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年前的人怎么生活？通州這座故城遺址里有「存照」

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新名片，路縣故城遺址公園暨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于今年6月份面向公眾試運行開放，成為北京首個以“館園一體”形式運行的考古遺址公園。路縣故城遺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北部，是目前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漢代縣城遺址，為我們集中展現了古代社會人們生活生產的歷史景象。

早在20世紀50年代，文物普查工作已經為路城遺址建立了文物檔案。直到2016年，由于北京市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工程建設，考古人員才在潞城鎮古城村區域展開系統性的工作，揭開了這座2200多年前的古代城市的神秘面紗。這一系列重大成果入選“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從地名的角度，西漢建置稱為“路縣”，新莽時期短暫更名為“通路亭”，金代以后稱為“通州”。名稱雖有更改，卻始終凸顯著此地重要的交通戰略價值。路縣故城遺址地理優勢明顯,它處于華北與遼西連接的重要孔道，不僅位于東西向的長城沿線，也是南北向大運河的重要端點，兩大世界文化遺產在此交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件唐代墓志為確定漢代路城

位置提供強有力的證據

路縣故城遺址的考古工作匯聚了全國數百名專家學者，同時采用了諸多國內外先進的技術手段。原本《漢書》和《水經注》都沒有確切地指出路城的具體位置和規模大小。在早期的勘測階段，考古人員采用了探地雷達法，即通過電磁波的反射波原理，提取地下地層介質的物理性質信息，分析地下區域哪些是遺址墓葬，哪些是自然沉淀地層，再結合洛陽鏟進行驗證。相較于傳統方式，這樣能夠提高勘測的效率，同時減少對文物的破壞。

在空間上，整個遺址最終被劃分為三大區域：城內遺址區、城郊遺址區和城外墓葬區。城內遺址區近似方形，城墻邊長約為560米至600米，基址周長約2300米，城區占地約35萬平方米。漢代縣城多以邊長為500至800米的方形城址為主，遺址符合當時縣級城市的普遍規制。城郊遺址區在城墻外圍約700米之內，發掘出大量生產和生活遺存。城外墓葬區在城址700米至3公里內，包括了數以千座的墓葬以及水井、道路等設施。三大區域共同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城市空間體系。

在時間上，路縣建城時間應在西漢初年，即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之后不久。在郡縣制的行政系統中，路縣原本歸屬于漁陽郡（今北京懷柔區北房鄉梨園莊村）。東漢時期，漁陽郡治所一度遷往路縣。此后不久，路縣遺址內的郡縣機構被陸續遷出，路縣也改稱為“潞縣”。需要強調的是，原本的城址區域并沒有被完全廢棄，而是被后世一直沿用。在北魏時期《水經注》已將此地稱為“故城”，直到明清時代仍是村莊聚落，當地人口耳相傳稱為“古城村”。考古發現了遺址中心三條南北向的道路，幾乎成重合疊壓關系，年代分別屬于漢代、遼金與明清時期，證明為一條沿用千年的主干道路。考古發現的墓葬和道路遺址，時段上從戰國西漢延續到明清時期，證明路城是一座前后沿用了兩千余年的城市遺址。

我們想要確定路縣故城遺址的時空關系，想要確認腳下的這片土地，就是史書中記載的漢代路城，而不是其他古城“張冠李戴”，還要進一步結合考古與文獻工作。清代學者劉錫存就曾實地考察，記述當時故城遺址的東、西、北三面的殘存城墻高出地面五尺，認為該地就是漢代的路城。而現在的考古工作者更進一步找到了唐代的出土文獻。在一位名叫艾演的唐代幽州潞縣縣丞的墓葬之中，出土的墓志銘中清楚地記述墓葬位置就在“古潞城南，一里平原”。正在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展出的這件墓志，為我們最終找到漢代路城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小小的種子見證了北京地區民族交融的歷史洪流

遺址出土的文物遺存，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陶片骨渣、灰塵土壤，也是我們研究古人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考古學家通過浮選法，豐富了植物遺存的發現。路縣在選址之初就靠近河流，適宜耕作，自古以來視為“三種”（黍、稷、稻）之地。該地區小麥得到了大量種植，與粟兼種，是當時主要的糧食作物。除此以外，還有大豆、紅小豆、稻米都是當時人們的糧食來源。

