。一個教授，在我心中也未必看得多重。次年，我決定放棄申報，什么申請、表格，一概不填。先生聞之，暗中請同門令志兄幫我整理好材料，并把我叫至家中，對我道：“這個教授，你可以不要，但你的愛人要，你的孩子要。”先生說得嚴肅而誠懇，比我想得現實，也想得深遠。我還能說什么。幾天后的一個清晨，電話將我驚醒，我拿起話筒，第一句赫然就是“我是何茲全”。我一時悚然，不知找我有何事。

何先生接著便問我為何不申報教授。我說自己水平不夠格。何先生立即反問：“你說自己不行，怎么個不行?說說看!不行，為什么沒去掃大街?”我誠惶誠恐，又奇怪何先生怎么知道我的事。原來先生仍不放心，前兩天在香山開會，與何先生同住一室，何先生家亦在師大，故先生托他勸我。我真沒料到先生為我考慮得如此細致，而事后也居然忘了去何府道謝。兩年后，我又糊里糊涂當上了博導，原因主要是先生仍想重振滿族史學科。

我原以為什么教授、博導，都不過是個名頭，與學問并不相干。然數年后，實行職務津貼，職稱的重要性就顯示出來。我沒有請示先生，報了一個教授最低級。這里又碰到一個名與實的命題。昔人說過：“名者，實之賓也。”慧皎著《高僧傳》曰：“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故不取名為“名僧傳”。我以為如此品騭人物，實在高明之至。能如先生那樣名副其實固然好，但若名實不符，究竟是選擇名過其實，抑或是避名而就實?后來我讀過先生《日記》,我想以先生的態度，一定贊成我取后者。同時，在今天的考核制度下，級別低亦可免于承擔什么項目，心安理得，多一些閑暇自由讀書，又何樂而不為?但我之所以能自以為活得瀟灑，前提是我畢竟職銜到手，有了一份基本收入作保障。這當然是拜先生所賜。

(三)期望與耐心——最好的教育

就學業而論，在眾多的弟子中，我可能是最讓先生費心，而又是最讓先生失望的一個。我半道出家，投入先生門下已年過不惑，我與先生都屬牛，先生長我三輪，當時已七十有七。我原在南方教書，興趣在魏晉至隋唐一段。因兩地分居七年，不堪其苦，經大師姐定宜莊女士介紹，改從先生習讀清史。我從對清史一無所知到完成博士論文，先生為我不知傾注了多少心血。當年，我的博士論文獲得北京市首屆社科出版基金資助，我請先生作序。先生興奮之余，一并為我題寫了書名。后來，我無意中說出書名原想由我父親來寫的，先生為此向我一再致歉。

畢業留校之后，我無時不刻受到先生的關愛與指引。記得有一次會后送先生回家，我們緩緩而行。至先生樓門前，先生停了下來，對我談起他的某位學長，過去成就斐然，而解放后卻一字不作，恐怕是有損權威的聲價吧。又對我說：“我沒有那樣的聲望，也沒有包袱，有了一定的想法就寫出來，所以也就一直寫到今天。”我聽得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學問還未起步，就染上眼高手低的通病；且復怠惰成性，進銳退速，加之凡事刻意求深，故極易作繭自縛。先生的話，正是針對我這些毛病而發的，真金石良藥。先生享有盛名，卻不為名譽所束縛。然先生之教我，竟自為謙抑，以金針度人于有意無意之間。即愚鈍如我，豈能感受不出其中的厚愛!當時我驚出一身冷汗，告辭后反復于心中默誦先生之言，故至今記憶猶新。

我偶有論文呈送先生審閱，先生總是不吝褒獎鼓勵之詞，我自知這是先生唯恐我疏懶復作。先生去世前幾個月，我去醫院探望。那時我正對《康熙起居注》的可信度產生懷疑，即向先生請教。先生初聞之下稍顯驚訝，沉思片刻，即肯定地對我說：“《康熙起居注》可以懷疑。”我聽后信心頓增，于是大膽談出自己的理由，先生清瘤消瘦的面容上現出滿意的神色。這情景今日仍清晰印在我腦中。

我雖追隨先生多年，但因秉性頑劣，于先生之學領悟甚淺。寫過幾篇文章，皆不過率性而作，興趣在揭露清朝最高統治者的心機，發發議論而已，談不上什么價值。以水平論，充其量只能在第八流到第九流之間。然若沒有先生，我恐怕連做學問最起碼的門徑也無從窺見。而最使我感動的是，先生始終沒有放棄我。是先生感化了我冥頑的心智，喚醒我尚未泯滅的向善的本性，終于迷途知返。

約在1995年冬，也說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與先生鬧起別扭，想回南方，故多天不去謁見先生。先生一急，竟親自來師大找到我的居所，而且來了兩次。第一次是由女兒應云姊陪同來的，撲了一個空，第二次先生又獨自前來，方找到我。我住的單間在六樓頂層，沒有電梯。先生當年已八十有余，真不知是如何上來的。每念及此，我便深自悔恨自己太過任性。后來我在師大住進了兩居室，有了自己的書房。不料樓上一家男的是個承包餐館的，每日下班都在深夜兩點以后。他那退休的女人也不饒人。白天在家伴隨音響跳舞，樓板震得叮咚直顫，即使她跳累了，那音樂仍在我耳中久久回旋不去。晚上她要等候丈夫回家，11點之后方開始洗衣，水聲稀里嘩啦，有時我甚至擔心水會滲過樓板流到我頭上來。那家又以居室兼作儲藏庫，每隔幾天就得進貨，也不知何故，偏偏要在夜里三四點。我實在沒有顏回那好涵養，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無奈之下，我向先生求援，想搬進民院宿舍。先生通過同門梓東兄約見校長，為我說項。事雖未成，但我異常感動，同時又埋怨自己慮事不周。先生為我，竟屈身求人，何其不值，又何其不智，怎不令我思之赧顏!

但我的情緒并沒有立即扭轉過來。寫過一篇《多爾袞與皇權政治》令先生高興了一陣，之后又輟筆多年。據先生家人說，先生暗中“著急得不得了”。但先生卻從不催促我，更沒有責怪。2003年我重新拾筆，寫出十萬字的《評清世祖遺詔》交與先生。先生閱后，竟親赴郵局將那一摞稿子寄給《燕京學報》主編徐蘋芳先生，當年先生已是九十一歲高齡。到后來我讀了一些心理學的東西，才發現先生之教我，恰與心理學上的期望原理極為相合。先生對我，除鼓勵之外，就是等待，而且是長時期的等待。對于我這種具有嚴重心理障礙，極易自暴自棄的人，先生的鼓勵、期望和耐心等待，實為一種最好的救治。

我個人誠不足道。而先生為我花費了那么多的心血，究竟值當與否?這確實是個疑問。在先生固不曾計及，但我能在學業上堅持至今，卻全得自先生的愛護與獎勵，不由我不感激與敬仰。正是在我這樣的失敗者的身上，才更能體現出先生人格的光輝。內子每告誡我：“你這脾氣，恐怕沒有第二個老師能容你!”其知先生之愛，竟有甚于我者!我今若不道出，世人又何以知先生宅心仁厚，寬容至此。司馬遷稱許李陵“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良將無以過也”。但李陵那樣做，明顯有因戰場生死相搏的需要，冀望部下共同效命以死中求生。而先生之于我，除了希望我不辜負自己之外，尚有何求呢?較之古之名將，先生實有足多者矣。

先生去世之后，我常悔恨自己有愧于先生。同時又不斷追問，先生于糞土之墻的我，何以能如此不惜心力?這是又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去冬至今，我再讀先生的《甲丁日記》,并重新回顧先生一生的經歷，方略有所悟：那就是先生在成長中亦曾屢受知遇之恩，深知前輩的提攜，對于后學是何等重要。但這還不是關鍵。我以為更

重要的是，先生身上具有一種大學者中罕見的平民氣質，從自己的人生經歷的體悟中形成了一種堅定的對社會的感恩與回報心理。

三、恩師之賜與先生之回報

(一)感激與回報——先生的心理基調

先生出身世農之家，家境雖稱小有，卻缺乏文化背景。在20世紀初，土生土長于偏僻之區普通人家的子弟，欲在學問上能夠立足，努力上進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但若僅憑此，似不足以卓有建樹。先生從幼年依附當地望族席家的私塾開始發蒙，到就讀于長沙教會辦的雅禮中學，后來進入燕京大學，走上史學研究之途，始終得力于外界的扶植。

先生的成功是靠自己努力奮斗得來的，也是幸運地得自許多前輩竭力提攜的結果。而先生之所以能不斷得到提攜，靠的是為人真誠，值得信賴。“為人謀以忠”的家訓，先生始終未曾或忘。故先生于前輩師長囑托，絲毫不計個人得失，不辭艱辛。而其回報恩師，亦非常人之所能。抗日戰爭期間，日本憲兵隊封閉燕大，洪業、鄧之誠等師友銀鐺入獄。先生謀生于天津，為救諸家仰屋，略作小補，不惜于街頭采購販賣，風塵仆仆奔走于京津之間，真可謂可托六尺之孤。正是這種性格和精神，使先生大受前輩師友贊賞。

由忠誠而不斷獲得賞識，又由受到賞識而形成感激與回報，既為先生提供了彌補先天不足的機遇，也在他一生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跡。以我對先生的觀察，先生身上潛藏的回報心理，愈至晚年便愈加濃厚，他似乎總是在感激。

他感激家鄉。上世紀末，我為先生作《學述》時，他回憶起啟蒙的席家私塾和稍后改名的應濱學社，總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種深情的懷念。1957年寒假回鄉省親，“日與家人親友話桑麻舊事，童年情景，一如昨日。”特地拜訪最初求學于應濱學社的老窗友，而其人已無所記憶，且甚冷淡，令他悵然。(《日記》1957.2。)他感激長沙雅禮中學。1938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學，學費高昂，雅禮予以資助，并希望他卒業之后回去任教。但燕京大學為先生展開了另一片天地，在洪業等前輩的啟迪下，以學術為國家爭榮譽的信念支配著他，自然未能重返雅禮。先生對于自己未踐前諾深自愧疚。他晚年聽說長沙雅禮復校，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很想有機會去雅禮教幾年書，以報答當年雅禮的恩德。

