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保大清就是不愛中國：晚清的特色愛國主義

摘要：

清廷的幾何學是部分大于整體，大清高于中國。在風雨飄搖中，有朝臣譴責改良派“只保中國，不保大清”。滿清的少數統治者把他們自己凌駕在國家之上，宣稱不保大清就是不愛中國。這是非常奇特的愛國主義。他們的第一核心利益是維護以太后（皇帝是太后的傀儡）為核心的滿清政權。他們不明白，失去中國，也就失去了大清。

本文轉自經濟觀察報觀察家，原題為《晚清外交的特色》

歷史常常重復。這讓我們有必要多回顧些往事，多做一點思考。晚清曾被涂抹得很黑，仿佛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段。顢頇無能、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等詞匯被常用來描述晚清狀況。這些是事實，但不是全部事實。現在回過頭去看，晚清政治并不是一無是處，外交也頗有可圈可點之處。但錯誤的遺產更持久，直到今天。笛卡爾問：“有那么多新的錯誤可以犯，為什么還要重復舊的錯誤呢？”答曰：路徑依賴。

開始討論之前先“正名”。本文題目中的“外交”和“特色”是常用詞，不必多說；“晚清”的定義有些模糊。在“全盤西化”浪潮中，不少人揮舞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馬克思本人）用西方材料打造的刀片，恣意切割中國歷史，“歷史分期”成為顯學。操刀手們殺死了中國歷史。不過，討論歷史仍需一個起點。唐德剛先生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晚清”之始，他的《晚清七十年》實際上始于太平天國起事的1850年。

本文只為行文方便，為“晚清”規定一個期限。主體是慈禧太后掌權的日子，即1861-1908年間。期間太后兩次撤簾還政于皇帝，退居二線，但仍大權在握。向前延伸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1856年，未來的慈禧太后為咸豐帝生子，母以子貴，漸多干預朝政；向后延伸至1912年初清朝之滅亡，這是權貴繼承太后遺志的時期。因此晚清共有56年（1856-1912）。

從自大到自卑

滿清統治者是驕傲的軍事征服者。他們秉承北方野蠻人的血氣，在東亞大地上開疆拓土。大局初定之后，“康乾盛世”之盛仍在軍事，后來才有了戴震等人的“乾嘉之學”。那時的學術不繁盛，只是與我們的時代相比才顯珍貴。乾隆帝夸耀“十全武功”，但在他的統治后期，衰敗的景象已經顯著。皇帝向往“萬邦來朝”的盛世盛景，奴仆們為此重大政治任務不惜一切代價。

馬嘎爾尼訪華

1793年是乾隆皇帝83歲的大壽。同年，英國使臣馬戞爾尼來到中國。他一心要完成擴大通商的外交使命，清廷則把他當作前來祝壽的下國貢臣，只想向他展示大清盛世的豪奢。

英國使團為商業利益而來，卻沒有和清廷發生利益糾紛，他們因拒絕向皇帝叩頭而陷入禮儀糾紛，“宰相”和珅的立場尤為堅定。使團離去時，乾隆帝“賜”給英國國王敕書，曰：“恣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朕批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納。”皇帝表揚了一通之后，一一拒絕了英國的請求：遣使、通商、傳教，理由都是“與天朝體制不合”（原文如此）。多么強大的滿清“體制”！

滿清官府糜費萬金，款待英國使團，還讓他們從陸地行走，以展示盛世。使團看到了民間的聰明才智，也看到了貧窮、落后和專制。他們第一手的見聞錄和寫真繪畫，打破了17-18世紀歐洲人文學者對中國的美妙幻想。到了1820年代，黑格爾嚴厲批判停滯的東方。馬克思繼承了他對中國的蔑視，卻不會想到他的思想如今在中國碩果僅存——至少表面上如此。

在英國使團到來之前一年，福康安擊退廓爾喀人對西藏的入侵，乾隆帝滿意地湊齊了他的“十全武功”，卻又擔心進入印度的英國對西藏構成新的威脅。馬戞爾尼看到了清兵的訓練和武器，認定他們不堪一擊。這一年，法國向英國宣戰，英國將打敗拿破侖，贏得戰爭。

