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全球觀察者深度出品
縱橫寰宇，洞察時代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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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廈門金雞獎頒獎禮的聚光燈突然打向觀眾席。
83歲的喬榛被人攙扶著站起來，手里攥著“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的獎杯，麥克風遞到嘴邊時，他突然擺了擺手，“讓我自己來”。
臺下瞬間安靜，老爺子清了清嗓子，念起那首他念了半輩子的《小草的心》，“不是我的，我從不奢望；屬于我的，我絕不放棄。”聲音有點顫，但每個字都砸在人心上。
你可能沒見過他的臉，但多半聽過他的聲音《魂斷藍橋》里的羅伊，《加里森敢死隊》里的“頭兒”，那些年電影院里讓觀眾又哭又笑的臺詞，很多都帶著他的溫度。
從話劇舞臺到配音間，他給角色“貼”了層會呼吸的皮
喬榛這輩子和“聲音”的緣分，得從上海老弄堂的煤油燈說起。
1942年生在上海，他母親是語文老師，每晚燈下教他念課文，三年級就拿了全校朗誦第一名。
高三那年，學校排話劇，他演男主角，被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看中，直接內招。
1965年畢業進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本以為要在鏡頭前站一輩子，沒想到十年后一個“借調”，把他“借”進了配音間。
1970年，上譯廠要譯制內參片《紅菱艷》，缺個年輕男聲。
喬榛去試音，一進棚就被震住了邱岳峰老師配的角色，聲音像長了鉤子，把觀眾的心往銀幕上拽。
他后來跟人說，“那會兒才知道，聲音能比臉更‘搶戲’。
”試完音，導演拍板，“就他了。
”這一“借”，就沒還回去，1975年正式調進上譯廠，配音臺成了他的新舞臺。
喬榛配的角色里，觀眾最熟的還得是《魂斷藍橋》的羅伊。
1975年譯制這部片子時，他天天揣著劇本，走路都在琢磨英國軍官的腔調。
你猜怎么著？他沒學“洋腔”，反倒把羅伊的“干脆”給摳出來了。
羅伊見瑪拉時說“我們去結婚”，他配的時候故意加快語速，尾音不上揚，透著點軍人的“霸道真誠”。
拍吻戲前那句“我愛你”，他琢磨了三天，最后決定“少點技巧，多點心跳”，錄完導演說，“耳機里都能聽見你喘氣帶勁兒”
那會兒譯制片難就難在“既要像外國人，又得讓中國人聽懂心”。
喬榛有個小本子，記滿了“翻譯密碼”。
《加里森敢死隊》里有個詞“boss”，他覺得翻“老板”太俗，改成“頭兒”，一聽就有團隊里那種糙漢子的親切感。
《尼羅河上的慘案》里“takeiteasy”，他譯成“悠著點”，北方觀眾聽著順，南方觀眾也明白。
他總說，“配音不是學舌，是給角色裝‘聲帶’，裝錯了，角色就成了啞巴。”
1984年，喬榛當上了上譯廠廠長。
這時候的他，手里攥的不只是劇本，還有一整個時代的“聲音訂單”。
改革開放剛開始，觀眾想看世界，譯制片就成了“窗戶”。
他帶著團隊譯《葉塞尼婭》，李梓配的女主角一開口，“當兵的，你不等我了嗎？”電影院里多少姑娘跟著抹眼淚。
譯《虎口脫險》，他讓邱岳峰配指揮家，故意把法語腔“掰”成帶點上海話的幽默，現在看還覺得可樂。
現在看流媒體方便，但那會兒譯制片就像給我們打開了一扇小窗戶，喬榛他們就是撐窗戶的人，勁兒使得勻，窗戶才沒掉下來。
四次和死神“對戲”，化療時背臺詞，癱瘓后練繞口令
誰能想到，這個用聲音給觀眾帶來無數力量的人，自己正經歷著比配音臺更難的“錄音”錄下生命和病魔的對談。
1986年，44歲的喬榛剛當上廠長沒兩年，體檢查出癌癥。
醫生把夫人唐國妹叫到辦公室，說“做好準備”。
唐國妹沒敢告訴他，回家就說“小毛病，切了就好”。
喬榛心里門兒清，住院那天還跟同事開玩笑，“這下能名正言順‘停工’了，你們可得把配音臺看好。”
手術完化療，吐得站不住，他就讓夫人把劇本念給他聽。
有次配一部電影，他躺在病床上，聽一句，配一句，護士進來換藥，嚇了一跳，“喬老師，您這是在‘隔空配音’？”他嘿嘿笑，“總不能讓角色等我吧，人家在銀幕上站著呢。”醫生后來跟人說，“沒見過這么‘軸’的病人，化療間隙還練聲，說怕嗓子‘生銹’。”
五年生存期過了，他去復查，醫生拍著他肩膀，“你這哪是‘五年坎’，是給癌癥挖了個‘坑’，讓它掉進去爬不出來。”
本以為能喘口氣，2001年，癌細胞轉移到腰椎。
1、2、4腰椎被“啃”得發黑，六院的醫生說手術有癱瘓風險。
進手術室前，喬榛拉著唐國妹的手，“要是真站不起來，你就把配音臺搬家里，我坐著配。
”手術做了六個小時，取骨樣的時候，醫生手一抖，差點碰到神經。
他醒來第一句話是，“我還能說話不？”唐國妹哭著點頭，他倒樂了，“能說話就行，配音又不用站著。
”四療程放化療做完，他愣是拄著拐杖去了北京文代會，見人就說“我沒事”，轉頭偷偷在賓館練走路，汗把床單洇出個“人形”。
2009年的打擊更狠。
67歲那年，他剛在國家大劇院演完朗誦會，下臺就心梗，搶救過來沒倆月，又突發腦梗，左半身直接癱了。
醫生說“以后可能要坐輪椅”，喬榛不信。
康復訓練時，左手抓不住筷子，他就用右手把左手綁在勺子上，一口飯喂進去，半口掉桌上。
練聲更難，左半邊臉動不了，發音漏風，他就對著鏡子練《法門寺》的念白，一個字一個字“摳”，練到嘴角流血。
唐國妹心疼，他卻說，“聲音是我的‘武器’，武器生銹了，怎么跟病魔‘對戲’？”
現在你去看他的采訪，左手還不太靈便，但說話底氣足。
有人問他抗癌秘訣，他總說，“不是我打敗了病魔，是我跟它‘耗’。
它想讓我躺平，我偏要坐著配音；它想讓我閉嘴，我偏要念《小草的心》。
人這一輩子，誰還沒遇到過‘卡殼’？重錄一遍唄，只要機器沒關，就有機會。”
喬榛拿金雞獎那天，后臺有個年輕配音演員問他，“喬老師，現在AI都能配音了，我們還有飯吃嗎？”他笑了笑，指著自己的胸口，“AI能學我的聲音，但學不了我這里的‘顫’1986年化療時的顫，2009年康復時的顫，54年跟唐國妹過日子的顫。
這些‘顫’里藏著角色的心跳，觀眾聽得見。”
那天頒獎禮結束，喬榛沒坐輪椅，自己慢慢走下臺。
聚光燈在他身后暗下去，但他的聲音好像還在劇場里飄就像他配過的那些角色，人走了，臺詞還活著。
現在譯制片不那么火了，但喬榛的故事像個提醒，好的聲音能穿透時間，就像他自己說的，“小草也有根，扎得深，就不怕風吹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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