先生感激接納他的單位。1946年至1948年，先生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兩年。由于種種原因，先生未能獲得博士學位，視此為奇恥大辱。洪業師正在美國，乃至擔心先生自尋短見。然而回國后，燕大歷史系照樣接納，并聘他為副教授。先生日后憶及此事，不無苦澀地寫道：“盧念蘇兄來談，及燕京舊事，及余游學哈佛事，不勝感慨系之。一九四八夏之能返國，又不能不感謝葉理綏之一賜也。”(《日記》1954.10.27。)此恰所謂正言而反道之，要之未能釋懷也。1952年院校調整，燕大歸并北大，而先生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民院聘任他為研究部教授，先生亦甚欣欣然。

在中央民院研究部中，先生的教授級別是最低的。研究部主任翁獨健為先生學長，“亦以部中教授，余之薪資四百五十分為最低，如遇調整時，愿為余說話云。余言：五二年之升教授未加薪，既有名矣，應不復言利。今即不加薪，余亦心滿意足，夫復何言。”(《日記》1954.10.15。)“余底薪太低，來我部時，本增為五百分，因北大方面反對而中止，只將副教授升為教授而已，亦不幸中之一幸。”破例加35分，“尤不幸中之大幸。”(《日記》1954.11.17。)1954年年底，先生晉升一級，晉級教授中名列第二。先生聞之，即告誡自己“今后更應努力工作，以答上級厚意”。迨“宣布名單，對我則云：‘王鍾翰為教授級最低，加一級還是少了的。’有此一句話，即不進級，甚光榮也。”(《日記》1954.12.3。)

有些世代書香的大學者，在留洋歸國之后，或負有大名，即待價而沽。盡管有人喜歡對自己冠以“書生”之名，亦不過顯示對于他們所蔑視的官宦之家的傲氣。一旦事關實際利害如地位級別者，骨子里的酸腐味即掩抑不住，表面謙讓，實則自視絕高，寸土必爭。無論多么高的待遇，也認為理所當然，受之無愧。稍拂其意，即絕裾而去，另圖高就。先生則絕不相同。從燕京大學調任民院，其中難免有原院校之間的派系之爭，先生自是一個被排擠的失勢者，且不得不放棄“正宗”的清史研究而轉入滿族史。有些人為之惋惜，認為是一種損失。而數年之后，先生在滿族史研究中成績斐然，自然是善于應處環境變遷的結果。而先生之所以能淡然處之，甚至有一種滿足感，則又不能不歸結為其心理深處的回報情結。

先生晚年當了終身教授。第一次發薪時，我恰好在先生家中。先生拿到工資條一看，隨口驚訝地對我說了一句：“怎么這么多!”究竟是多少錢，我沒問，但先生的驚喜已告訴我，這份工薪多得超乎他的意料。用一句不恰當的話說，先生沒有料到他值這么多。終身教授之類的榮譽感，或許是人所共有的，但這種感激由衷以及不加掩飾的坦率，恐怕只有平民本色的先生才有，而不會出現在那種世代書香自命清高的學者身上。

正是因為覺得社會給予他的過多，所以先生無形中總是被一種回報感所驅使，一定要盡力表現自己。先生早年專注于著書立說，不愿“帶徒弟”,視之為“作后事打算”。(《甲丁日記》1954.11.24。)先生初次招收博士研究生，年已七十有五，至先生辭世之前，前后培養博士近三十人，傾注了先生無數心血。先生古稀之后，每年必有論文問世。即使后來精力已衰，仍堅持撰寫不輟。九十歲那年寫出《洪業先生生平與學術》一文，竟長達數千字。有時一些學術價值不高的著作求到先生作序，先生也不加拒絕，以致羅繼祖先生來書相責。先生以書示我，并坦言：“他罵得對。”當時我亦甚不以先生為然。但現在看來，先生是以一切方式向社會、向單位表示自己并非白拿那份收入，要竭力證明自己仍在付出，是“物有所值”。這是典型的平民心理。如今不少學術界稍有名氣者，即拼命四處推銷自己；自以為僅憑借某些頭銜就可為兼職單位“增值”,索取報酬則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視之先生，瞠乎其后矣。

(二)恩師對于先生的期望

先生一輩子中最為感激的，當然是恩師鄧之誠先生。先生在燕大的本科和碩士論文皆得自鄧氏指導。先生之為鄧氏看重，并非因聰明過于常人或見識卓越，而是學習認真刻苦，于鄧氏言聽計從。鄧氏于先生亦甚加護惜。先生留校任助教時，曾因酗酒大出洋相。燕大教職員工中有人狀告校長司徒雷登，以為不宜收留此人。而先生竟得以平安無事，即蒙教務長洪業，尤其是鄧氏擔保。

從先生留下的《甲丁日記》中我們得知，即使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后，先生已當上了教授，在學問上仍然得到鄧之誠先生的傾心指點與慷慨相助。《日記》1956.1.15:

往謁文如師。師囑著一書，從官廳水庫說起，及于康雍乾三朝之畿輔水利，及于明代，及于金、元二代。或亦今之社會主義建設當務之所急欲聞知者。愿助我以材料，務于一年內成之。

先生此時沉潛滿族史已有年，雖頗有心得，然尚無專著問世。雖說當時民院研究部正在制定研究規劃，先生所擬除《滿族簡史》、《明代女真人》之外，尚有他書多種，(參見《日記》1955.12.31至1956.3.29各條。)但皆非倉猝間所能辦。故鄧氏代為先生謀劃，擬作足資國家建設需要的經世致用之書，又見鄧氏在題目選擇時頗費心思。且既敢“助之以材料”,不吝以平素所積傾囊相授，亦必曾預先盤點估量，以為足成一書，其熱心衷腸皆在言表。鄧氏這一建議肯定出乎先生意外。驚喜之余，又馬上慮及京畿水利為同門師兄侯仁之的研究領域，不無侵越之嫌，且難掩鄧氏偏愛之意。但旋即領會到鄧氏之苦心不可負，故“欣然應之。唯觸忌侯仁之之專門，不復計也。”回家之后，心中仍念念未已，卻并未告知師母。“告之而未寫，寫之而未印，不如不告也。”實則唯恐事之不成，徒然空喜一場，反增失望，故先隱忍之也。這是一段極為生動的記載，鄧氏于弟子傾心關愛之情躍然紙上。

又如同年3月12日：

與松(即師母)同至文師處小坐。師有病態，殊無精神。令繆四爺(子受，繆荃孫之子)抄《建州聞見錄》見貽，至寶也。求之八年未得，今竟得之!適足為考定滿族入關前社會性質之上等材料也。

要對此時先生的心情獲得充分理解，必須對先生研究滿族入關前社會性質探索歷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先生編纂《滿族簡史》明清部分已積累充分史料，正在思考其社會形態的定性。前年讀過張維華《滿族在未統治中國以前的社會形態》一文，以為“尚能言之成理，可惜證據尚欠充分材料，因而論證不無武斷之處。私念余所編明至清初一段，引證史料不可謂不富，偶下斷語，亦不可謂不謹嚴，公之于世，或不致見譏大雅。”(《日記》1954.10.16。)所謂論證不無武斷，即指對滿族社會性質的判斷不能令先生滿意。先生自度史料占有已不成問題，但“對努爾哈齊興起之際的社會性質問題，仍不敢肯定下來。因而前后只臚列歷史事實，或不無抵觸之處。意者應胸中存一定見，可以不明白說出，但必須依以推證，然后雖片斷抄書，亦能連貫一氣也。容緩圖之。”(《日記》1954.10.21。)材料既“不無抵觸”,則“胸中定見”實止一傾向而已，或形成的初步預設，欲以此統率材料而貫穿前后。這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但并非牢不可拔，終究需以材料作最后檢驗。幾乎在同時，先生“添(寫)后金國的形成與發展一小序，約五百余字，文從字順，尚有筆力。又不知斷定后金國二十年前為由前封建主義到封建主義的過渡階段的當否?就材料論，或不致大錯也。”(《日記》1954.10.29。)實則仍在疑似之間，未敢以為定論。故此后相當一段時間，先生為此繼續積思苦慮，閱讀國內學者姚薇元、唐長孺、尚鉞等人的有關社會形態及少數民族封建化的論著,又參考周藤吉之、和田清、鴛淵一等許多日本學者的研究，并借助于《唐律疏議》、《唐明律合編》諸書，試圖從法律中尋找有助于社會形態定性的研究。直至一年之后，從鄧氏得見《建州聞見錄》,即認為“適足為考定滿族社會性質之上等材料!”可見此前思慮雖久，終不敢遽斷，而必從此獲得關鍵性的突破。一月之后，長期困惑一掃而光。“整日作文，經濟基礎成，凡四五千字，為之躊躇滿志。”(《日記》1956.4.27。)設非鄧氏提供《建州聞見錄》抄本，先生的進展至少不會如此之快，則又毋庸贅言矣。當年7月，中央民院首屆科學討論會，邀請北大、人大及科學院歷史所專家參加。先生提交《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一文，深獲好評，“校外反映，對余作都非常贊成”。先生不無得意寫道：“余作雖仍待修改，而已引起史學界重視，則事實也。”(《日記》1956.7.2。)而鄧氏在背后為子弟的竭盡所能，先生焉能不感戴在心!