進入19世紀，中國各地動蕩不安，“盛世”不再。擴大通商未遂的英國人轉而向中國販運鴉片。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沒有對滿清官場造成明顯沖擊，倒讓洪秀全受到西方文化的啟發。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官僚們才有所警醒。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清皇室逃走，圓明園被焚。次年，咸豐帝死在熱河（承德）——乾隆接見馬戞爾尼使團的地方。

在危急時刻，咸豐帝的貴妃、年僅27的葉赫那拉氏發動政變，清除了先帝指定的輔政大臣，走上領導崗位。她就是慈禧太后、小皇帝的生母。朝廷由兩位皇太后實行集體領導，慈禧是副職。由于慈安太后性格懦弱，慈禧太后成為主人翁，她開啟了本文的“晚清”時代。

晚清統治者的心態是極度扭曲的。皇帝倉皇出逃，朝廷完成了從自大到自卑的平穩過渡，近似于從主子到奴才的身份轉變——他們不懂得什么是“人”。當然，只在面對船堅炮利的“洋人”之時，他們才感到卑下和畏懼。他們對內殘酷鎮壓，肆意踐踏愚民；對外獻媚，又暗中仇視。在如此不和諧的兩端之間，統治者嚴重心理變態，國家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同治中興和太后的重要思想

但是，晚清還是回光返照了。在慈禧太后的領導下，大清出現了撥亂反正的大好局面，史稱“同治中興”。同治（1862-1874）是慈禧的兒皇帝載淳的年號。今年正好是同治元年的150周年。

晚清人才輩出。在廟堂上，有道光帝第六子、議政王奕?，他因推動洋務運動而被稱為“鬼子六”。在地方上，涌現出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一大批優秀的高級干部，后來又有張之洞等人。他們忠于大清，勇于任事。在他們的努力下，朝廷平定了多年來死人無數的太平天國、捻軍和西北邊疆的反叛，維護了原本不存在的穩定。

在維穩過程中，大清堅持改革開放，大搞洋務運動，建立起一整套近代工業體系，用短短30多年走完了西方用了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道路——在20世紀后半期，中國又以相近的速度重新走了兩次，至今仍在走著。太后大力推動軍事現代化建設，建立了亞洲最強大的海軍，雖然后來打了大敗仗。

皇帝的“盛世”往往是百姓的哀世。“盛世”之后的“中興”境況更差。清廷的高壓統治為歷史罕見，煌煌華夏文明的繼承人只剩下吃飯這一要務。百姓甚至談不上“生存”，只是在“載舟”的重負中茍且偷生而已。太后沒有能夠挽救大清。王朝一直搖搖欲墜，終于墜毀。

晚清大臣剛毅

為逃避外敵入侵，慈禧太后兩次從北京倉皇逃走，終于領教了洋人的可怖。戊戌政變時，權貴們的原則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這句話出自軍機大臣剛毅（因為鼓動“家奴”排外，義和團之后，剛毅是“友邦”要求處死的12名滿清高官之一，幸好他已病死），他深入領會了太后的重要思想——國家及國家的一切都是統治者的私產，可以私相贈送外國友人甚至反華人士，就是不給“家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后提出《議和大綱》12條，沒有要求太后下臺的內容。于是太后以被囚禁的光緒帝的名義下詔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明文規定了晚清第一項涉外基本國策是討友邦的“歡心”。列強既然給了她“悔禍之機”，太后就完全顧不上“家奴”，只關心她的權力基礎“中華之物力”了。

這就是太后的重要思想。英國人約翰·濮蘭德曾長時間近距離觀察晚清政治運作。他總結說：“官僚統治集團準備丟棄金錢和土地，除了代表顯貴們社會等級的傲慢自大之外，所有的東西都可以丟棄。”是的，除了傲慢和私利，權貴們可以丟棄一切，毀滅一切——包括國家和人民。