其中三處浮選地點都發現了水稻，也是北京地區的考古突破。路縣故城上游水利條件較好，有著種植水稻的優渥條件。路城所屬的漁陽郡在漢代肩負著抗擊匈奴入侵的重要軍事職能。東漢初年匈奴曾以數萬騎兵攻入漁陽境內，太守張堪率領本地數千騎兵，將外敵擊退。為了充實軍備，張堪廣開稻田，勸民耕種，促進了當地的物質生產。考古發現的稻米并沒有完全動搖當時麥子的主糧地位，但提供了一定的選擇補充，證實了當地種植結構的重要調整。有意思的是，在路城附近遼金時期的灰坑內，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具有東北地區特色的雜糧——稗，小小的種子見證了北京地區民族交融的歷史洪流。

《史記》記載燕地自古就有棗栗之利，大棗、栗子曾是糧食作物之外重要的食物補充，古人對其經濟和藥用價值都有著深刻的認識。考古人員還在城郊的灰坑水井中發現了桃、李、甜瓜、歐李、桑、菱角、芡實等植物資源，向我們展示了在這片土地上的古人豐富的飲食結構。

說完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的發現也帶給我們許多新的認識。在城郊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許多動物骨骼，食用黃牛的情況較為突出。根據骨骼判斷，黃牛大多是在3-4歲被屠宰，由此推定飼養黃牛目的主要是用來作為肉食。古代多有法律保護耕牛，但是民間宰牛食肉的情況始終存在，這種現象也與路縣地處北方農牧交錯帶上有關。當時人還以馬肉、家豬、野豬、梅花鹿等作為肉食來源。盧守曄先生在其2025年博士論文《秦漢郊祀遺存研究》中，根據下站遺址和血池遺址，論證秦國統治者出于祭祀目的，大量宰殺馬牛羊，肯定了史書關于“三百牢”的記載。這些共同豐富了我們對于宰殺牛馬以及肉食來源的認識。

八號水井遺址

遺址展廳選取的區域

直接拉近了人們與歷史的距離

考古人員在55000平方米的范圍內，發現了232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遺址，揭示了豐富的歷史信息，水井本身是關系到古人生產生活的重要遺存。如此密集的發現，不僅證明了當地曾有大量人口生活聚居，也與手工業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

路縣故城遺址從戰國晚期到西漢初期的水井，多為方形木構。而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的水井，多為圓形磚木混構。經過長期使用，水井底部出土的多種文物，如陶罐陶碗，骨笄銅釵，銅鏡與鐵燭臺的殘片，以及戰國刀幣、西漢五銖錢、新莽貨幣等等，反映出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真實的一面。戰國晚期到西漢初期，出土的陶器上有些留有戳印，陶文內容有“亭”“臨姑”，刻劃文字則有“工”字。原來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市場監管部門，陶罐上的“亭”字戳印代表了該器物通過了市亭長官的質量檢測，允許在市場上售賣。這些文字反映出當時的市亭制度以及手工業的重要信息。

戳印“亭”字陶罐

棘輪是一種鐵質機械齒輪，在陜西、河南地區多有出土。棘輪往往有16齒，配合棘爪使用，固定向一方傾斜的齒輪能夠做到單向運轉，避免倒回，這組文物頗受后世科技史學者的重視。今天自行車的設計也采用棘輪機構。路縣故城遺址出土的五件棘輪中有三件發現于水井區域，原來在漢代棘輪主要用于汲水工具——手動絞車上面。古人如此設計可以大大節省人力，避免水桶墜落。路城遺址中棘輪的發現，證明了當地生產生活水平以及鐵器冶煉的技術水準。

