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娛頂流為何扎堆讀博？

本文聚焦內娛頂流扎堆攻讀博士、MBA等高學歷的熱潮，既與行業“文盲”爭議形成鮮明反差，也暗藏明星轉型布局，而背后明星求學的真實初心與教育公平、學術含金量的博弈，正是本文要探討的核心。

來源：傳媒內參—廣電頭條

從王一博路演“一問三不知”的“文盲”爭議，到金世佳、靳東扎堆攻讀博士學位；從翟天臨事件引發的學術信任危機，到藝術類專業博士制度健全后的明星報考潮，內娛在短短六年內完成了一場從“輕視學歷”到“內卷學歷”的劇烈轉向。頂流明星們在財富自由后爭相重返校園，背后不僅是個人職業規劃的考量，更折射出娛樂圈評價體系、行業生態與社會期待的深層變革。這場學歷狂歡的背后，是進步與爭議的交織，也是行業尋找新平衡的必經之路。

一、現象：內娛學歷內卷的三重路徑

內娛明星的“求學熱”并非單一賽道，而是呈現出多元化、高規格的特征，不同路徑對應著不同的職業訴求與資源儲的核心賽道。2024年上海戲劇學院、中央戲劇學院首次設立藝術類專博，為明星打開了系統深造的通道。金世佳重返母校上戲攻讀表導演創作方向博士，延續其深耕表演的備，構成了一幅立體的學歷競爭圖景。藝術類專業博士（專博）成為頂流長期規劃；林更新以專業課96.8分的高分成為上戲首屆專博，試圖通過學術訓練打破“搞笑男”人設；靳東、阿云嘎在中戲同門共讀，為其劇團管理與人才培養工作補充理論支撐。這一賽道的明星多為行業中堅力量，他們帶著成熟的表演經驗與作品積累，試圖通過學術深造實現從“表演者”到“創作者”“引領者”的跨越。

MBA/EMBA則成為明星跨界布局的優選。戚薇考入北大光華EMBA，與謝杏芳同班進修高級管理知識，與其名下8家關聯公司的商業布局形成呼應；奚夢瑤在港大MBA課堂上寫下密密麻麻的筆記，為融入豪門商業體系補齊短板；“迅猛龍特蕾莎”暫停直播三月沖刺復旦MBA，完成從主播到復合型人才的轉型。張國立、李湘、胡海泉等前輩明星早已試水名校MBA，這條賽道的核心訴求的是商業能力提升與資源網絡拓展，讓明星在演藝之外掌握更多生存技能。

海外留學則成為追求國際化視野與專業深耕的選擇。張靜初歷經激烈競爭考入全美前三的美國電影學院導演系，全球僅28個名額的錄取難度，與其直播十小時的學習投入形成印證；朱珠從巴黎高等商學院拿下媒體、藝術與創意碩士學位，為其國際化形象增添學術背書；楊天真、杜海濤等則通過海外學習項目探索職業新可能。這類明星往往不滿足于國內行業生態，試圖通過海外教育獲取更前沿的行業理念與資源。

二、動因：多重壓力下的主動突圍與長遠布局

明星扎堆求學絕非一時興起，而是在行業競爭、職業周期、社會期待多重壓力下的理性選擇，每一份學歷背后都藏著清晰的利益考量與生存焦慮。中年轉型壓力是最直接的驅動力。娛樂圈的年齡焦慮遠超其他行業，30+明星面臨角色固化、資源流失的困境。林更新直言“沒有戲找我，就先去上學”，看似自嘲的背后，是對“搞笑男”標簽的厭倦與對厚重角色的渴望；張靜初放棄演員舒適區，花150萬攻讀導演專業，即便只獲結業證書仍直言“知識與技能才是核心”，本質是為中年后轉型導演鋪路；靳東、阿云嘎作為劇團負責人，需要系統的理論知識支撐劇目創排與人才培養，博士階段的學習成為其職業升級的必需。對于這些明星而言，學歷不是裝飾，而是突破職業天花板的“敲門磚”。

資源積累與長遠利益的考量貫穿始終。高校執教已成為明星的重要退路，韓紅擔任上海視覺藝術學院特聘教授、胡海泉出任南海音樂學院院長、蘇炳添升任暨南大學體育學院院長，穩定的社會聲望與收入讓高校崗位成為“香餑餑”，而博士學位往往是這類崗位的硬性門檻。商業領域，戚薇通過EMBA提升企業管理能力，奚夢瑤借助MBA融入家族商業版圖，學歷成為明星整合商業資源、提升議價權的重要籌碼。此外，在顏值、流量賽道飽和的當下，學歷成為新的差異化競爭優勢，讓明星在資源爭奪中獲得額外加分。

社會期待的倒逼與行業形象的自救是隱形動因。央視網曾發文痛批“絕望的‘文盲’能演好戲嗎”，王一博“不知角色意義”、趙露思分不清歷史背景、鞠婧祎不懂鈍角等名場面，讓公眾對明星的文化素養容忍度降至冰點。“不知知網”的翟天臨事件后，明星不敢再輕易立“學霸”人設，但公眾對“有文化”明星的期待卻從未降低。這種雙重壓力下，主動求學成為明星改善公眾形象、擺脫“文盲”標簽的有效途徑。同時，藝術類專博制度的健全，為明星提供了“名正言順”的提升通道，讓學歷內卷從自發行為變成有路徑可循的理性選擇。

