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懼聲名狼藉》｜她不是革命斗士，也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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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懼聲名狼藉》

埃德娜·奧布萊恩 著

李思璟 譯

《我無懼聲名狼藉》這個譯名，從內(nèi)容的角度來說，取得并不好，甚至還帶有誤導性，或許是為了放入一系列具有反抗和情緒色彩的女性主義標簽書系，由此把“勇敢斗爭”的敘事強加給了埃德娜·奧布萊恩（Edna O'Brien），其實這并不屬于她。

不過，如果真的直接用“《鄉(xiāng)村女孩》回憶錄”這種模式，就有點像白人飯。

我感覺在中國當下的市場，不一定大家都不愿意去看，但出版人可能不敢冒這個險。畢竟這是一個上世紀的老愛爾蘭作家回憶自己成名之路，或者追求文學夢想的故事，還沒有那么多勁爆的名人八卦（至少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多），似乎不是當下讀者的“剛需”，也好像無法切中所謂的那些浮于表面的“痛點”，尤其是對于那些渴望得到啟示、引領(lǐng)的“讀者”來說。

這其實是出版業(yè)對市場的一種假想。

這一點我再補充些題外話。網(wǎng)絡(luò)上極端化的表達往往會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引起爭議。而樂意在網(wǎng)絡(luò)上表達的個體，也往往會因為這樣的模式而獲得更多的流量和關(guān)注傾斜（或許也可以算作是所謂的正反饋），而進一步讓表達變得更極端。

出版機構(gòu)在思考讀者時往往會希望切身關(guān)注讀者的需求，而采集或者感知到的信息可能就是文本要有更為強烈的自我表達和情緒引導，這就進一步使得文化市場的供給也變得極端化，語言腐化就會像餐飲環(huán)境的重油重鹽重糖，比拼更能提鮮的調(diào)味料一樣，變得聒噪且喧囂。

結(jié)果就是，大批嚴肅讀者的逃離。

這可能是大家都有目共睹但無法阻止，反而只能添柴加火的趨勢，應(yīng)了陳奕迅的《浮夸》，折射出當下內(nèi)容供給側(cè)對讀者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而順應(yīng)潮流那么做，誠然會加劇這種不信任感。嚴肅的讀者會感覺到這種表面的表達，與作品本身想要表達的東西，或者與真正能夠走進人心的文字之間產(chǎn)生了錯位。

而那些希望在這類文本中找到戰(zhàn)斗口號或者革命敘事框架的讀者，同樣也會大失所望。

因為在這本書里，奧布萊恩誠然表達出了對分裂“斗爭”的厭惡。比如在一開始老情人要求她簽署與家人決裂的文本時，她十分猶豫，甚至希望不簽。

你死我活的斗爭，被辱罵，被指責是旁人試圖理解她的重要標簽，是她的處境，但是并非她渴望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表達。

由此，把她塑造成一個斗士，是對奧布萊恩最大的誤解。

相比于“文學斗士”和“文學惡女”，她更像是充滿文學理想的愛爾蘭版的嘉莉妹妹。

她在鄉(xiāng)郊出生，可她這里的鄉(xiāng)村這并非我們?nèi)A語讀者所理解的那種凄苦的山村，愛爾蘭是重畜牧業(yè)的國家，她家有平原田地、還有仆人，某種意義上算是半個貴族。在回憶錄中她最后還做了DNA檢測，雖說帶有些玩笑性質(zhì)，但確實她對自己的貴族身世多少有些自豪。至少從社會地位來看，她并不認為自己是低賤的，這讓她在面對經(jīng)濟窘迫時感到更加難堪，而貧窮才是她真正的處境，在回憶錄中，她甚至被指派去問門房借錢。

也正是這樣地位與財富的不對等，精神追求和現(xiàn)實的錯位，再加上她父親酗酒且揮霍，促使她去追求更宏大、更具使命感的夢想，這是她走上文學之路的原因。

顯然這本身就是一條追逐或者說恢復(fù)聲名之路，何來無懼聲名狼藉一說呢。當然，這也僅代表我的觀點。

真正讀過奧布萊恩這部作品的人，從她的講述、表達以及經(jīng)歷中，確實會發(fā)現(xiàn)原標題“Country Girl”與文本非常契合，因為這就是她自身經(jīng)歷的闡述。

只是如果單純翻譯成《鄉(xiāng)村女孩》，或許會被誤解成一個類似《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這類作品講述的勵志故事。

書中，她在不同的時間節(jié)點、不同的處境下，表達了自己的感受。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她離開了鄉(xiāng)村，但身上依舊帶著自然鄉(xiāng)村氣息的烙印，而且在她的語境下，鄉(xiāng)村并不老土，反而能承載更多神秘感和更豐富的自然氣息。

也就是說，縱使她最后出入文學沙龍，甚至受希拉里邀請前往白宮，但她的根源來自愛爾蘭的自然鄉(xiāng)村，如果還是無法在頭腦中建立聯(lián)系，可以把她曾經(jīng)的處境比作破落缺錢的低配版唐頓莊園。

由此，無論她住在英國，還是后來去其他國家，她都帶著愛爾蘭的語境和框架，這是她出走的故鄉(xiāng)，同樣也是她精神的原點。

更進一步說，奧布萊恩對于極端主義實際上是厭惡的。無論是在面對他人的攻擊和指責時——她本人就是親歷者，由此她不能說不恐懼，更是表現(xiàn)出了憂心忡忡的一面，尤其是在愛爾蘭經(jīng)歷過宗教和政治的極端沖突后，這種回歸和平與對話的意識在回憶錄中從若隱若現(xiàn)轉(zhuǎn)而變得愈發(fā)濃郁。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她不是一個崇尚革命的人，她不是那種一往無前，想要推翻一座座大山的人，她是那個亦步亦趨地向前，又不斷回望的“鄉(xiāng)村女孩”。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1936年出生的她和當下的讀者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代，諸如波伏瓦等人所激烈表達的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還十分遙遠，甚至就算風靡一時，也不一定會得到她的支持。

她的精神氣質(zhì)更像是我們曾經(jīng)共讀過的布爾加科夫，在動蕩和分裂的斡旋之中回望和想象著曾經(jīng)端莊且雅致的鄉(xiāng)村生活，但卻被不同媒體和表達援引、曲解，實際上她從未進入過之后日漸紛亂、充斥著兩性對立表達的時代，至少在精神層面并非如此。

書中也能看出來，她是一個對愛情充滿理想的人。在婚姻不斷受挫后，她對與男性的溝通充滿期待，但又不可避免地感到絕望。

不過她的睿智體現(xiàn)在她的思考之中。在文中，她提到，所有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都是因為兩性之間的隔閡所構(gòu)建的。這或許源自她對生活和兩性情感的理解，也側(cè)面展現(xiàn)出了她對這種隔閡、分裂的關(guān)注，但又希望能夠產(chǎn)生對話，尋求鏈接。

甚至在晚年，她依然渴望、向往自然生活，這并非她渴望回歸，因為她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曾經(jīng)追逐的宏大文學幻夢的底色，本就是她所渴求的充滿尊嚴和榮光的自然生活。

她一生的努力，不是為了與過去決裂，而是渴望在擺脫窘迫之后，回到自己的精神原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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