(三)先生的回報方式

先生對于恩師的回報之途很簡單，就是下工夫讀書。《日記》1954年10月10日：

讀書非下苦功夫不可。譬如讀一書，即應從頭到尾讀之。自念……雖無許多心得，然讀書之樂，不敢后人。又念自一九三八至四三，凡五六年間，實未嘗讀書，虛擲光陰，悔之何及!果彼五六年間有如今日者，學問必有可觀，必不似今日之學無寸進，茫茫然莫知所歸。

所云1938至1943年，即謂盧溝橋事件之后，北平城內人心惶惶，日本憲兵時時入燕大校園干擾。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欲接管燕大，遭到嚴詞拒絕，于是干脆將燕大封閉，并逮捕師生多人。先生由是謀生于天津。1942年秋輾轉南下，于成都燕大就職，方重操舊業。當初日本人炮轟盧溝橋，國人震驚，燕大師生群情鼎沸。洪業先生召集歷史系學生，希望學子們能保持克制，發憤讀書救國，將漢學中心從日本搶回中國北京。先生立志專攻清史，即始自此。不料形勢迅速惡化，國事日非，竟不得不漂泊多年。《日記》至此之所以憶及舊事，當是先生自視學問上已積累有年，可以重展當年雄圖，故于失去之歲月格外惋惜也。

當月月底，拜見鄧之誠：

余告近數年來，頗知讀書之趣，而尤以書宜細讀，宜從頭至尾讀。讀之既久，不患無成。不細讀，不從頭至尾讀，而即求名求利，非真能讀書者也，非師平日所以教人讀書之道也。自愧粗淺，學無長進，但于師教人為學之旨，不敢背也。師為之欣然色動!然又嘆曰：“今日略知余為學之道為足貴。”(《日記》1954.10.31。)

先生屢屢強調“從頭至尾”的“細讀”,因為“即最常見之書，有極有用之史料也”。(《日記》1955.12.23。)前提當然是有眼光，即思而學。他從未說過自己天資過人。有人評價先生時，也慳吝聰穎二字。豈知先生之所以能成為大歷史學家，是在堅實細密工夫之上形成的睿智，恰恰不是那種自恃聰明的人所得意的警警小慧。而為鄧氏所欣賞的也正是這一點。故鄧氏在覺得先生火候已經成熟之際，便積極加以鞭策。《日記》1956年元旦：

往謁文如師，坐談久之。師云：“一二年內應印一二書，方不落人后。否則，白首苦讀，亦一無所成。何況生活略有進益，少有優悠之感。”

鄧氏于弟子冀望之殷之切，實已按耐不住。爾后先生《清史雜考》一書出版事宜的多次接洽，全是在鄧宅，鄧氏從中斡旋當不言而喻。而先生之于恩師所托，亦從不推辭。僅舉一例，《日記》1957年10月6日：“文師召談，盼代校明清史稿。應之。”須知此時先生打成右派僅過三月，昨日《人民日報》批判翦伯贊，“亦點我名”。正苦悶彷徨之際，而稟承師命一如其舊，亦良可感矣。

(四)鄧氏與先生論文章

先生于鄧氏終身服膺，以至于文辭亦必竭力模仿。

余之學，去師何殊天淵!然每每走筆綴詞，不失師之風味，行自熹也。當加倍努力以學。(《日記》1955.12.13。)

故先生每有所作，必呈鄧氏批閱。而鄧氏亦不作虛套客氣，肯定和批評皆直言指出。

師閱余作《明代女真人之分布》一文，許以“飽滿”二字，昔張夢劬師舉以品師之文者。(《日記》1955.12.11。)

夢劬即清史大師張爾田。只有重視自己文章的人，才會關注他人，特別是自己心中楷模的文章，此又人之常情。故張氏以“飽滿”二字許鄧氏之文，必曾為先生所留意。今鄧氏以此許先生之作，當何其貴重!又何等驚喜!

然一年后先生作《索倫部考》一文，文師閱后，告“無可補充之處，唯佳處文字不足以表達之”。此余之最短處，未知系文筆之拙，抑學識尚未成熟之故，或兩者兼而有之耶?(《日記》1956.11.24。)

鄧氏既以為“無可補充之處”,則甚可滿足矣。然“佳處文字不足以表達之”一語，則令先生大生感慨。先生就讀燕大，曾為作文專門就教于張爾田，自必看重文章之法與文字之工。或正因過于看重，故而久久困惑于心。

余自念名心未克鏟除殆盡，而布衣粗食，作自了漢，從未生貪利之心也。或者窮則通，文因利生，不起利心，文亦不工歟?(1954.10.25。)

此條本為某人“名利之心頗重”而發，是否其人文字甚佳，今不得知。但先生立即聯想到古人所云“詩窮而后工”,文字亦必如此。而先生自忖“布衣粗食，作自了漢”,窮固窮矣，然文卻似未工，其故何在?于是想入非非，懷疑古人所云窮而后文之能工，或因窮而生利欲，方能刻意求工以求售。實自嘲而兼自解也。

先生每成一稿，亦多有自評，對于文字，用得最多的是“文從字順”,當是認可之意。但有佳處，亦難掩自得之情。以《日記》1955年11月下旬連續三天為例。

成吉林方面的海西女真一段，約四千字，亦尚滿意。總之作文必先有成竹在胸，方能下筆言之成理，一氣呵成；不則，支離破碎，災及梨棗耳。(24。)

以前欲寫黑龍江的野人女真一段，久思無從下筆。后從批判滿清封疆統治者及其民族主義傾向者著眼，看出和田清與鳥居龍藏之錯誤所在。雖(僅)成四五百字，而文筆栩栩有生氣矣!(25。)

下午又成奴兒干一小段，約千五百字，不無獨到之處也。(26。)

以上都是指《明代女真人的分布》一文的初稿。我后來讀此文，不過佩服先生的取材豐富，結構謹嚴、文字簡練。從未想到先生運筆之際，胸中曾激起如此波瀾，時而旌旗所指，如馬馳平川，欲罷不能；時而一字一句推進，實有如貼身肉搏，兵戈相擊，戛然有聲。凡此，我皆懵然放過，未曾體會先生苦心孤詣，無怪乎無能望先生之項背也。又念及先生審閱我的文稿，必有如嚼蠟欲嘔，卻從未指出過，最多也只是某文“似不及原來縱橫捭闔”。先生或顧及我之情面耶?或以為我不可教耶?

記得先生曾對我說過，曾國藩文字甚佳，其中有桐城派的抑揚頓挫。當然，先生最佩服的還是恩師。先生曾命我讀鄧氏《清詩紀事初編》,于各作者小傳尤須細讀，以為“其中許多篇，即置之明清諸大家之間，亦無遜色”。我總疑心先生文字工夫，即得之于此。先生既以“每走筆綴詞，不失師之風味”而“自熹”,而今鄧氏卻有“文字不足”之戒，此于先生不異一頭冷水。慚愧之余，立即檢查自己“文筆之拙”或并因學識未豐之故，其于師命慎重乃有如此!

以我之拙劣不學，焉敢妄論文字。我讀先生文章，竊以先生之白話文實不如其文言文。先生早年名作《清世宗奪嫡考實》一文，非但結構上布成嚴陣，環環相扣，即文字之典雅凝練，思慮之曲盡周密，氣勢如高屋建瓴，沉著則綿里藏針，誠可謂典范，真有洪業先生諸《引得序》之風味，亦何讓于其師。其時先生年方三十有六，何其壯也。而先生晚年之作，史料繁富一如既往，研究層面則更加深入，又兼注重理論分析，不時引證馬列經典論述于其間，故不得不采用通行的白話文，而文言文不自覺夾雜其間；且臨筆之際，意念既多，思緒即難免有歧路徘徊之累，反不如思慮淺近者之能行文暢達。此又凡作文者皆能體會者也。加之先生以耄耋之年，長篇大論，應照難免不周；又唯恐言不盡意，讀者不能領會，每于關鍵之處，不惜三致意焉，故于文字實未遑熔鑄至爐火純青也。

錢謙益譏笑楊維楨，“當勝國末，楊廉夫以風流儒雅，主盟江左。然鐵翁老不解事，酒后耳熱，涂高醉墨，猶欲與諸子掉鞅決勝。余今為啞羊僧，憑軾以觀文戰，風檣陣馬，鯨去鰲擲，仿佛齋鐘佛火間，日昃而歌，聊以送老，其暇逸過廉夫遠矣。”(《有學集·葉九來鋤經堂詩序》)此等神仙境界，令人何其神往。鐵崖、虞山一代文宗，雖性格各異，然皆天地靈秀之所鐘。而先生產自僻區，門第懸隔，如何能地丑德齊；且荷恩圖報，終身不能釋肩，又焉得如牧齋逍遙。然牧齋晚景凄涼，臥病在榻，債主相逼日至其門，不得已召黃梨州等代擬文章抵債，且必倚馬以待，又何其窘蹙，顧不得如先生之從容也。

我入學時，先生曾要我注意幾位當代名家的文章，并說：“文字好很占便宜。”先生或有微意而兼隱痛焉。雖然，試讀先生晚年大作，諸如《清圣祖遺詔考辨》、《釋瑪法》、《清代八旗中的滿漢民族成分問題》、《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無論其思慮之綿密，眼光之開闊，即文字之優雅，亦當屬上品。史家之文貴質，文人之文在暢。故聲名如陳寅恪，其文字亦曾為錢穆所譏。錢氏以陳垣列第三。而我讀陳老文章，無論其考證左右逢源，即其文字洗練雋永，意在言外，真有誦吟之間，如見其面之感。設與太炎、任公同席談經，章、梁二公亦未必敢徑居首座。可見文字實難有定評。劉勰說：“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實而難巧。”先生評某史學名家，既有“亦自成一家言，唯文勝其質”之語，(《日記》1957.8.28。)似不必更轉羨文人之文也。且文如其人，文字乃作者性格情趣之體現，即昔人所謂“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學養不至，又豈強學之所能成。先生愛屋及烏，不復顧及我之愚頑耶!