緊緊追隨俄國

自卑者沒有自己的目標，必然跟隨他人。中國以俄國為師已有100多年，兩國交往之始更在“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之前。17世紀中葉清兵南下之時，俄國正向他們的東北老家突進。1689年，康熙28年，雙方在邊境沖突之后簽署《尼布楚條約》，劃定邊界。在這一年，彼得大帝獨掌大權，將開始改革。雙方在100多年后再次相遇時，力量對比已經非常懸殊。

領土擴張并不總是國家政策，很多時候還依賴個人的英雄行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尼古拉·穆拉維約夫是一位有強烈進取心的俄國人。他任東西伯利亞總督期間（1847-1861），發生了俄國與英法的克里米亞戰爭。他不僅盡力抵擋英法在遠東沿海地區向俄國目標的進攻，還向東南方向推進俄國勢力，侵占土地。

克里米亞戰爭在1856年結束，英法獲勝，遏制了俄國向土耳其方向的擴張。雙方的敵意沒有因戰爭結束而減少。俄國既受挫于西亞，便轉向東方擴張。英國也再接再厲，于1856年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法國隨后加入英國。英法沒有想到，這場戰爭的最大受益者竟然是它們的敵人俄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廷不僅要和英法聯軍作戰，還要和太平軍、捻軍作戰，無暇顧及東北。趁此機會，1858年5月28日，穆拉維約夫以武力迫使黑龍江將軍奕山簽署《璦琿條約》，割走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清廷沒有批準這個條約。

俄國外交官與英法一起向清廷施壓牟利，卻又偽裝為居間調解人，兩面討好，把兩邊都蒙在鼓里。1857年，曾經擔任駐英、法海軍武官的普提雅廷出任駐華公使。在他的威脅利誘之下，1858年6月13日，清廷與俄國簽訂《天津條約》。俄國沒有開戰，就獲得在華通商、領事裁判權、傳教、最惠國等一系列優惠待遇。半個月后，戰勝的英法才先后與清廷簽訂類似內容的《天津條約》。1860年，曾任駐英使館陸軍武官的伊格納季耶夫出任駐華公使。1860年11月14日，中俄簽訂《北京條約》，清廷不僅承認了《璦琿條約》，還為了感謝伊格納季耶夫“斡旋”和平之功，把烏蘇里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璦琿條約》規定由兩國共管）讓給俄國，并為西北44萬平方公里土地在4年后劃給俄國做了鋪墊。相比之下，除了得到賠款之外，焦頭爛額打了勝仗的英法兩國在它們各自的《北京條約》中卻所得甚少。

俄國不以此為滿足，它要繼續南侵，建立“黃俄羅斯”。這時，維新后的日本國力大增，也開始向東亞大陸擴張。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不僅失去朝鮮，東北也受到日本威脅。俄國的干涉阻止了日本占據遼東半島，只因為它也想得到這塊土地。李鴻章遠赴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他于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簽訂《中俄密約》。兩國同意在未來對日本作戰時全力支持對方；作為結盟的條件，俄國取得在東北修筑鐵路的權力。

結盟密約沒有緩和俄國的入侵。1900年，在清廷與八國聯軍作戰之際，俄國派出20萬大軍全面占領東北。后來在國際壓力下，俄國撤出了部分在東北的軍隊。八國聯軍共有68659人，其中俄軍有2900名，僅占4.2%——俄國把主力派往了東北。但在辛丑條約規定的全部4.5億兩白銀的賠款中，俄國拿走1.3億多兩，占總額的29%。出兵最多的德國只得到20%的銀子。

以日本為假想敵的《中俄密約》的有效期是15年。因為俄國的侵略勢頭太甚，在1904-1905年日俄爭奪東北的戰爭中，清廷宣布“局外中立”，暗中同情日本。清廷只能作壁上觀，根本沒有實力參加那樣的一場現代大戰。專制的俄國擔心國內將爆發革命，軍隊又極其腐敗無能，最后被新興的日本打敗。

俄國權貴并不都認為遠東的新領土是必要的。主要批評者認為，西伯利亞原來是一個封閉的大口袋，那里的流放者無處可逃。穆拉維約夫把領土擴張到海邊，扯漏了這個口袋。穆拉維約夫反駁說，他已經在薩哈林島修建了一個設施完備的監獄。俄國統治者無情地鎮壓本國的有思想者，以便更加殘酷地壓榨剝削其他人。這大概是他們一再成為晚清老師的原因吧。

