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野蠻：從立法的角度

本文嘗試從立法的角度，簡單分析文明與野蠻的差異。

文明與野蠻的差異，并非簡單地體現在法律條文是否具體完備，更體現在法律制定的出發點（立法基礎）、立法過程、法律內容以及立法目的等方面。

1.立法基礎：體現公眾or統治者的意志

文明的法律：其核心是法律體現了以普遍人權為基礎的社會公眾的公同意志。法律實質上是把社會成員共同認可的道德、公平、正義及行為準則等形成固定條文，以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尊嚴。通常認為的立法基礎有天賦人權、社會契約、主權在民及法治國家等。

野蠻的法律：其立法基礎通常來自統治階層的意志或源于單一意識形態，以及暴力或傳統習俗中的落后觀念。法律是統治者用來鞏固權力、壓制異己、維護特權的工具，它可能服務于某個領袖、某個家族或某個黨派的私利，而非全社會公眾的福祉。

2.立法程序：過程是否公開透明

文明的法律：立法過程是公開的、透明的、包容的，嚴格遵循一定的程序。在立法過程中，允許不同利益群體直接參與或通過代議制（如議會）以公共討論的形式進行討論、博弈和協商，最終妥協并達成一致；過程中強調辯論、制衡和妥協，最終結果雖然可能不完美，但一定能夠反映各方利益的平衡。

野蠻的法律：其過程通常是封閉的、專斷的、不可預測的。法律通常由少數人擬定，整個過程公眾沒有知情權、參與權和表達異議的渠道；立法過程中沒有任何剛性約束（公共辯論、制衡與妥協），并可能隨時因統治者的需要進行更改、廢除或溯及以往。

3.法律內容：對個人權利的保護or控制與懲罰

文明的法律：其旨在公平地保護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一視同仁地約束所有公民（包括立法者自身）的行為。其核心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任何人、任何組織擁有特權，并且對權力有嚴格的約束。

野蠻的法律：法律內容往往簡單粗暴，側重于對民眾的懲罰和控制，忽視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其內容常常內置特權與系統性歧視，比如明確規定某些階層（如權貴、官員）或某個組織享有某種特別權利，或者針對特定種族、宗教及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群進行制度性壓迫。另外，某些具體內容，常常有模糊不清的條款（如兜底條款、口袋罪等），而這些條款缺乏明確的界定和可操作性，為執法者隨意解釋和濫用權力提供了操作空間。

4.立法目的：保障自由or單方面強制

文明的法律：最終目的是明確權力的邊界，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個體自由。法律的目的是通過懲罰不法行為、限制公權力，來達到充分保護個體的自由。通常的原則是：對個人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對公權力而言，“法無許可不可為”。

野蠻的法律：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對社會的最大化控制，個體的最小化自由，維護統治地位的穩定（通常以社會穩定為借口）。法律是控制社會的工具，用來規范和監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原則是：對個體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人們的一舉一動都需要得到權力的許可；對權力而言，“有無許可皆可為”，隨時都可以突破法律的約束。

小結

從法律制訂角度，文明與野蠻的核心差異在于立法的目的與程序化約束。

在文明社會，法律是公眾意志的體現，由所有社會成員或其代表性機構（議會）經公開辯論、多方協商、利益博弈并妥協和程序化表決產生，反映了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制衡、協商與妥協；立法受更高位規則（如憲法）的限制，核心原則是法律不得任意剝奪基本人權；立法的過程完全透明、結果可預期，公民可通過公開討論、游說民意代表、專家聽證、全民投票等方式參與或影響立法。

在野蠻社會，法律是統治階層意志的體現，由個人或寡頭集團以法令、政令等形式單方面頒布；立法過程不受任何約束，可隨時因統治的需要更改；立法的過程缺乏透明度甚至完全黑箱化，多數時候民眾只能被動服從，沒有任何參與、異議或抗辯的渠道。

文明用法律把權力關進籠子，野蠻把法律當作權力的工具；前者是公共理性的自我約束機制，后者是暴力統治的規范化外衣。

因此，判斷一部法律乃至一個法律體系是文明還是野蠻，關鍵不在于它的文字多么華麗、懲罰多么嚴厲，而在于：它是來源于對話與妥協，還是誕生于命令與控制；是為了保護基本人權，還是為了鞏固權利地位；是為了保護弱者不受強者欺凌，還是為了幫助強者更有效地控制弱者。

一個例子簡析

假設有以下兩個法條。

文明的核心在于承認并捍衛人作為主體的尊嚴、自由和基本權利：人不是商品，不能被定價和交易——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保護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

野蠻的實質在于把人進行物化，視其為可以占有、支配和交易的客體：拐賣婦女兒童，正是這種物化最極端、最殘忍的表現之一——剝奪了人的自主性、自由和身份，將其變為滿足他人欲望或利益的工具。

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罪行，其量刑相近，其結果似乎是向社會傳遞了一種違反人權的危險信號：

價值錯亂：或可能暗示一個人的自由、尊嚴和身份，與野生動物的生存權，在法律面前相似——違背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這一文明社會的基本共識。

漠視痛苦：拐賣婦女兒童伴隨的是一生難以磨滅的身心創傷、家庭破碎、以及被奴役和被虐待的極端痛苦。這種痛苦是野生動物貿易無法比擬的。相似的刑罰裁量，無法體現法律對受害者所承受的巨大痛苦的承認和救濟。

“文明”的法律，應該在法理上和刑罰上，清晰、明確地將侵犯人格尊嚴的犯罪（如拐賣人口）與破壞財產、資源和環境的犯罪區分開來。

拐賣人口必然伴隨非法拘禁、人身傷害等犯罪行為，應當通過更嚴厲的刑罰，旗幟鮮明地宣告：人，永遠高于物；人的尊嚴，是法律不可逾越的價值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