不惟文字與材料，即先生所持觀點結論，鄧氏亦予指點。

文師閱過《皇太極時代滿族向封建制的過渡》一文，批云：“《余論》事少理多，似應斟酌。軍事民主主義似應再酌，因八家而后有八分，非由八旗而有八分。打獵亦平均分配，不能謂為軍事。”恰當之至!(《日記》1957.1.14。)

“事少理多”,正先生自恃以勝往昔之處。此或時代之異，而鄧氏甚不以為然。前年先生曾為鄧氏校閱《中華二千年史》明清部分，自云：

于觀點上多有改正，雖一字之別，而立場迥異。師老矣，仍不恥下問，即小有建白，莫不欣然俯納。”(1955.12.13。)

其得意之情，可謂溢于言表。先生之敢于從“立場”上糾正鄧氏，自是以為學習馬列主義歷史唯物論之后，在理論上已勝過其師。實則“一字之別”,或鄧氏沿用某些舊式稱謂，先生鄭重其事予以改正，亦無甚大了不得，而先生為此沾沾自喜。上年拜訪啟功，記啟先生“談鋒甚健。一見即云：‘曾拜讀《雍正奪嫡考》,實極為佩服之至。’此為余五年以前之作，棄之如敝屣矣，聞之赧然。”(《日記》1954.10.15。)《奪嫡考》為先生成名作，洪業師讀罷為之“拍案叫絕”,先生何曾一日忘之于心?既特錄啟先生“極為佩服之至”一語，暗自欣喜之情已自難掩。而“棄之如敝屣”云者，雖矯情自謙，亦必自視今日胸中實已大勝于昔。所以他才會說：“自覺理論與文字均視四年前為進步，頗自喜。”(1956.12.30。)而今鄧氏從歷史學概念上指出先生致誤之由，豈能不令先生折服!“恰當之至”四字，誠發自肺腑也。

(五)為鄧氏拾遺補闕

作為學生，不能永遠被老師所籠罩，總會在某個時候，在某些方面超過老師。但對于學問之所自出的老師，則必須始終予以尊敬。《甲丁日記》中有一條便反映出先生為鄧氏拾遺補缺的例子。

看完《曾文正日記》共四十冊，可注意之處皆夾有紙條。唯有汪梅村之處可補文如師《汪悔翁乙丙日記序》者數事，亦特為注出。余于四八年看過《翁文恭公日記》,自去夏迄今，又看完《湘綺樓日記》及《越縵堂日記》,合此而四。在清季最著,洵足廣見識，增修養，不可多覯之書。”(1954.10.18。)

學生對于老師的尊重，最好的方式莫過于細讀老師的著作，從中質疑問難，這也是最好的為學起步之階。鄧氏家藏清人文集，順康間集部已多至七百余種，搜羅之富，即治清史之專門名家亦恐鮮有出其右者，而小說筆記不在其中。故鄧氏于清代掌故、文人篇什爛熟于心，當代史林中如《骨董瑣記》三編、《清詩紀事初編》之作，非鄧氏莫能辦。先生云“余之學去師何殊天淵”,當非謙詞。

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問。弟子之于師，亦不必亦步亦趨。先生云：“余習清史有年，而不通清語，不能深入一步。自今起學十二字頭，質疑問難，不以麻煩為苦事也。”(《日記》1954.11.4。)先生治清史，重視滿語，以為欲了解清代宮廷典故社會習俗，非通曉滿語不可。外語中英語自不在話下，先生教授過俄語，并能閱讀日文著作，亦能翻譯蒙文，凡此皆非鄧氏之所長。在清史學者中，能直接與國外學者進行交流對話者，先生當數第一位。

而令我驚異的是，此時先生正沉浸于滿族社會形態的探討，卻有閑暇翻閱清代《日記》之屬，而又能順手檢出可以補正鄧氏之舊作者數條。不敢說先生于鄧氏所作歷歷如數家珍，而云其曾經細讀并于疑惑未厭之處久存于心，即不中亦不遠矣。《日記》中沒有記載鄧氏閱過先生補正數條之后的反應，揆諸情理，料應有“何時一杯酒，重與細論文”之感人一幕。

(六)師生間的分憂

先生學問上就教于鄧氏，而處境上亦能相互分憂。上引《日記》鄧氏自云“今日略知余為學之道為足貴”一語之后，繼云：“余之麻煩來且多矣。以今年論，今年之麻煩，視去年多數倍矣!”先生注云：“師則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者也。”對鄧氏表示理解，予以寬慰。然終未知“麻煩”之所指。1956年春節期間，“訪文如師，談兩小時。云：‘此后，人有問于我者，仍應告之，尤以對付加倍客氣。’此真閱歷之言也。”

(《日記》1956.1.29。)雖佩服鄧氏待人處世之道，亦未說明何事令鄧氏憂心忡忡。兩月之后方于《日記》中道出：“走訪文師。師為李某過分批評《骨董瑣記》而發愁，老人多慮，亦常情也。”

(1956.4.1。)《骨董瑣記》記見聞述典故，索引考證之書，何至遭致“過分批評”?鄧氏發愁，或已從文字批判中預感到政治氣候即將有變，故而于先生有人問起，須“對付加倍客氣”之囑。先生雖奉為“閱歷之言”,實未留意加以深思，是以當日《日記》有“午飯后陪松(即師母)入城，至王府井鼎新燙發，七點半始返家”一段。對于鄧氏，先生以為可茍全性命于亂世，套用前人之語，非必真以為天下將亂。意謂政治上雖不能有抱負，而作一書齋學者可矣。鄧氏當年已入古稀，故先生以為人老凡事過慮，乃人之常情。相對之際，先生必有寬慰之語，其中即含有相信整風運動不至殃及學者的估量，下文述先生在整風運動開始階段的反應，即可證明這一推斷。

事實上鄧氏所慮遠較先生深遠，而天真的是先生。《日記》1957年5月11日：“師以曾滌生篆書‘花長好，月長圓，人長壽’九字橫幅見貽。”鄧氏所贈先生，以書為多，即偶贈以清代誥命，亦史料之屬，而以昔人墨寶相贈者，《日記》中所僅見者也。且“長好，長圓，長壽”,皆祈福之語，是否富有深意，不得而知。然一月之后，先生即被打成右派。

鄧氏聞知先生打成右派，次日清晨即命長子鄧珂邀先生赴府上，告誡先生“好好反省”,且云：“吳文藻有政治野心，即不應與之同污合流。”(《日記》1957.6.30。)鄧氏對吳文藻的判斷，自是失當，而適見急欲先生迅速洗清自己，脫離牽連，其焦慮之情，實已迫不及待。

四、從右派到共產黨員

(一)學問與政治

現在沒有詳盡的材料來探究先生被打成右派的具體過程和原因。《日記》中保存著1957年6月29日《北京日報》的長篇報道《中央民族學院教師集會駁斥吳文藻等的荒謬言論》,第一部分的標題就是“吳文藻、王鍾翰主張成立民主黨派聯合會，不要黨的領導”。其中：

王鍾翰教授表示完全同意吳文藻的意見。并建議成立各民主黨派聯合會，保障大鳴大放，要站出去說話；還建議學校成立檢查組，不能由黨包辦，民主黨派應推代表參加，具體檢查從三反到現在的一切工作。吳文藻立即表示同意這些建議。

一言以蔽之，吳先生與先生皆主張以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的整風運動，并要求對建國以來歷次運動進行徹底檢查。我沒有見到先生在運動中言論的原始記錄，因而無法確認《北京日報》上的說法在何種程度上與先生的本意相符。《日記》1957年8月17日中載有人在會上提及他主張“取消黨委負責制，引蘇院長語。非事實，余駁之”。

我感興趣的僅僅是，先生起初真誠擁護共產黨，繼而分明是被冤枉打成右派，又何至于真心痛悔自己的“背叛”?我以為，這些看似矛盾的內容其實貫穿一個共同的深層心理基礎，即仍在于感恩心理與回報情結，或曰受到賞識必知恩圖報，為知己者效命的心理趨向。這決定了先生思想的單純，甚至不妨稱之為簡單。對于從事學問，這種思想簡單有利的一面，即可以避免對現實陷于更深層面的困惑與苦惱；而不利的一面，就是易于輕信，急于表現，從而妨礙了細心體察政治運動背后的陰暗和險惡。

無庸諱言，學者的性格、心理與其思想、學識并無匹配關系；即思想與學識之間，亦可以相差有如霄壤。先生從農家子走到大學者，并沒有使其思想與心理達到與其學問類似的高度與成熟。長期形成的素樸情感和心理傾向，使得先生難以成為思想家類型的人，而且也沒有“天生德于予”,或天命在己之身的使命感。在先生身上，我們既看不到他像朱子那樣，在易簀之際仍對《大學章句》字斟句酌；也沒有看到像劉宗周那樣，絕命之際仍不忘道統之所寄。先生是學者，也僅僅只是學者，而且遠不是一個思想深沉的學者。他并不具備很深的政治素養，也缺乏改造社會的政治抱負。他的貢獻在史學領域以及相關的某些歷史理論，而并未對人類的命運與前途這類思想家的領域進行過深入的思考。這決定了他不可能與許多如他同樣平民出身的道學家那樣，通過對天命人性的探討而在意識上自以為進入了圣人之域。

上述思想與心理基礎，使先生的為人行事形成了一個重要特點，即他需要有人來進行指引，而且心甘情愿地站在某人的旗幟之下，聽命而動。解放前指引他的是老師，老師不僅是學問的楷模，而且是真理的化身。所以他只需緊跟老師即可，而毋須獨立判斷。而解放之后則不然。洪師遠在美國，音信不通。鄧師雖過從甚密，然退休在家多年，對于先生所處具體情況，只能根據自己的閱歷和觀察提些建議供參考。且鄧氏長先生近三十年，此時暮氣已重，而先生年力旺盛，正努力進取之時，思想根基本有差異，先生于政治形勢之所見，未必盡以鄧氏為然也。是以先生必于無意識中在政治上或人生信仰上轉而尋求新的指導者，那就是共產黨的領導。

與解放前大學教授可以由某權威一言而定不同，解放后大學教師的職務評定權掌握在黨領導的機構中，于是黨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先生心中的權威。他對于院校調整中升為正教授感激在心。當然，他的回報方式，決不是迎合領導者，溜須拍馬，那不是他的性格，而是通過努力工作以贏得領導機構的信任。所以他必須在工作中積極表現自己。而且，他努力工作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更多的晉升，而是覺得黨的領導已經給了自己很高的榮譽與評價。