在外敵入侵的緊迫局勢中，晚清朝廷仍不允許漢人向東北遷徙，終于失去了那里的土地，“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了。可是，如果人民沒有自由，更多的領土也不過是一座更大的監獄。

不要指責俄國。俄國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國際政治的常態。晚清朝廷缺乏頭腦，緊緊追隨俄國，卻深受其害。但俄國外交手段還將在中國取得更大成功。實際上，如果追尋20世紀中國歷史的源頭，我們將找到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的俄國；在一些方面，晚清反而與今天的中國疏離了。在晚清滅亡后不久，中國歷史又一次中斷，所以今天的局勢與晚清有相通之處。中方現在只怪俄國當初的擴張，卻不知道應該悔改那些愚蠢的政策。中方需要從百年迷夢中醒來，不再唯俄國馬首是瞻，不再聽從俄國指令，開始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

模糊的屬國地位

在接見英國使團的時候，乾隆皇帝心里裝著“天下”觀念。清廷接受朝貢，然后超額回贈，維持朝貢體系，把各國貌似緊密地團結在以皇帝為核心的朝廷周圍。在遠近不同的朝貢國之中，朝鮮是與朝廷關系最為密切，也是華夏文明的繼承人，號稱“小中華”。到了晚清，往日的“天下”已經被打破，可是朝廷還要維持“大國”的面子，卻不敢也無力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當太后和朝廷沒頭沒腦地追隨他國的時候，又怎么可能有膽量保護屬國呢？

在1870年代，洋人襲擾封閉的朝鮮。朝鮮拒絕與他們交往，堅稱是大清的屬國，無權處理外交事務。他們還沒有想到把國王變成宇宙中心。1871年，北京的總理衙門對美國外交官說：“本衙門以朝鮮雖系屬國，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該國主持，中國向不過問。”道出了“朝貢體系”的特色。衙門同意代美國向朝鮮轉交外交信函，卻又推卸說：“該國有無回書，難以預度。”屬國沒有大事不登門，在危機時，宗主國卻必須幫助解決它。這樣就把朝廷置于被動。

日本在1872年吞并琉球，1874年又犯臺灣，也一直在籌謀“征韓”。李鴻章很早就憂心忡忡地看著日本崛起。1876年初，他預見到朝鮮將在日本入侵時“求救大邦”。大邦即滿清。李鴻章說，如果對請求置之不理，將使朝鮮失望，日本生出侵略野心，而使清廷“薄待屬國”。在道義的責任之外，李鴻章還有地緣政治的考慮：“更恐朝鮮為日本凌逼，或加以侵占，東三省根本重地遂失藩蔽。有唇亡齒寒之憂，后患尤不勝言”。

1882年夏，朝鮮發生“壬午兵變”，國王被廢。宗主國出兵，恢復了原來的秩序。這時，朝鮮王室真心實意地依賴朝廷；人們對哪個是宗主國、哪個是屬國也沒有疑問；朝廷更沒有向朝鮮割讓土地。此后，朝鮮窺破晚清的虛弱，開始強調“自主”，而另覓新主。日本利用朝鮮地位的模糊性侵占朝鮮。甲午戰爭時，在朝鮮的清軍有頑強抵抗的，也有一觸即潰，望風而逃的。甲午戰后，日本人在朝鮮殺親俄派，扶親日派，然后又打敗俄國，把朝鮮變為殖民地。

朝鮮出現危機的時候，法國正步步緊逼清朝的另一個屬國越南。馮子材、劉永福等將領進入越南抗擊法國入侵，雖然間有勝利，卻不得不逐步后退。1884年，法國艦隊攻擊福建馬江，擊毀南洋艦隊的多艘艦只。1885年，中法簽訂《天津條約》，法國取代滿清成為越南的宗主國。晚清喪失了邊疆地區和華夏文化圈的外圍（在許多方面，外圍比滿清更好地保存了華夏傳統）。列強的下一步是瓜分中國本土。

