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世立的“律師不可信論”，是誰的悲哀？

律師界確有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受不了尖銳的批評。

當蘭世立發了一個視頻，說，千萬別相信律師，花重金請了十幾個律師，個個要我認罪，認罪就可以出去，認罪可以實報實銷，最后他自己辯護，判決無罪。

律師界有人對此“律師不信任論”大光其火，找出他的判決書，發現律師是無罪辯護的。蘭世立基于眾怒難犯，也刪了視頻。

但已經有人要求他向全體律師界道歉，我個人覺得，蘭世立這個發言，肯定有炒作、夸大，譬如他說，把律師趕走自己辯護，現場審委會投票判決無罪。這兩點肯定是“夸張修辭”，甚至是虛假。審委會現場投票是機密，既不會現場，也不會讓蘭在場。

但蘭世立里面強調的重金聘請的律師讓他認罪，多半是存在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律師也是對的。

蘭世立運氣好，遇到了萬分之三的無罪率（2024年）。所以，出來吹牛了。真的要吹牛，也該廣州中院出來吹：我牛！當然，事實上法院很少這樣干，因為，體制內是越低調越能生存，廣州中院出來吹，會打檢察院和公安局的臉，想一想，法院在食物鏈上排行夠牛嗎？

這當然是律師界的悲哀，我相信他所聘請的律師，多數不會是水平低，而是現實司法的無罪率以及認罪認罰制度，教訓了律師。現實考量中，法庭上的慷慨激昂，往往換來重判。因此，往往認真負責的律師，辯護的結果，往往不如認罪認罰的律師。這是誰的悲哀？

蘭世立第一次在武漢坐牢，我相信他的律師應該也是無罪辯護，結果是什么呢？有罪，因為背后很可能是有武漢市政府的壓力（見媒體關于蘭和袁善臘之間的恩怨報道）。
至于案件有罪無罪，對于律師而言。如果自己覺得證據確鑿，我會勸當事人認罪，因為證據確鑿不認罪，法院往往會從重。其次，案件我認為可以無罪辯護，但司法機關入罪，也有一定理由，我會尊重當事人的選擇，因為我們不是司法機關，法官檢察官有自己的自由裁量權。第三，有的案件明顯無罪，但情勢判斷下來，無罪概率很小，譬如監委的案件，我會分析將兩種可能性情況告訴當事人，讓其自己選擇。但我肯定會把無罪率低的事實，以及（監委）公檢法的做菜端菜吃菜的流水線告訴當事人，絕大多數當事人，如果能有輕判，或者實報實銷的可能，都會選擇違心認罪。
附帶說一下，蘭世立廣州的案件認罪不太可能取保或者實報實銷，可能性不大，因為檢方指控的詐騙數額太大，1.8億元，十年以上到無期。但也有個別當事人，要清白，堅決不認罪，我會很佩服當事人的艱難選擇。當然，這些案件中，也會有改判，甚至無罪。但都是小概率事件。我每年或也會有無罪或者檢方撤訴的案子，但，多數能輕判，就算成功了。
現在認罪認罰異化時，即便當事人認事實，但不認罪名，也會被重判。認罪認罰變成一個標準流程，誰不認，就會被重罰，當事人已經失去喊冤的天經地義權利。認罪認罰輕判，不認罪認罰，你可以正常判，但不要以此報復重判。律師界對此意見已經不止一點點，甚至法院也對此有意見，一度變成檢察官就是兼職法官的做法，架空了最權威的中立審判者。
因此，“律師不可信論”，其實最悲哀的不是律師，而是民眾。因為罪犯，不管輕罪重罪，故意過失，都是民眾。當法庭上自己連喊冤都不敢喊，憋屈在里面，真的很難受。寫到這里，我能很清楚浮想起其中一些當事人臉上的表情，他們心里是對無罪判決的絕望。這不是律師的悲哀，這是法治的悲哀。至少自己說出來，不會被重判報復。
律師可不可信，你蘭世立不信，但絕大多數的民眾，當家人或者自己遭遇司法追究時，最可信任的，依舊是律師。當然，排在律師之前的，往往還有騙子，等錢被騙了之后，還會發現，律師說的，基本還是靠譜的。問題更復雜的是，魚龍混雜，騙子中也包括很多律師。
作為一個職業，很難總括說，可信不可信。作為一個個體，律師可信不可信，往往會有不同的評價。我認識的不少律師，我認為可信的，才敢有別人需要的時候，我會介紹給這些律師。但目前如此高的無罪率面前，有人說，證明我國監委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正確率高，這話理論上成立，或許何兵老師會拿日本無罪率說事，但根據我的實踐經驗，廣州中院蘭世立案這樣的例子，實踐中極其少見。很多往往就是實報實銷，無罪從輕，就算中國式無罪。有時如福州警察鄭峰，明明是無罪的，但最終定罪免罰，還留在警察隊伍的，我遇到就3-4起，就是中國式無罪。成都詹肇成律師，也是定罪免罰，他也不認罪，但也不是無罪判決。
我的同事給我說，我國無罪標準，排除合理懷疑，其實很先進。問題是，執行時，往往陷在食物鏈當中，陷在錯案追究當中。記得杭州一女檢察官說，國家不能輸。什么時候，國家能平常心，接受公檢法都可能因認識問題而犯錯，而不是因為背后的利益問題犯錯時，蘭世立的不信任論，律師也能接受了。畢竟，那只是無國籍商人（廣州中院判決書載）蘭世立的觀點，不至于整個律師界火冒三丈，律師也要平常心，我們沒那么神圣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