(二)忠誠擁護共產黨

先生之所以積極投身于整風運動，是由于真誠相信共產黨，自愿積極靠攏黨組織。

先生對于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取代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與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是欣然接受的。其中的原因并不復雜。新舊政權的嬗替，非但未妨礙先生繼續在大學執教，反而給予他比過去更高的待遇。解放前夕，徐悲鴻勸說齊白石留在大陸不去臺灣，白石老人問徐：“解放后還能不能繼續賣畫?”當徐悲鴻肯定地回答他時，他也就留下了，其想法極其簡單。(參廖靜文《徐悲鴻一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2)這種思想頗有代表性。一般從事學術的人，只要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使他們能繼續從事研究，就認為這是一個好社會，執政黨就值得擁戴。當時人們的社會覺悟普遍不高，在相當多數的自由職業者中，甚至流行著一種“吃誰向誰”的心理，認為解放后的和平安定及百廢待興的局面是共產黨帶來的，自己才能憑本事謀一個飯碗；進而推之，這個飯碗亦即執政黨所賜。尤其是平民出身的人，更是如此。先生的學問雖然很大，但思想層面似乎也高明不了多少。

對于新中國帶來的新事物，比如農村實行合作社，城市中公私合營，先生都由衷贊成。(《日記》1957.1.17,3.10。)解放初政治運動頻繁，先生對此非但無抵觸之意，而且主動調整思想，予以迎合。所以他才會說：“解放后已逾五年，三反、思(想)改(造),雖最笨之人亦知新思想、新道德、新作風之足貴，而一切陳舊思想作風亟宜拔掉。”(1954.11.5。)“思想改造自是長期之事。”(1954.11.12。)凡此，都不是矯揉造作之語。對于自己思想上難免出現的矛盾，則深自反省。“余聯系思想作自我檢查，以行動上尚能作到服從黨的領導，而在思想上仍有一定距離也，努力改之。甚獲好評。”(1954.12.21。)在這種思想情緒支配下，先生對于黨組織和單位領導，表示“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工作，今后由工作中煅煉事實證明”自己力圖“克服個人打算，爭取入黨”,(《日記》1956.2.6。)甚至異想天開，要爭取“做一個光榮稱號的紅色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將自己煅煉成為一個先進的無產階級戰士”。(1956.3.14。)這些都不是什么難以理解之事。

打成右派之前，先生較之當時的大多數人似乎更加積極，對黨的領導人也更加信奉。

《日記》1955年年底，記學院整日討論科研規劃。與會者“多不肯談。談者含混其詞，必先知其欲作何事，然后始解所云。余則不自量力，即宣布三年內作《滿族簡史》及《明代的女真人》,五年內或七年內，作《八旗制度研究》。十二年內，作《滿漢詞典》、《女真文辭典》及《女真史》等。姑先開一空頭支票于此。”實則在考慮中的只有前兩項，其他都是無影無蹤之事。先生雖自嘲為“空頭支票”,卻于數日后填寫規劃表時，又加上一項《滿文老檔選譯》。(《日記》56.1.7。)不用說，這當然是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的表現，是自愿為黨的科研事業作前驅的姿態。但可注意的是，《日記》中對其他多數同行的敷衍態度，明顯表達出不滿。先生之所以一口氣開出那么多空頭支票，很可能出自一種憤激心理。這恰是先生為人的特點，他本不是深思熟慮的人。

長期受恩于人的經歷鑄成先生身上的感恩心理，并未因政權更替有所改變，反而使最初形成的平民人格更加鞏固。而值得注意的是，與他的老師洪業、鄧之誠不同，先生心理底層始終潛藏著一種因社會等級差異而帶來的卑微感，終其一生亦無法磨滅。在他當學生時，對恩師敬若神明。解放后當教授，晚年被授予終身教授，我們沒有理由說他不認為這是憑他的學問和努力得來的。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他的平民性格使他產生了一種備受器重而來的感恩心理，由是在心中形成了一個能充分認可他，并使他能在工作中盡其所長的高高在上的權威，即黨組織的領導，對此他必須忠誠并竭力報答。

而令我們今天稍感意外的是，先生竟由衷認為黨組織不僅可以，而且完全應該領導科研。《日記》1956年2月4日：上午“九點，至大禮堂聽行政各單位匯報。下午一點半至六點許，本部匯報。……最后蘇院長講話，全面而具體，十分感動人，鼓掌者十數分鐘之久。”兩日之后，研究部開會，先生“提出三點”,其中第一條即“黨能領導業務，以蘇院長為例”。科學討論會之后三月，民院成立歷史系。先生任歷史教研室主任，同時工資亦晉升二級。

先生寫道：“自系大力提拔之事。此后當如何努力以赴，方稱斯任。”(《日記》1956.10.12。)感激報效之情溢于言表。而此時“大力提拔”他的，已不是恩師，而是黨組織。《日記》六日之后又云：“蘇院長陪劉格平院長來系檢查，到我室巡視一周。詢余治滿族史，甚以為重要云。”以此補入《日記》眉注，當然是受寵若驚。由此可見，先生認為“黨能領導業務”的思想，是因他本人受到黨的重用，他的業務受到黨的信任而形成的。然而，這個從具體上升到一般的簡單思維過程，卻如古代臣工認為皇帝的為君之道在“用人行政”一樣，就是將決定各種具體事務興廢成敗的根源，都絕對化地集中在一種外在的權力體現者身上。不僅如此，具有感恩心理的人還會立即從此推論出一個反命題，即沒有黨，非但他不會被重用，而且他的業務也將無所施展。

或許，對于一個單位的具體領導，先生大概可以發發議論。但化身為這些具體領導的背后的那股巨大的靈魂，卻重重壓在先生心頭，非但令他不敢稍有褻瀆，而且將自己之所得的一切，諸如名譽、地位，均歸之于其所賜，從而潛意識般地感激莫名。不用說，先生之于恩師和執政黨的感激與惟命是從，與那種有奶便是娘的唯利是圖，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在先生當時的意識上，恩師和執政黨代表的是一種真理和進步，這是他的畢生追求，也是他之所以能不計個人得失而惟命是從的根本原因。但我不得不說，與成熟到具有自覺意識的思想家不同，先生所追求的真理和進步，又只能而且必須是具體化為人的恩師或領導。

(三)加入民進與積極參與整風

雖然先生早就表示向共產黨靠攏，卻遲遲未能被接納為黨員，其中應該有出身成分之類的問題。奇怪的是，先生于個中就里似未覺察，《日記》中沒有一條反映出這方面的顧慮。這正是他的簡單與輕信。或者他還要耐心等待，要以經得起考驗的忠誠，來證明自己確實已經徹底改造，具備了“紅色知識分子”、“無產階級戰士”的素質。而先生為此而積極表現，最后自己卻成了革命“叛徒”。真是莫大的嘲弄。

先生要求參加共產黨遲遲未有結果，而加入民進卻甚為順利。《日記》1956年1月7日載，“吳文藻來詢填寫入民進表格事。”則吳動員先生參加民進之事當在稍前，先生尚在猶豫中。但至遲自3月中旬，先生被推舉為研究部民進小組組長，并赴北京民進開會，民院的民進小組第一次會議亦于4月初舉行。(1956.3.18,3.26,4.2。)先生的表現肯定甚是積極，且受到各方器重。研究部黨支部成立大會時，即由先生“代表本部各民主黨派致賀詞。到會者六七十人，未有之盛況也，高潮到矣”。(《日記》1956.4.27。)所謂“高潮”,即兩月前《日記》中的“社會主義高潮”,也是先生冀望的共產黨聯合并吸納各民主黨派共建社會主義新局面。抱有與先生相同想法的教師為數不少，故參與活動頗為積極，政治空氣亦甚活躍。1957年初，民進北京分會成立，先生以高票當選為委員。(《日記》1957.1.5-6。)

先生加入民進之后，仍念念不忘爭取加入共產黨。(參見《日記》1956.2.5,2.6。)而黨組織對先生則引而不發，卻又允許他參加他人的入黨大會，使他覺得“上了一次深刻的黨課”。(《日記》1956.12.1,并參1957.4.23。)或尚欲作進一步考驗。

實則黨組織對先生的借重，還有另一原因，即希望先生能勸說遠在美國的洪業先生回國。《日記》1956年4月19日：

作書與煨師，告近年讀書情況及思念殷殷。中云：“每周末日下西山，驅車海西道上，兩岸垂楊，個個欲舞，習風送人(當作“爽”,或他字之誤),甚是醉人。”寫供海外一粲。末云：“春日花開，熏風習習。引領企跋，無日或已。片羽遙頒，實出分外之想；故國在望，曷興回國之思?”留底。送韓主任閱后，付羅明道發之。

“片羽遙頒，實出分外之想”,當是洪師來書在先。最后一語，即明說此書系奉黨組織之命而作，且經審閱之后交黨組織寄出。則洪師來書毫無疑問必已先呈組織審閱，而先生以“回國之思”相勸，即黨組織之意。先生自1948年回國，至此與洪師已闊別八年，而近年來無一書呈問起居。解放之后，政府對所謂“海外之音”,極為緊張。收音機雖配有短波，卻無人敢收聽，若為人發現加以揭發，即成“收聽敵臺”的罪名。海外關系更為大忌，與海外通信有“間諜”、“叛國”之嫌。設非奉黨組織之命，先生決不敢對洪業來書徑自作答。即使如此，先生亦不能不心存顧忌，特為“留底”者，唯恐他日有人借此誣告以作對證也。次月，韓主任約談，成立爭取留學生回國研究部工作小組，命余為組長。朱(寧)為秘書，(其)余(三人)并分組長。(《日記》1956.5.15。)

顯然是希望先生繼續游說洪業歸國。

洪業先生回書今未見，但顯然對回國一事未予理睬，唯寄來新作《蒙古秘史考證》十冊。故先生“作書復煨師，告所寄已分贈十人。”(《日記》1956.7.3,7.7。)復書當亦經黨組織審閱。一年之后，先生被打成右派，更成寒蟬。《日記》1957年7月27日眉注：“昨收美國南州醫院向余索郵票一信，交蘇主任，仍令余先譯出。”四日后《日記》眉注：“以所譯美國南州醫院來信兩封交張紹孔同志轉蘇主任。”可見美國來信，內容須經黨組織審閱。此事背景如何不詳，但先生記入日記，亦在為日后留佐證，其心情之緊張可見一斑。在此種情形下，自然不會繼續致信洪業。