日本和法國是與清朝完全不同的另一類宗主國，它們嚴密地控制附庸。現代國家號稱平等，屬國之說似乎過時。清廷當初曾說過，它與朝鮮之間的宗主國—屬國關系“有名無實”，而現在這種關系在一些國家間則是“有實無名”。美國在日、韓的地位很明確，干涉內政也多。美國對這兩國的安全承擔義務，不得不如此。如果宗主國只負責出錢供養，卻不敢或不能干涉屬國，而屬國又對它心懷不滿，這個特色模式不僅浪費納稅人的錢，還潛藏著很大的危險。

當然，晚清在朝鮮問題上的被動，主要不是外交官腦力不濟，而是國家實力不濟。處理朝鮮問題的官員，如李鴻章、馬建忠、袁世凱等人，都非常出色。但他們的操作空間非常小。因為以強國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沒有成功，外交和戰爭也就跟著失敗了。朝廷自身尚且難保，更顧不上維護屬國了。

義和團運動終結洋務運動

晚清時，重大危機一個接一個，后人都有應接不暇之感，更可想而知當時主事者的壓力。其實，在統治階層，有遠見卓識并為國家宵衣旰食的只是少數，大多數人昏庸腐敗，目光短淺，甚至還沉睡在“盛世”的大國迷夢里。

胡林翼

洋務運動是在英國艦炮轟開國門之后、清廷在鎮壓太平軍的需要中產生的改革開放。1861年，湘軍正與太平軍酣戰，胡林翼初次看到江中英國火輪，吐血墜馬，不日而亡。他明白，洋人的先進武器和武器平臺必將成為中國的大患。“洋務運動”又稱為“自強運動”。兩者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側面。推動者為了“自強”，旁觀者只看到“洋務”，因此反對中國的第一次工業化。反對者既有朝臣，也有農民。義和團發源于農村下層，相信超自然力量，容易受到流言的鼓動。這種組織一向是專制政權警惕的敵對勢力。在晚清，帝國主義在華擴張，傳教士和洋教徒借勢欺壓官府和平民，激起義和團排外。義和團先受到一些權貴的支持，后受到太后的利用，接受招安，走與朝廷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蘊藏的力量被提前釋放出來，沒有發展成另一場經由暴力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

義和團運動本來受官府鎮壓，在1900年的迅速壯大卻是離不開太后的支持和指導，也離不開她的生日慶典。太后為了1894年的60周年（虛歲）大慶，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以及中海、南海、北海，金額可建兩支北洋艦隊。太后大慶時，清兵正在敗退。因為甲午戰敗，才有了試圖振作的1898年戊戌變法。在變法過程中，太后至高無上的權力受到觸動，于是她囚禁了光緒皇帝。可是，無論根據祖宗之法還是“國際慣例”，太后再次垂簾聽政都不“合法”。

國內沒有力量能夠阻止太后囚禁甚至廢掉皇帝——名義上的皇朝主人——但她感到“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其實太后多慮了，列強最關心的是它們的利益，批評大清體制只是旁業。在個人權力受到嚴重威脅之時，明白的太后變糊涂了。太后聽信了謠言：列強下最后通牒，要求她還政于光緒皇帝。為了阻止這些國家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00年6月21日，太后下詔向11國宣戰。可是，大清的正規軍連其中的一國都打不過，怎么能同時和11個強國對抗？太后不得不相信“民心可用”。她決定走群眾路線，借用義和團員們刀槍不入的神通。

義和團從四面八方開進京城。他們屠殺天主教徒很順利，圍攻使館區卻沒有進展。太后很快認識到，義和團員的神功是靠不住的，于是對他們痛下殺手。她要永葆光榮正確的太后形象。出逃的太后以皇帝的名義下諭稱：“拳匪構亂，開釁友邦。”把濫殺無辜的責任推給義和團。朝廷的工作重心轉向了“結與國之歡心”。只因太后一時激動，百姓血流千里，國家蒙難。