三、爭議：特權陰影下的教育公平與學術含金量之辯

明星卷學歷的熱潮中，質疑聲從未停歇。公眾的爭議核心，始終圍繞著教育公平、學術含金量與資源占用三大焦點，而翟天臨事件留下的信任赤字，讓每一位明星學子都面臨放大鏡般的審視。最核心的爭議是“特權傾斜”與教育公平的沖突。公眾發現，明星考生往往手握普通考生難以企及的優勢：靳東的博士導師是其大學班主任兼臺詞老師，林更新的導師也是其本科時期的授課教師，師生間的知根知底讓他們在復試中更易獲得認可；藝術類專博要求報考者提交3部舞臺劇或影視作品及省部級以上獎項，林更新的金像獎提名、黃曉明的金雞影帝榮譽、靳東的白玉蘭獎加持，構成了普通考生無法逾越的門檻。這種“資源門檻”被質疑為“量身定制”，認為明星憑借行業積累擠占了學術資源，違背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則。

學術含金量的爭議則源于“忙到飛起”的明星日程與學術要求的天然矛盾。翟天臨讀博四年拍11部戲、接24個代言的經歷，讓公眾對明星能否兼顧工作與學業深表懷疑。網友調侃黃曉明“以其打字速度，十年寫不完畢業論文”，并非單純嘲諷，而是反映出對明星“混文憑”的擔憂。盡管張靜初直播學習十小時、林更新發文吐槽“上課寫作業連軸轉”試圖證明投入，但在高強度的演藝工作與密集的學術要求之間，明星如何平衡始終是公眾的疑問。楊冪在學術期刊發表表演經驗文章被批“無學術價值”，也折射出公眾對明星學術產出質量的嚴苛要求。

“占用學術資源”的質疑則直指本質。公眾認為，高校的學術資源有限，明星憑借名氣與資源獲得入學資格，本質上是對普通學子機會的擠壓。尤其是在“翟天臨事件”后，教育部加強了論文抽檢與盲審力度，高校的學術把關責任更重，明星考生的加入被視為“增加風險”。這種質疑背后，是公眾對“學術神圣性”的捍衛，擔心娛樂資本與流量邏輯入侵學術領域，導致學術標準被稀釋。

但爭議也存在片面性。事實上，明星報考并非“一路綠燈”：黃曉明通過上戲博士材料審核卻在復試中落榜，證明考試篩選的嚴肅性；劉美含憑借保送北外的學霸底子報考北大藝術碩士，仍因筆試成績不達標而落榜，顯示錄取體系的剛性；藝術類專博的復試包含思想政治理論與兩門專業課，對知識儲備與系統學習能力的要求不低。高校在明星報考問題上也愈發謹慎，避免因“放水”導致日后出現學術不端風險。因此，簡單將明星讀博等同于“特權鍍金”，也忽視了其中的競爭與篩選機制。

四、反思：學歷內卷背后的行業變革與價值重構

明星卷學歷的熱潮，本質上是娛樂圈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既暴露了行業的深層問題，也預示著行業評價體系的積極變革。這場內卷的最終意義，不在于明星獲得了多少個博士學位，而在于能否推動行業從“流量至上”向“能力為王”轉型。

從積極層面看，學歷內卷倒逼明星提升文化素養，有助于改善內娛“文盲”扎堆的亂象。郝蕾曾發問“讀不懂書的人怎么能讀懂劇本”，這句話點出了文化素養與業務能力的深層關聯。明星主動求學，無論是為轉型還是為形象，都意味著對“文化重要性”的認可，這種導向會影響整個行業的風氣，讓年輕藝人更重視文化積累。同時，明星的求學行為也為藝術領域的“學術與實踐結合”提供了可能，他們帶著豐富的行業經驗進入高校，能夠為學術研究提供鮮活案例，推動藝術理論與行業實踐的雙向賦能。

但消極層面的風險同樣不容忽視。若學歷內卷淪為“鍍金游戲”，明星只為拿文憑、博眼球，不僅無法提升自身能力，還會進一步破壞學術公信力與教育公平。如果高校為了流量與名氣降低錄取標準，讓明星“輕松拿學位”，最終會損害學術的嚴肅性。更值得警惕的是，若行業陷入“唯學歷論”，可能會出現“重學歷輕業務”的新亂象，讓明星忽視演技打磨與作品創作，轉而追逐學歷標簽，本末倒置。

對于明星而言，學歷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林更新想要“憑演技被記住”，最終仍需靠作品說話；張靜初轉型導演，能否成功取決于其執導能力，而非結業證書；戚薇深耕商業，EMBA的知識需要轉化為企業經營的實際成效。學歷可以為明星帶來加分項，但無法替代業務能力與職業操守，這才是立足行業的根本。

對于高校而言，應堅守學術底線與教育公平，既不因為“明星身份”而降低標準，也不因為“公眾質疑”而拒絕優質生源。藝術類專博的設立，本就是為了培養藝術領域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明星的行業經驗與實踐積累若能與學術研究結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關鍵在于建立透明、公正的選拔機制，讓錄取標準公開化、考核過程嚴格化，確保每一位錄取者都具備相應的學術潛力與學習能力。

對于公眾而言，應摒棄“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既不必因個別案例就全盤否定明星的求學行為，也不應盲目追捧明星的學歷標簽。理性看待明星讀博：既要監督是否存在特權與學術不端，也要認可那些真正投入學習、追求進步的行為；既要對“文盲”明星保持批評態度，也要給明星的成長留出空間。

內娛的學歷內卷，是行業發展到轉型期的必然陣痛。它既是明星應對職業焦慮的主動選擇，也是公眾對行業文化素養提升的集體訴求。當熱潮退去，真正能留下來的，不是那些光鮮的學歷標簽，而是明星通過學習獲得的能力提升、行業生態的良性改善，以及“以文化素養為基、以業務能力為本”的行業新共識。這或許才是這場學歷內卷最值得期待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