洪業先生赴美，本作短期考察，后見國內形勢日益動蕩，即無回國之意，長期流寓美國。遲至“文革”結束，國內政治空氣有所松動，先生奉洪業之命，將洪師所有藏書捐與中央民族學院。1980年先生與翁獨健先生搜集洪師所著論文37篇，都57萬余字，題為《洪業論學集》,次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以所得稿費設置洪業獎學金，獎勵北大歷史系與民院歷史系學生。亦可謂不負洪師矣。1982年先生赴美，而洪師業已于前年作古，先生悲感交集，只能化作淚水灑于碑石之前。

(四)與吳文藻先生

先生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為追隨吳文藻。需交待一句，先生原先對于吳文藻夫婦本有微詞。“訪吳文藻先生，賀新居之喜也。冰心女士忙于裝飾客廳，一切陳設不脫資產階級意味。已嘖嘖有旁言，而伊等必以社會主義名詞自為粉飾，掩其享受本質耳。”(《日記》1954.10.22。)先生以聽從共產黨號召進行思想改造，講究生活樸素，則自必視吳、謝夫婦僅為共產黨之同路人，顯然不如自己進步，故其語訕訕然。而后來先生加入民進，吳文藻先生又正是引薦人。先生在民進中積極表現，其中即有出身低微的自卑陰影以及受到賞識之下感激知遇的心理。對于上級或恩師，或景仰者的知遇之恩格外看重，超過了實際利益，甚至可以忽視利害關系。即或一般人予之以尊重，亦令先生感銘。以打成右派之后一件小事為例，理發時排隊，某黨員“再三讓余，余固辭。此則令余感動不已。以余為右派分子，曾于大會上受其批判，今仍化我以德，其有不為之感動者乎?”(《日記》1957.7.24.眉注。)關注他人的態度，且易生感激之情，正是平民出身的先生性格中的一個重要特征。

而從前引先生右派罪狀來看，他的所謂政治主張主要是追隨吳。先生過去對新中國以來的各種政策都表示贊同，而且曾公開撰文說，自己“真正體會到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所指示的‘一邊倒’(按：即指階級路線一邊倒)這一光明大道的正確性與必要性”。(《日記》1956.3.14。)但他成為右派的罪名卻是“檢查從三反到現在的一切工作”。前后明顯有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顯然是接受了吳文藻先生“建國才八年，毛病已如此嚴重，實在令人痛心”這一“謬論”的影響。我在此決無為先生開脫之意，不是說先生被打成右派是受了吳的蒙蔽。但吳文藻與先生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幼稚之別，當時的許多人都看得清楚。認為吳“有一套很完整的思想體系”,“是積極的政治活動家”。“吳文藻和王鍾翰一唱一和地提出成立檢查組、民主黨派聯合會，就正是他的主張。”(參見1957年6月29日《北京日報》。)受到批判后，某某來訪，云：“吳之為右派是意中事，而余則非意料所及。”(《日記》1957.8.16。)《北京日報》上所揭露的先生的主張，之前沒有任何思想基礎，是否能由他撰構出來，頗有疑問。我的意思仍是，先生在政治上始終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他需要，或無意識地追求一個政治上的指路人。當先生遲遲不能被吸納為黨組織的一員，而加入民進之后，卻能以各民主黨派聯合會的代表的身份參與共產黨的活動，他不能不感激吳文藻先生，認為這是吳為他設計的最適合的響應黨的號召的參政議政方式。

(五)“意料之外”的右派

形勢的急轉直下顯然出乎先生意料。1957年4月下旬，先生尚被邀請參加民院的黨員大會。(《日記》1957.4.23。)十余天之后，先生即應北京民進之請，寫出了《為什么鳴不起來?》一文。次日，即有民院各民主黨派聯席會。(1957.5.5,5.6。)而“找我院矛盾”的活動隨即展開。不久，“工會代表大會，由我作執行主席。院長四人均到。發言甚坦率。”(1957.5.17。)至5月底，“下午二點半至六點，各民主黨派聯席會。”可見進入5月，民主黨派的活動明顯活躍起來，且帶有明顯的火藥味。但爭論的焦點卻似在院內矛盾，而非涉及全國形勢。

至6月中旬，即發生“民主黨派聯席會對吳老之右派言論盡行批判，并及于余之兩點建議。余略加說明，吳則激動，態度極不佳”。(《日記》1957.6.14。)而可注意的是，這次最初批判，是在民主黨派的聯席會內部進行的。所謂先生的“兩點建議”,大致即前引《北京日報》所載。次日，院內即貼出批判吳與先生的大字報。“早看大字報。遇吳老小談，余勸其安靜，宜自反省。下午，系會，余作初步檢查，似不太深刻。”(1957.6.15。)此時先生尚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以為是人們誤解了他的意思，相信黨組織一定會理解，并為他洗白。兩日后的“下午，研史會，蘇院長主持，頗嚴肅。余發言末，念及信任黨，熱愛黨，淚奪眶出，深自痛心。”(1957.6.17。)會議氣氛“嚴肅”,而先生的表白“深自痛心”,似可推斷此時先生已經覺得自己真的犯了錯誤，偏離并辜負了自己所“信任”和“熱愛”的黨。是以先生努力克服抵觸情緒，而“靜心反省”。并“再細讀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體會較深刻，平日不重視學文件，為之一痛”。此種反省的效果是明顯的，先生開始為自己的罪行而“痛心極矣”,并以為會上批判和大字報“此種內外夾攻，于思想改造大有裨益”。而“蘇院長作學校整風初步檢查報告，分析甚好。而對吳與余未提名，仍加以批判，可謂照顧知識分子情面者矣”。(1957.6.18,20。)這又使先生心懷僥幸，甚至不無感激，以為只要深刻檢查反省，即可化險為夷。

豈知事與愿違，幾天之后，形勢又令先生大為緊張。

早飯前，看大字報。登出我的訪問記，我的回答可謂語無倫次。真偽有誰知?惟待事實證明。此時只有求救于馬列主義，相信黨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但余之說話與思想確是偶一失足，應當痛改前非。再細讀毛主席文件一遍。”(《日記》1957.6.27。)

當日民院矛盾的詳情和背后的內幕，今無從知曉。但我們可以確見先生的思想和心理上的痛苦掙扎。其中“偶一失足”四字，似又可證明他接受并提出的那“兩點主張”確系一時心血來潮，而非得自深思熟慮。但至此，先生仍以為自己是蒙受冤枉，尚希求救于馬列主義。真是可悲可憫!他何曾料到，他心目中的救星所等待的，正是他那一足之失!

被《北京日報》點名批判后不久，先生曾應約“到蘇院長家談。十分懇切，指出我之個人野心不外學術委員或校務委員”云云。于是他繼續按領導之意，“盡量回憶一切反動言行”。并于市委會上“現身說法，只有坦白交待，才有出路”。(分見《日記》1957.7.9-11。)但次月初，蘇院長作反右派斗爭初步總結。余列費(孝通)、潘(光旦)、聞(宥)、吳(文藻)之后，為第五名。為之自疚萬分。罪言、罪行，自以費為首。而余則罪言雖不多，而罪行亦不為少。末云：余“于三反即犯錯誤；到民院后，以兩面手法爭得領導信任，評為四級教授，博取院工會副主席之職任，即于此時露出尾巴。(黨)可說是認錯了人。”親聆之下，愧而無似!(《日記》1957.8.5。)

這是一次大會點名批判，對于先生真不啻五雷轟頂，令他戰戰兢兢。不僅他以前對黨的表忠效命全是欺騙，即6月以后的檢查反省也毫無悔改認罪之意。最令他無地自容的是，他意識到自己不但是罪人，而且是奸詐小人!而“親聆”二字，又恰為古代臣工奉圣諭之習用語。面對天威，除了認罪等候處治之外，還有何法?我相信至此先生方如夢初醒，僥幸全消。《日記》次日，先生返家，幾位親戚前來探視。“余告此次犯嚴重錯誤，肯定是右派分子。再重新做人。”

令我感嘆的是，先生早年探索清世宗奪嫡一案，撥開層層迷霧，于胤祺之心機深刻發隱抉微，暴白于二百年之后。即身負大名的理學家李穆堂，研究學術思想史的學者誰肯信其自甘下流，為胤祺作劊子手?故多為之辯誣。(參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頁287夾注。)但歷史檔案見在，字字可考，先生據此毅然不惜筆誅。(《奪嫡考》云允糖之死，“下手者李絨，而授意者世宗也”。)先生又編纂過《荀子引得》,豈有不知荀子高足韓非子于《說難》中曾說過逆鱗難犯?然以先生之善于知古，卻不能察今。不知現實權力結構中，又豈止人主之有逆鱗，凡當權之領導，亦皆有逆鱗，觸之不死即傷。自以為秉赤誠，抒忠慮，即不顧利害，此固見先生書生意氣，性格天真，思想簡單；而當時之身藏逆鱗者，其心機之深，蓄意之毒，又豈胤祺所能相提并論者哉!

而天真的非止先生一人，即自視老馬識途的鄧氏，亦不免天真。先生于8月底，往謁文如師，不走謁已兩閱月矣。坐談一小時，垂詢余事如何，告尚未全了，實有錯誤，此后應于工作學問中爭取改造自己。師亟贊之。并云：“一生好事!但絕無一己之私于其間，可為個人野心之戒。”(1957.8.31。)

“一生好事”四字，可作先生的評。知子莫如父，知弟子莫如師。鄧氏之于先生兼而有之也。此語似嗔實愛，故繼云“絕無一己之私于其間”,足見鄧氏舐犢情深。然鄧氏是否知先生之“好事”即出自感恩回報心理?而“個人野心之戒”,則仍為前引吳文藻而發也。但無數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又豈為個人野心耶?這位貫通“中華二千年史”的史學大家，在現實中雖深具憂患之感，到底書齋學者，中國現實中的政治機謀陷阱之深之多，權力結構之嚴之密，實已遠遠超出他的學識所及。一介學者，從何洞悉?日后的形勢發展以及災難性后果，都完全不是他所能預料的。

(六)誠心“思想改造”的烙印

《日記》記載的那些屢日反省和連番批判，已令人不忍卒讀，也毋須贅述。先生雖自云已能讀書，不過為驅除憂煩而已，實則不知將作何處置，惶恐難以終日。

余作書面(自我)批判，交已七八日，迄今未約我談，不知仍須檢討否?為之怦怦然!或者批判不深入，檢討亦無用耶?日來雖稍稍能誦書矣，而批判不徹底，心終不定。(1957.8.31。)

以為深入檢討，自我批判就能過關，天真本性不改，竟一至如此!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下，他豈知日后地、富、反、壞、右是終身烙印，且將轉化成家庭成分，非止本人永世不得翻身，亦必株連后人，難有出頭之日!