濮蘭德說，甲午戰爭前，“當危機發生的時候，北京政府像以前一樣一片嘩然和狂怒，但仍舊不關心問題的本質和中國所面對的強大力量”。這種愚昧狀況在1900年沒有改變，以后也沒有改變。官府鼓動群眾在喧嘩和憤怒中大肆破壞，然后拋棄他們。沒有人深究“問題的本質”。愛國是一種樸素的感情，超出這個范圍，愛國就成為一個高級技術活，沒有相應的知識就會害國。義和團員們還談不上愛國。他們處在梁啟超所說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的時代。朝廷消滅了國家，讓他們無國可愛；而且朝廷極端蔑視這些屁民，視之如草芥。

義和團運動是自閉思想在民間結下的果實，在朝廷和官府也不乏同路人。洋務運動在敵視的氛圍中發展，已經步履艱難，只能以模仿西方工業技術為己任，無力再向前邁進。官商一體的企業成為官員腐敗的淵藪。官營企業和官督企業就是衙門，像衙門一樣昂貴、低效、無知和霸道，管理者也像官僚一樣以升官發財為指導思想。實際上，他們都屬于官僚階層。

義和團運動和洋務運動都不是外交本身。但前者是對外交政策的直接反應，后者是外交政策促成的結果，而兩者又都對外交有重大影響，改變了外交的軌跡。

日本是位于華夏文明邊緣的一個島國，幾乎與中國同步開始學習西方。它們的成績如何？戰爭是最好的考試。在甲午戰爭中，清王朝的所有“自強”努力似乎都白費了。甲午戰爭在物質成就方面結束了洋務運動，雖然不僅限于物質成就。其實，在更早的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中，洋務運動已經遭受重挫。戊戌變法試圖有所挽救，也失敗了。數年后，義和團運動又在精神上終結了洋務運動，最排外的本土特色戰勝了通過學習西方走向自強的愿望。不過，洋務運動只是一個淺嘗輒止的模式的失敗，不是學習的失敗。“自強”仍然離不開“洋務”。

于是，清廷還剩下最后一步：實行“新政”，在更深層次上實行改革。

體用之爭終結大清

參加過戊戌變法的王照說：“慈禧但知權力，絕無政見，純為家務之爭。”太后的“家務”其實就是“國務”。王照認為，如果維新派以太后的名義推行新政策，或許可以成功。反對維新的陳夔龍也說：慈禧“并無仇視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淀園還京”。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不是太后反對改革，而是改革損害了她的權力。國務就是家務，太后是唯一的主人。

列強仍是太后的友邦。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沒有讓慈禧下臺的條款。王朝受到沉重打擊，太后卻度過了個人危機，松了一口氣。為了繼續維持統治，太后也要改革，實行“新政”了。在大廈將傾之時，她怎么也要做做樣子，在危墻上支幾根柱子。至于這些柱子是否能夠承重，甚至被支撐的部位能否承受住柱子，這些好像都不太重要。

戊戌變法失敗之后，梁啟超問：“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于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戊戌政變記》）朝廷高談改革30年卻不見成效，為什么？梁啟超自己回答說，這是因為只有布新，沒有除舊，新政反而增加了舊政積弊的危害。權力越集中，百姓受到的傷害越深，國家越沒有希望。枝節的修補于事無補。如果不改變權力結構，無論新政的動機如何善良，權貴和官僚都必將充分利用原有的以及變法所帶來的全部機會自肥，受到傷害的總是百姓。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也在這里。宋之后，專制的程度加重了許多。

一國的外交總是受到內政的驅動，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為本國謀取利益。即使在一個自閉的國家，也沒有完全獨立的內政。在走投無路之時，朝廷也要向外國學習政治了。所以，晚清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洋務的一部分——雖然洋務運動已經失敗——也是廣義的外交的一部分。

五大臣出洋

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05年6月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共有65年。飽受打擊的清廷終于要考察洋政了。大張旗鼓的考察團在北京出發時受到吳樾的炸彈襲擊。吳樾不是要阻撓政治改革的保守黨，相反，他是革命黨。那時的主要對立已經不在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而在改革派與革命黨之間。在改革在與革命的賽跑中，吳樾決心讓革命跑到前面。