考古人員還在一口水井遺址底層的木水桶中發現了一只褐家鼠的遺骸。有人通過情境分析，認為在兩漢之際，彭寵據守路城，發動叛亂，與劉秀大軍前后對峙了一年左右。而這只死鼠就是彭寵軍隊當時有計劃地投入城郊水井，是一種“毒井”的軍事行為。作為中國城市考古中迄今唯一一例褐家鼠遺存，考古學者將一只死鼠聯系到了大一統王朝建立過程中的關鍵戰役——也是路城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軍事事件，如此具有想象力的推斷，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考古工作不是簡單地“挖寶”，我們在遺址博物館也不是簡單地“看寶”。大型遺址提供了天然的歷史情景，帶給我們一種現場感。在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既有文物陳列，也有遺址復原。遺址展廳選取的區域，恰恰是漢晉時期的水井和陶窯遺址，直接拉近了人們與歷史的距離。遺址展廳能夠保護的范圍畢竟有限，在博物館外面是目前占地68公頃，總體規劃范圍達到113公頃的遺址公園，承擔著保護古代遺址，為市民提供休閑娛樂，考古體驗等多重職能。如何促進當地居民與考古遺址的互動，在國外稱為“公共考古學”或“社區考古學”，也是未來中國的遺址博物館事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兩漢時期的路城墓葬

更多反映的是平民的真實生活

考古人員在路城郊區清理了數千座墓葬，其中以戰國至魏晉時期墓葬數量最多，類型也最為豐富。早期觀念講求“事死如事生”，墓葬對于古人來說只是換了一處地方繼續生活。戰國西漢的路城不少平民沿用了傳統的甕棺葬方式。所謂甕棺葬是指將死者尸體裝入陶罐、陶甕、陶盆一類的容器中，埋入地下的埋葬方式。這種甕棺葬最早出現于新石器時期，在華夏大地上持續了數千年。相較于棺槨需要選取好的木料，甕棺的成本更低。在胡各莊村發現的62座戰國至西漢時期的甕棺葬，是迄今為止北京地區規模最大的一次。兒童甕棺葬可以采用日常實用陶器，但是路城遺址中成人的甕棺是專門作為葬具，燒制的筒形甕，常為兩件筒形釜子母口對扣而成，突破了我們以往的認知。至東漢時期流行磚室墓，可以說路城遺址見證了數千年甕棺葬古老習俗的余暉，也是漢代社會移風易俗的直觀體現。

兩漢時期的路城墓葬，更多反映的是平民的真實生活，如算籌、陶樓、博山爐蓋等。在后屯西漢墓群中，清理出來的一具女性人骨，在頭蓋骨上的穿孔，并伴有骨再生和骨愈合的現象，是目前北京地區發現最早的開顱手術實證。在東漢時期的磚室墓中，考古人員發現的泥質灰陶三聯碗。所謂三聯碗，就是三個形制相近的碗呈“品”字形相聯，每只碗的內壁有紅色彩繪，三只碗中間有提梁。海淀區清河東漢墓出土過另一件三聯碗，此外在北京地區幾乎沒有發現過任何時代更早的聯體器具。這件墓葬中發現的三聯碗并沒有實用功能，作為陪葬品出于對古人生活器具的一種模仿。古人將三個碗粘連在一起，如此設計有何用意？有人推測三碗相連或作為吊燈增強照明，或用來盛放不同的食物。

金代壁畫墓壁畫 局部

東漢以后路縣故城逐漸成為村落繼續使用，但仍有重要的墓葬發現。北京地區的土質本不適宜壁畫墓葬的保存，但考古人員在城址周邊就發現了一座金代磚室壁畫墓。墓室頂部遭遇破壞，但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在直徑3.5米的圓形墓室內部，發現了磚影雕刻的桌椅門窗，壁畫則列出墓主夫婦宴飲、女仆點燈、男仆備馬以及婦人啟門等圖像。經過考古專家的精心搶救，如今這座壁畫墓被原址整體遷移至博物館內部。人們可以走進圓形墓室內部，隔著玻璃板全景無死角地觀察古代的墓葬實景。

路縣故城遺址不僅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古今同址、共生共榮”，構成了副中心歷史的起點，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北京段內的重要考古成果之一。大運河沿線的白浮泉、玉河故道等地也先后開展了考古工作，解決了一系列關于河道位置、堤岸形制、漕運信仰的爭議問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設喚醒了路縣故城的沉睡記憶，關于時空對話的回響，連接起運河兩岸的塔影霓虹，一同匯入了滔滔不絕的千年文脈。

文/宋超（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員）

編輯/陳品

排版/王靜

微信號｜bqttfk

微信號｜bqyi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