隨著北京市反右斗爭“正從縱廣深入”,(1957.9.8。)先生愈益寢饋不安。僅舉兩例：

五點半回家，松告今日《北京日報》刊出“王鍾翰要與黨分庭抗禮”之消息。是夕寢不安席。(1957.9.3。)

下午寫交待與檢查，至夜寫完五千五百字。認識自己之右派罪行，為革命叛徒行為，異常痛心!(1957.11.26。)

《日記》結束于1957年底。先生滿以為還可以參加次年元旦的聯歡會，結果所繳納的兩元與會費被退回，“以右派不許參加聯歡也”。他只能于除夕之日“補做清潔(即衛生大掃除)”。且自慰云：“一人兩處，倍于人者力亦多，亦猶思想改造亦多人一倍，所負者重也。”(1957.12.30,31。)短短一句，竟寫得如此迂拗，正其中心凄苦，欲言卻止。這種身心兼顧的“思想改造”,不禁令人想起雍正以“名教罪人”四字之賜錢名世，令其早晚奉誦，并叩謝皇恩浩蕩。二者如出一轍。“思想改造”由是深入先生骨髓。即平反昭雪數十年之后，先生談及往事，仍動輒曰“我曾犯錯誤”。足見當年終日“認罪”、“反省”積淀于心底形成潛意識，以至于轉化為其人格之組成。

較之十年“文革”的浩劫，反右只是中國知識分子苦難歷程的開始。但先生又是幸運的。成為右派之后，他學會了夾著尾巴做人，以后沒有新的“罪行”,故而未蒙大難。“文革”期間，最高領袖又想起了二十四史，于是才有先生入中華書局，戴罪點校《清史稿》。這又恰如陳夢雷之修《古今圖書集成》。先生之于陳夢雷情有獨鐘，豈偶然哉!先生作《陳夢雷與李光地絕交書》,文末以李不肯為陳施以援手，云：此舉“于己無絲毫之損，于人有救命之德。一舉手之勞，何樂而不為呢?我為李光地的平日偽善可恥，而為陳夢雷的一生坎坷可惜!”清人所傳李光地“早年賣友”一節，先生欲定成鐵案矣。我初讀時，于先生佳句欽佩不已，又以為必有感而發，故感情充沛。讀過先生《日記》之后，確信如此。同時我又疑惑先生于李光地責之過深，而放過了真正的迫害者。三藩之亂鏟平，清廷甄別漢人甚嚴，去留之間，權勢實操于康熙一人之手。李光地本人尚有隱情，心中何嘗不惴惴不安?且先生所舉之林興珠、姚文燮二人事跡，與陳夢雷實不能相提并論。先生單苛責于李光地，而不曾一言及于玄燁，其故何在?又復思此文作于1984年，即“文革”結束之后六年。時以十年動亂，“四人幫”為禍首，而不容進一步追問，故始作俑者依然為人頂禮膜拜。先生之于李光地、玄燁之間，或受當時意識輿論之引導而不自覺耶?先生揭露雍正不留余地，而于乃父頗為稱頌，或以胤祺得位不正，而視玄燁崇儒重道，為平定叛亂的圣明天子耶?先生于同一時期寫的關于康熙的理學、重農思想等文，做的是史學，實則不自覺中又是他心目中理想君主的流露與寄托。誰云史家心中，今之與古無關?但歷史也真能捉弄人，二十年之后，主持整理《四庫禁毀書叢刊》的，竟然又是先生!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七)先生晚年入黨試釋

先生晚年加入了共產黨，距他最初表達這一愿望差不多三十年，真是滄海桑田!當我合上先生的《甲丁日記》,一股疑團浮上心頭：這是先生“思想改造”的結果嗎?還是當政者對歷史進行反思之后的某種安撫?問題顯然沒有這么簡單。即使把這兩種解釋合起來，同樣不能令我滿意。

先生入黨之際，已是孔子歸天之年，他何以能料定自己此后尚有二十余年?名譽地位都已失而復得，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先生一定要錦上添花，再加上一份黨員的榮譽?難道當年的屈辱與痛苦真的煙消云散，蕩然無存?難道先生仍幼稚天真如數十年前，對于政治的嚴酷性毫無進一步認識，以為浩劫之后就進入太平盛世?我想，答案應該都不是。

自“反右”至“文革”結束這二十余年中，政治瘋狂愈演愈烈，不但空前地“觸及人們的靈魂”,也極大地扭曲了人們的人格與人性。一旦戴上政治罪名，其家人子女皆為罪人家屬。故人人自危，相互揭發，乃至口誅筆伐，斯文掃地。在反右中，與費孝通、吳文藻等人經過多次反復批判之后方肯“伏罪”不同，先生似一經《北京日報》點名，幾乎立即就“繳械投降”。他在政治上本不具有頑強意志和堅定主張。他不斷反省自己的“反黨罪行”,而內心仍覺得委曲，且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被誣枉的顫栗。《甲丁日記》的最大價值之一，即為我們提供了鮮明的例證，使我們得知先生在失去了視如安身立命之所的黨組織的信任之后，曾是何等的凄惶。只有充分估計這一心理，才能對他后來的入黨加以合理的解釋。長期遭受懲罰，“文革”中發生的許多慘案耳聞目睹，令他不能不在心理上形成一種對于政治的恐懼，這是毋庸置疑的。盡管“文革”結束了好幾年，先生恢復了名譽，又成了風光無限的名教授，但長期形成的心理陰影卻不會輕易消除。誰不曾擔心政治風云再起波瀾，今日是名教授，或許明日即成階下囚。惶惶以求自保的思想支配著大多數學者，政治上的平安無事成為從事學術的先決條件。

艾里克·弗洛姆在《逃離自由》一書中揭示過一種權威主義人格，即人們為了克服和避免焦慮以及由此產生的無能感時，會“將自我融入外在的某人或某物，以此獲得單個自我所缺乏的力量的傾向。”(轉引自【美】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學》,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0。)這對于理解我們當代人的心理傾向仍具有極大的啟示。我以為先生晚年之所以加入共產黨，其心理中就存在著因恐懼政治而產生的某種程度的權威主義傾向。權威主義傾向在先生早年就存在，不過，那時候基于的是一種對真理的向往，而打成右派之后，則轉變為一種對現實的政治恐懼。同時，先生早年固有的感激與回報心理，又使他的這種政治恐懼感不是將他引向逃避和遠離政治，反而是選擇與政治靠攏。說得更準確一點，即無論他獲得了多大的榮譽之后，也決不敢將自己置身于政治權力的控制之外，而一定要使自己附著于代表政治權力的組織中，才能安心。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對先生的心理作更為具體的推測：當年之成為右派，是因為思想未能改造成功；而思想之改造成功與否，能否獲得一張黨票便是最過硬的證明，入黨才是他免蹈覆轍的包票。

有了三十年前的教訓，我估計先生入黨是黨組織動員或風示在先。之前苦苦求之而不得的，如今受到對方的主動邀請，對于先生而言，這不僅可以撫平他的心理創傷，也是巨大的榮譽，正投合了他的內心需要。所以，先生入黨時的激動，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先生如同常人一樣，有相當現實的俗的一面。太史公的“全軀體、保妻孥”那番話，先生應該是諳熟于心的。而且在中國的現實中，一個成名的人物，往往就是家庭的頂梁柱。全家的衣食所安，榮辱所系，乃至身家性命，在極大程度上都系之于他一人。借用我在晉升教授時先生教導我說的那樣：這份榮譽，你可以不要，但為了妻子，為了孩子，你就不能拒絕。在黨為他恢復名譽，屢施恩典之后，他敢于念舊惡，翹尾巴，輕慢黨組織的邀請嗎?

今天我們實不能對先生過于苛責。他或許內心仍有擔憂，一旦重蹈覆轍，將與妻子何?與孩子何?可能是先生過慮了。但愈是口無所言，即愈是深藏于心。除入黨之外，先生心中隱藏的憂郁靠什么才能驅除呢?1989年我入學時先生怒斥我議論學潮，不言而喻，他口里罵的是我，其實是對他所在的黨心存敬畏。此后與先生相處多年，我從未聽他品評實政，臧否人物。先生心中之敬與之畏二者孰多?亦可以無待多辯了。

(八)初淺的反思

從前，我置身于先生寓所，往往會情不自禁地遐想：先生在繆荃孫遺留的那高高的舊式書柜中摩挲排排典籍，在鄧之誠使用過的巨大書案上鋪紙引筆，凝神苦思，而吟哦之余，疲憊的目光停在洪業先生視為珍寶的那盆青翠欲滴、生機勃勃的鐵線草上，這時，先生胸中是否會有一種陶醉感和高山仰止的心情，從而涌出“風詹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這樣的句子呢?

然而歷史竟有如附骨之蛆!一經接觸到某些歷史“內情”,它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就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當我重溫《甲丁日記》之后，再來回憶當日的情景，就不僅有一種樓在人去的惋惜，而且還有一種物是人非的失落。先生在解放后畢竟生活了半個多世紀，與他的前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某種質的區別。盡管先生身上還保留著許多值得珍視的傳統，這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但失掉的也許更多。所以，現在我又不禁自問，當先生環視前輩的遺物時，除了陶醉和感激之外，是否還會產生某種遺憾與難以言說的更復雜的感情呢?因為我忽然想起先生心中還有陳寅恪。

先生多次對我提起在成都燕大時，陳先生于他有知遇之恩。而且，先生還曾對我說過，1989年去廣州參加陳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陳先生的女兒親言：陳先生生前，有人向他提起某位他引為得意的門徒時，陳先生憤然曰：“某某可殺也!”我無法考證陳先生之言的真偽，但先生之轉述與我，我自信不致誤記。先生對陳先生人格的由衷欽佩，我自信也不是誤判。而先生之敬仰陳先生的，豈不正在于陳先生終身恪守的那句“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的名言，堅持“無為遂負如來”么?既然如此，若先生反躬自問，則又當作何感想?