1905年10月，連俄國都在實行憲政，列強已無嚴格意義上的專制制度。太后尚有臉面，不愿落在后面太遠。載澤等人在年底再次出發。1906年夏回國后，載澤奏請太后立憲。他說：“奴才”“以為憲法之行，利于國，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謀國之臣，化私心，破成見，則必有多為之說以熒惑圣聽者”。載澤直指只有忠于國家的官員才可能支持憲政。9月1日，清廷宣布“預備立憲”，雖有舉措，卻缺乏決心。改革一路扭扭捏捏，終于沒有跑贏革命。

改革應當是在政權尚有生命力時的舉措。在危樓里推動改革，極難逃脫被垮樓埋葬的結局——除非是“保護性拆除”。李鴻章是明白人，他被稱為“裱糊匠”，只做室內裝修。當然，他也沒有權力改動房屋結構。預備立憲兩年后，太后去世。出過洋的載澤繼承她的遺志，繼續推動立憲，但無力改變政局。1928年，軍閥孫殿英掘墓，清王室派載澤去東陵重新安葬太后的遺體。作為奴才和侄女婿，他只能為太后做這些了。東陵被盜的次年，載澤郁郁而終。

清廷的幾何學是部分大于整體，大清高于中國。在風雨飄搖中，有朝臣譴責改良派“只保中國，不保大清”。滿清的少數統治者把他們自己凌駕在國家之上，宣稱不保大清就是不愛中國。這是非常奇特的愛國主義。他們的第一核心利益是維護以太后（皇帝是太后的傀儡）為核心的滿清政權。他們不明白，失去中國，也就失去了大清。他們在北方已沒有退路。

晚清的時尚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一個偽命題，只能在極度扭曲和丑惡的現實中存在，近似當今的話頭“不想做大橋建筑承包商的廚子不是杰出的奢侈品推銷員”。體用是一個連續的整體，體用不二，用是體的表露。如果切斷兩者的一體性，必然把兩者都殺死，晚清至今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而且二分法不是中國哲學的傳統，華洋二分是荒唐無知的表現。中西有沖突，卻從來不是完全分裂和對抗的，況且“中”與“西”都不是孤立和堅固的實體。

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說“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但他的“政”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教育、財政等諸多系統的混雜體。他的“保國、保教、保種”目的沒有達到。張之洞又說：“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這次他說對了，而且“禍”就在廟堂之上。

張之洞在晚年有所改變。1907年9月，他卸去湖廣總督一職，入京擔任憲政編查館大臣。在接受慈禧太后接見時，他提出“立憲實行，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太后不置可否。年邁的張之洞很知趣，此后不再倡言立憲。在去世前不久，他勸攝政王載灃重視民間輿論，不要激起民變。載灃回答：“有兵在！”張之洞很憤怒：“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他感嘆道：“不意聞亡國之言！”1909年10月4日，載灃去看望病重的張之洞。載灃離去后，張之洞嘆曰：“國運盡矣！”他在這一天去世。文革中，張之洞被掘墓拋尸。此“體”是何“體”？此“用”是何“用”？他已不能回答了。

朝廷大員排斥外國政治文明，所以才會有被包圍的錯覺。同時，他們為了維護專制權力，又不得不和外國交往，向外國學習技術，后來更要享受西方的奢華生活，這是對“西學為用”的活學活用。在這種精神分裂和精神錯亂中，外交怎么可能游刃有余？

令人驚嘆的不是大清的突然垮掉，而是它居然維持了那么久才倒下。所有可能的生存機會，晚清似乎都幸運地得到了。更令人驚嘆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晚清丟掉了所有可能扭轉中國命運的那些機會。最后，權貴們只做一件大事：瘋狂地搜刮民脂民膏——無論這個“民”是法定的“家奴”還是“主人”。1912年清帝退位時，隆裕太后哀嘆“一般親貴，無一事不賣，無一缺不賣”。喪心病狂地貪腐必然導致滅亡，而且滿清貴人們還沒有外國護照和賬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