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五講四美”感召的靈魂，一個命案逃犯從作案到自首的心路歷程

1982年3月11日4時左右，一個身材矮小的男青年走進了成都市公安局龍泉驛分局的大門，向值班民警要求面見分局局長。值班民警大感驚訝，心忖這人什么來頭？一進來就要見分局局長，于是一邊將他安排在接待室等候，一邊去向局長報告。

當龍泉驛分局局長親自趕到接待室時，那名男青年立即迎上前來急促地說：“我是個潛逃殺人犯，今天專程從河南回來投案自首，現在全國都在講文明禮貌（198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轉發了中央宣傳部《關于深入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報告》。《報告》中規定：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1982年3月就是第一個文明禮貌月），我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罪人，再也不能昧著天良隱藏下去了。”

這一席話讓現場的民警們集體倒抽一口涼氣，局長立即命令給那人上銬子，然后安排審訊室，接著，這人開始一五一十地講述出來一起連殺三人并藏尸滅跡的罪行——

老電影《405謀殺案》中的審訊室

此人名叫唐立，時年25歲，成都汽車廠職工子弟，1973年初中畢業后被安排到龍泉驛區平安公社團結六隊插隊落戶，和他一起分在團結六隊的還有三名同是成都汽車廠職工子弟的發小兒——汪某、吳某和韓某。由于父母都是成都汽車廠的職工，所以他們四個平時關系非常好，每天同去下地，一同收工，晚飯后一起喝酒劃拳直到熄燈才各自回屋睡覺。鄰居反映他們之間好得跟親兄弟似的，雖然也曾經因為各種瑣事發生爭吵，甚至打架打到頭破血流，但第二天都會和好如初，絕對沒有“隔夜仇”。

老照片：汽車廠工人

1976年10月31日，汪某、吳某、韓某和唐立全都不知去向，他們住的屋子都“鐵將軍把門”，前一天晚上還聽見他們四個還聚在一起猜拳喝酒，沒有任何異常。社員群眾們一開始對此都不當回事，因為他們都是成都市人，在成都有家，時不時的回家住幾天也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到了12月初，汪某的家長來團結六隊探望兒子，卻被告知汪某已經回家探親、至今未歸。汪某的家長驚愕不已，表示沒看到汪某回家啊，大家這才意識到四人已經失蹤一個多月了。

但到這個時候，大家依然沒有足夠重視，因為在查看四人的寢室時，人們在吳某的一臺收音機下面發現了一張上面記著一個海外地址的紙片以及一本手抄的“黃色書籍”。在汪某、韓某和唐立的寢室內也發現了類似的物品。結合當時一些知青離隊外出但卻不回家的情況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所以大家都認為他們四個結伴外流了，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尋找他們幾乎不可能。

一張知青合影的老照片

1977年3月，唐立從貴陽收容所被遣返回成都，由成都汽車廠保衛處的保衛干部找他談話，詢問汪某、吳某和韓某的下落，唐立回答：“我們打算游逛全國的大城市，如果有機會，就往國外跑，到了河南我就因為想家，和他們分開了。”

然而，唐立僅僅回家二十多天后就又悄悄離家出走，此后就再無音訊，而團結六隊的知青點因為不再有人居住，不久就鋪上了石板改為生產隊的豬圈。

唐立交代說：“1976年10月30日晚上9時左右，我和汪某、吳某、韓某圍坐一桌喝酒劃拳，半個小時后，二斤七兩的白酒和一大盆紅燒雞肉已經被我們吃得所剩無幾，但我們還覺得沒有盡興，于是我起身去廚房再搞兩個菜。我剛起身去廚房不久，就聽到汪某對其他兩人說醉話：‘唐立這小子，當面是人，背后是鬼，太不落教了（成都方言：主要形容人做事不守規矩、不靠譜或不服從安排）！’”

“我一聽就火大了，仗著酒興沖了出來，和汪某對罵，隨即和他扭打在一起，三拳兩腳之后，我順手撿起一塊磚頭朝汪某的頭上砸了一下，汪某慘叫一聲癱倒在地。接著我又抓起一把鋤頭亂舞，吳某和韓某見狀也各自掄起木棒自衛，我們就這樣邊打邊進了廚房，結果剛進廚房，兩個人就先后失足掉進了紅苕窖里。我一不做二不休，為免他們去告發我打汪某，不如一并做掉干凈，于是我就用鋤頭對著兩人的頭頂猛杵，兩人哼都沒哼一聲就都倒斃在紅苕窖里。”

“事后我喘了好一陣大氣后就動手藏匿尸體，我先把汪某的尸體拖進廚房丟進紅苕窖里，然后搜盡室內的磚頭和瓦塊全部丟進窖里，再用一塊兩百斤重的夯石堵住窖口，然后用土把窖口填平。然后我將我們四個的房內故意放了一些要出走的物證，然后把房門全部上了鎖后趁著天色還沒亮逃跑——”

唐立從團結六隊逃跑后直奔成都北站，扒乘一趟貨物列車逃離四川，先后流竄在陜西、甘肅、河南、湖北、湖南和貴州六省的大中城市，依靠乞討度日，實在堅持不住就謊報姓名和籍貫去收容所混幾頓飽飯后在被遣返的途中伺機逃跑，就在這樣的循環往復的乞討——收容——遣返——逃跑，再乞討——再收容——再遣返——再逃跑中度過了兩年，然后化名云小強在1979年落戶在蘭考縣（就是焦裕祿同志為之付出一生的地方）的一個專門安置無家可歸人員的林場做伐木工，就這樣又渡過了三年的時光。