但不論先生如何為信仰所困惑，他終究與那種甘作下流的“文化棍子”和權勢代言人有霄壤之別，這或許就是前輩恩師遺留在他身上的傳統。

先生被打成右派，是否即常言所說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從思想意識層面來看，似乎確是如此。先生反省，亦云系“偶一失足”。問題是，解放以來，先生既然一貫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并自覺接受思想改造，又怎會在那關鍵的一剎那偶爾失足的呢?若從心理學上來解釋則并不困難，這是久久潛藏于心理底層的東西，在外界壓力稍有松動之際即脫離了主觀意志控制的流露。先生之所以在“大鳴大放”中，迅速接受吳文藻先生的“謬論”,以至忘記了一貫的立場；進而言之，如果不是吳先生的主張在先生心底引起強烈的共鳴，先生又如何能沖破以往的思想禁錮而跟著大放厥詞呢?而毋庸贅言，如果先生沒有承襲他的前輩師長的精神傳統，他也斷不會發出這種共鳴，這是我們必須確認的。在這個意義上，當時民院領導說的“黨可說是認錯了人”這句話并沒有錯，先生被清查出來也并非完全冤枉。然而，如果不是當政者有意制造一種“民主”空氣的假象以期“引蛇出洞”,則又可斷言，非但先生不會有那“偶一失足”,即費孝通、吳文藻恐怕也不敢公開表露其“反動”主張。正是有了誘惑知識分子盡情表演的巧妙策略設計，才能將如先生這樣在心底深處或潛意識中尚殘存著些微不滿或疑惑的潛藏“敵人”一網打盡，即使他們在主觀意識上已經認同并在行為上積極追隨共產黨。不止是徹底改造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且要徹底改造人們的心理，乃至徹底清除人們的潛意識，這是何等可怕的政治運動。

對于痛苦，最好的方劑就是遺忘。但人類最大的毛病之一，恰恰就是不能遺忘。無論現在人類進化速度如何之快，人們變得比過去如何聰明，而人類的一個根本特點，就在于每個人必須從幼稚無知開始，所以在成長中絕不可能完全擯棄前人的愚昧和錯誤，而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予以重復。我們重復著歷史，歷史也因而投射在我們身上。正因如此，我們才能與古人達成一種溝通與契合，才能理解歷史的真實。當然，這不是說當下的人一定比前人高明，也并非意味現實與未來的政治與社會將一定比過去更加理性與光明。

我并不相信“以史為鑒”這句格言，也不相信借鑒歷史就能保證社會前進得更為順利，史學絕沒有那么大的力量。現實已經告訴我們，許多倒行逆施的統治者對歷史的興趣往往比常人更加濃厚，而許多強勢者甚至不用學習，僅憑本能就能掌握歷史中的“精義”。但我們對于歷史的真實的理解越是豐富，越是深刻，歷史為我們所提供的選擇也畢竟會多一些吧。要說史學的意義，我以為不過如此。

“反右”運動已過去五十余年，至今仍認為只是一種“擴大化”。如果說連民院的頭號右派費孝通都是“錯劃”,而且后來還成為人大副委員長，出入警蹕，那么還有誰是真正的右派呢?這不能不令人產生一種疑惑，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利害關系在妨礙或阻止對歷史的反省呢?

麥克法考爾從西方國家權力視角透視中國“文革”的起因，提出了一個具有啟示性的觀念：“在傳統的黨史話語體系中，黨即是國，國即是黨；黨史就是國史，國史就是黨史。在這種國史黨史同為一體的敘事結構中，幾無政治權力來源、國家權力合法性、政治責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盡是革命、路線、領袖和階級的范式……”我沒有拜讀麥克法考爾的原著,但我覺得問題的癥結恰在于，黨國一體的話語體系讓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包括知識人，只能在這個話語體系中進行思維。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不止如先生那樣單純的學者會去認真的按照這個話語體系去進行自我“思想改造”,即使大量思想型的學者也同樣如此，其中甚至許多人甘心成為權勢者手中的“棍子”。今天看來，傻乎乎的書呆子學者不過是可憐的受害者，而自恃聰明的“思想型”精英，倒容易墮落至為虎作倀。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

我慶幸自己的老師屬于前者。從先生身上，我能看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品質和良知。我懷念先生，就在于先生身上的這種傳統精神。

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傳統精神雖頑強地不絕如線，而在與現實的權勢進行的所有的斗爭中，似乎總是失敗者。顯然，優良的傳統必須灌注新的現代精神。對于當下而言，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去清理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究竟曾有過多少偽君子、多少真小人，而是應該思考我們的社會中何以始終不能出現一個如愛德華·賽義德所說的知識分子群體，一個自覺作為弱勢群體代言人，與權勢保持距離，并對強勢進行不妥協地批判的，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見氏著《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2002;《權力、政治與文化》,2006。)

五、余音：緬懷中的遺憾

在結束這篇回憶前，我想再重復一下先生說的“廣見識，增修養”。當然，這是上一輩人的老生常談，卻也是一句值得今天學史的人玩味的話。

湯一介先生說過：“我也有自知之明，像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的學術功力與老一代學者相比是有相當差距的。這是客觀事實。”(《郭象與魏晉玄學·后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湯先生所謂的老一代學者，無疑包含他的父親著名佛教史學家湯用彤先生。湯先生繼承家學，于其父之學自然了如指掌，所以他說這話應有很高的可信度。湯先生是搞哲學史的，這里所說的功力，可能更偏重研究手段。而對于史學而言，則必須將史料的占有和熟稔放在第一位。但先生所說的“廣見識，增修養”,又明明不是指為著書作文而建立的直接的史料基礎，而是指一種在對歷史進行泛觀博覽與細細品玩之后所形成的涵養與歷史洞察力，并以此豐富自己的人生閱歷，方得以將歷史與現實打通。這是成為一個大史學家的必要前提。毋庸贅言，做到這一點必須有閑暇而且心靜，汲汲皇皇是不成事的。

盡管先生著述頗豐，但從《甲丁日記》中可以看出，這與他積日積年所學所讀之多，可以說是完全不成比例。先生于閱讀史籍花費的那么多精力和時間，在今日信息時代和以數量論科研成果的考核制度下，必然被視為一種無效勞動。當下有些科研人員只需往電腦前一坐，動幾個指頭敲敲鍵盤，大量材料即撲面而來，轉眼間就可拼接為一部著作。相比之下，先生無疑是大大落后于時代了。但在著作如山的現代科研人員、文化學者身上，卻無論如何找不出先生那樣的氣質和品味。歷史的學習最重要的是善于體味，或如朱子所說的與古人相“商量”。而在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操弄歷史的同時，操作者自己也被電腦抽空，與層出不窮的產品相應的，則是思想情感的貧乏。

歷史上的一切經濟活動與文化創造，最根本的目的應該在培育人類本身的豐富性。越是進步的社會，這種豐富性就越是應該體現在精神上。在社會進化到了今天的階段，如果培育出來的人才失掉了社會關懷的自覺意識和責任心，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知識趣味，那么,所有努力就都將是失敗的。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學的根本目的，即通過知識授受而增進人的自我修養、信念與信仰，而不僅僅是積累知識本身。而所謂“為人”者，可作種種不同的解釋，但其本意是指失去自我則勿庸置疑。真正的學者，除學識淵博之外，還應該兼備恢宏的識度和包容的襟懷。這些氣質是置身傳統中長期熏陶與習染出來的，是情感交流與心理契合的產物，而決不是課堂上教得出來的。簡單的移置和模仿，或者人為的催生，只會造成畸形或者早產。欲使文化傳統得以承襲發揚，與現代精神相結合，離不開合適的氣氛與土壤，但首先必須要尊重傳統，保存傳統。一些海外的華人學者以為隨著科技的進步，尤其是信息網絡的飛速發展，中國就會自然而然地進入民主社會，看來是過于樂觀了。按照瓦茨拉夫·哈維爾的說法：“國家的意義在于，它必須自始至終是人性的，也就是說，它必須同時體現出知識、精神和道德三個方面的特征。”(【美】唐·E.艾伯利主編《市民社會基礎讀本——美國市民社會討論經典文選》,商務印書館，2012。)而歸根結底，仍在于人的素質。

同先生的前輩師長一樣，如今先生也已逝去，都代表一代人的結束。他們所傳承的那種師生情誼，也隨之一去不復返，而且不可復制。這是令人無比惋惜的。

黃宗羲說：“君子一生閱歷，如積金玉，壽彌高，積彌多，舉之盡足為世寶。”(《黃梨州文集·鄭蘭皋先生八十壽序》)。或須不為多余地附加一句，這里指的是“君子一生閱歷”。至于小人一生閱歷，則適足為世丑；其壽彌高，禍世亦愈深，既其本人之不幸，亦為社會之不幸。“反右”至“文革”,是中國文化專制最瘋狂的時代，我們應該追究的，是迫害者的罪孽與制度性的根源，而不必在受害者之間比較優劣高下。尤其是學歷史的，更當設身處地，以一種包容心平情論之。我以為，先生不是完人，而洵足為君子。先生一生幾歷經一世紀，其閱歷對于我們該是何等可貴。可惜先生在世時，我沒有細讀《甲丁日記》,也因害怕觸及他心中的隱痛，對于他的許多往事沒敢加以詢問，以至如今許多疑難都已無從質證。其實這絕對是一個錯誤，盡管是一個好心的錯誤。否則，我或許能對先生有更多的理解，對當時的歷史有更深的領悟。想來真是莫大的遺憾!

但愿我今天的這番追憶能慰藉先生的在天之靈!使先生心中積壓多年的隱秘得以有所抒發，被先生首肯為推心置腹之談。若有失誤或唐突之處，也希望先生一如生前那樣寬恕我，因為我絕不是有心的。

癸巳年上元后一日至二月初二日(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自：張世林主編《想念王鍾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