老照片：伐木工

1982年2月28日晚，唐立在廣播中聽到了“全民文明禮貌月”的講話廣播，這五年以來他一直經受著良心的譴責，三個從小玩到大的好友慘死的死狀始終縈繞在唐立的腦海中，使得他夜夜都在做噩夢，夜夜都夢見他們來找自己，“全民文明禮貌月”的講話喚醒了他心中的良知，使他下定決心回成都自首。

3月6日，唐立領到了林場的工資，在吃午飯時他在食堂變賣了手腕上的“鐘山”牌手表，下午離開了林場，在蘭考縣成里洗了個澡、理了個發后前往蘭考站買了前往成都的火車票——

“鐘山”牌手表

3月11日8時，龍泉驛分局的干警們押著唐立前往團結六隊，在唐立的指認下，社員們清空了豬圈，然后民警們撬開了石板，然后刨開了原來的那個紅苕窖，赫然出現了三具已經完全骨化的尸骨。經辨認三具尸骨手腕上的手表、以及尸骨上的傷痕部位和形狀，基本和唐立所交代的情況相吻合，就此可以基本確定這三具尸骨就是失蹤五年多的知青汪某、吳某和韓某。

在接下來的審訊中，唐立和負責審訊他的預審員有了如下的對話：

問：“你為什么僅因為幾句口角就連殺三條人命？”

答：“那個時候，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我不把他整倒，就會被他整倒。我打過多次架，每次都是往死里打，如果不是被人勸開，早就出人命案了。”

問：“汪某已經被你打癱在地，吳某和韓某又掉進了紅苕窖里，都已經失去了反抗能力，你為什么還不住手？”

答：“那時候火氣就是那么大，我當時還沒消氣呢，怎么可能停得下手呢？”

問：“你平時不是和他們關系很好嗎？為什么這么下死手？”

答：“平時關系好歸好，但是氣頭一旦上來了，就什么都顧不上了，其實他們火大起來同樣跟我一樣不管不顧，我們每次發生沖突就動手，要不是每次都能被人勸開，否則早就出人命了。”

問：“你是怎樣在外逃六年后下決心投案自首的？”

答：“殺了他們三個后，我覺得反正只有一條命，一命抵三命我也合算！活著干 死了算！逃得一天算一天。我隨后從南到北從東向西流竄了好幾個省，三個多月后在貴陽被收容審查，假報姓名和籍貫都被揭穿了，想跑又跑不掉，認為這下完蛋了。哪想到我被送回成都后，才知道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們三個是死是活，于是我就瞎編了一套謊話蒙混了過去。但我心里清楚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所以不久后就又外逃了。”

問：“你最后是怎么到的蘭考的？”

答：“開頭兩年社會上很亂，流浪的人很多，什么人都有，所以我容易混下去。但后來社會秩序原來越好，越來越混不下去了，所以我就想找一個落腳的地方。直到1979年初我被蘭考縣林場收容安置后，心想從此可以長期隱姓埋名了。”

問：“你既然已經改名換姓安置下來了，為什么還要回來？”

答：“在林場三年，我親眼看到周圍老鄉生活的變化。過去這里不少人家推著小車外出逃荒，而近兩年來家家都有余糧，到處都在蓋新房，和我當知青時的農村景象完全兩樣。我如果不犯罪，也會是這個社會的主人，如果那三個人不被我打死，也能為今天的社會出力。此后我一直做噩夢，夢見他們血淋淋的樣子，特別是韓某和我最要好，卻慘死在我的手下。這些念頭成天折磨著我，讓我整夜整夜睡不著，我這個時候才感覺到后悔，覺得自己是個自絕于社會自絕于人民的渣滓。”

問：“你是什么時候有自首的念頭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從千里外晝夜兼程趕回來投案的？”

答：“林場距離焦裕祿墓園不遠，我經常去那里轉悠，我從小就聽焦裕祿的故事，覺得我應該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此后我看了一些關于土壤方面的書籍，想利用黃河水改造鹽堿地，但我文化不高，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別是我身上還背著三條人命，書根本看不進去。我盼望早日結束幽靈般的生活，就有了自首的念頭。”

焦裕祿

“林場附近有一家老兩口，他們只有一個閨女，看上我了，托人給我說親要招我上門。我婉拒了，我這個逃犯，要是當了上門女婿，就毀了這個姑娘，我不能再干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了。今年春節，我看到當地社員都在過團圓年，就想起了被我打死的那三個的父母，他們也一定在盼著他們的兒子歸來團聚，良心更加受到譴責，這才最后下決心自首坦白交代。”

問：“你為什么要選在文明禮貌月里投案？”

答：“在廣播里我聽了講話，知道全國現在都在講文明講衛生講禮貌，中央領導帶頭，人人動手清除垃圾，我覺得我這個社會渣滓也該到了清除的時候了，所以決定在文明禮貌月里，所以我在3月6日領了工資，賣掉了手表，買了當天回成都的車票，連夜趕回自首。”

老照片：五講四美

問：“你現在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說的？”

答：“1979年春天我在開封看到峨眉廠的《神圣的使命》電影廣告，不由得就想到了家鄉，我不是個喜歡看電影的人，但那個時候不由自主的買票看了這部電影，里面的那個老公安王公伯的崇高形象讓我對公安民警、對國法有了敬畏之心。我知道我自己的罪惡太大，不可饒恕，你們代表國家權力按照法律懲辦我，槍斃也是罪有應得。我只有一個請求，就是用我的慘痛教訓作為反面教材去教育、去挽救那些還在邪路上的彷徨之人。”

《神圣的使命》宣傳畫

《神圣的使命》中高博飾演的老公安王公伯

1982年6月5日，唐立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并押赴刑場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