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佚信揭秘：抗戰結束后國共在蘇北的斗爭及其復雜性

在上海檔案館中國福利會英文歷史檔案中，筆者發現了周恩來寫給時任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處處長的格蘭·埃杰頓少將的一封英文信，寫于1946年9月9日，寫于南京。這封信既未收錄在《周恩來書信選集》中，也未在《周恩來年譜》及相關傳記中記載，應為周恩來的一封佚書。這封信對于增進對抗戰結束后蘇北國共兩黨斗爭和復雜性的認識，具有相當的價值。現將這封信出版，對其內容進行研究和解讀。

1、周恩來為什么寫這封信？

該信原文如下：

尊敬的埃格頓將軍：

剛接到蘇皖邊區政府的加急電報，說黃河、淮河、懿河、沭河水位連日猛漲。8月24日，高郵、清江兩地碼頭水位分別為5.5米、8.7米。第二天，兩地水位更加高漲，達5.7米、9.07米，超過了1931年大水時的水位。寶應至高郵一帶運河堤防多處決口，民危。在各級干部的堅強領導和親自參與下，軍民同心協力，晝夜護堤，搶堵決口。 故請將上述情況通報政府有關部門，責成江北運河工程局開放長江沿岸水壩，分流上述四條河流的水入江，防止蘇北人民遭受水災。

1946年8月31日，一封內容相同的中文信函寄給了蔣廷黻博士。

周恩來

清末的清江浦，展現當時的運河風光

信中表明，由于黃河、淮河、懿河、沭河水位突然上漲，蘇皖邊界地區水患危機日趨嚴重，特別是蘇北運河段水位過高，可能造成運河堤壩大面積潰壩，極大威脅運河沿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與此同時，在中共和邊區政府的堅強領導下，當地軍民正緊鑼密鼓地開展救災工作。周恩來希望埃格頓將軍將上述情況轉達國民黨政府當局，督促其命令江北運河工程局開閘泄洪，分流洪水入江，以減輕蘇北災情。同樣內容也寫給了時任行政院善后救濟署（簡稱“行政院”）署長的蔣廷黻。

事實上，在此之前，周恩來為了同樣的目的已經多次作出類似的努力。

1946年夏后，隨著汛期的到來，蘇北大運河水位上漲。7月10日，周恩來接到蘇安邊區臨時參議院議長田豐等人的電報，告知“（運河）河堤水位日益上漲，桂江沿岸堤壩至今未開，河水必然排不盡，水患危機愈加嚴重”。7月16日，周恩來向國民黨行政院發出備忘錄，要求開通沿江堤壩。 后來，他又收到蘇安邊區政府的加急電報，周恩來于8月28日將電報轉交給國民黨行政院長宋子文。8月31日，周恩來再次寫信給宋子文，敦促他有所作為，并轉交給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陳誠和教育部長蔣夢麟等，希望引起各方重視。同日，蘇皖邊區政府主席團又因蘇北水情極為危急，給周恩來發加急電，要他就三個問題繼續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1）立即打開渠壩，放干渠水；（2）停止轟炸渠壩；（3）停止用飛機射擊筑堤工人。 9月2日，周恩來第三次寫信給宋子文，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破壞行為，再次要求立即開壩。等到周恩來寫信給艾杰頓將軍時，已過去一周，國民黨當局仍然置若罔聞，拒絕開壩。

可見，1946年夏秋蘇北汛期到來之時，國共兩黨圍繞運河發生了激烈的對峙，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值得進一步探究。需要追問的是，蘇北運河對于中共領導下的蘇安邊區究竟有何重要價值？國民黨當局為何堅持不啟用所謂的桂江大壩？蘇安邊區政府又是如何應對這一不利局面的？

二、蘇皖邊區政府對運河的經營

抗日戰爭結束后，根據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部署，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華中支部、新四軍華中軍區在淮安成立。11月1日，在清江城成立蘇安邊區政府，華中東部四大解放區（蘇中、蘇北、淮南、淮北）連為一體。其管轄范圍南至長江，北至隴海鐵路，東至黃海，西至渦河、裕溪口一帶。全邊區轄蘇、皖、豫三省53個舊縣城，分為8個行政區，與華中支部轄下的8個地委相一致。各行政區專員公署直屬邊區政府領導。

蘇皖邊區政府舊址

邊區政府成立后，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開展大規模生產運動，以恢復戰爭時期的消耗，消除饑荒的威脅。生產運動的成功與水利工程的建設密切相關，特別是溝通邊區南北的蘇北運河。八年抗戰期間，運河遭受了嚴重的水患，同時堤防年久失修，水閘嚴重損壞，大量航運船只丟失，嚴重影響了邊區人民的生產生活。

邊區政府成立后，負責水利建設的領導部門建設部隨即成立了水利局和測量隊。1946年1月，測量隊到運河各段進行勘察，以取得必要的資料，編制預算和施工計劃，為以后的施工奠定基礎。同年2月，水利局工程（工）科科長錢正英（注：浙江嘉興人，1939年入上海大同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起長期從事水利工作，曾任水利電力部部長、水利部部長）在邊區政府主辦的《民主建設》創刊號上發表了《江北運河初步勘察》。 文章認為，中渠不僅是泗、夷、淮等水的泄洪樞紐，而且在航運上能提供六百多里廉價的貨物運輸，并直接控制鹽河航運，同時，運河東岸十余萬里農田的灌溉也依賴于它。至于它的負面水患影響，中渠決堤，邳、泗、宿等縣將被淹沒；里渠決堤，里下河十縣六萬兩千里農田將被淹沒。因此，修好運河工程，建立水政，盡量減少災害，是淮北、淮海、鹽步、蘇中四分區生產建設成功的關鍵，是這些地區，特別是鹽步、蘇中地區人民的一致呼聲和愿望。 本文較全面地反映了蘇北運河對于邊疆開發的重要意義。

1931年，洪水沖垮堤壩，涌入高郵城。

從文章中不難看出，治理運河對于蘇北防洪有著特殊的意義。蘇北是典型的“水利社會”，歷史上黃河數次改道，淮河入海口淤塞，淮河水全部注入洪澤湖，再從寶應、高郵、邵伯等湖泊引水入運河，轉入長江。但湖水高出運河，運河河床本身也因淤泥堆積而被抬高，因此高于平地，所以只能依靠運河的東西兩岸。同時，流量最大的一條沭河支流也流入中運河，沭河與沭河經常形成交叉入侵的局面。 1938年，河南鄭縣黃河因故決口后，黃河終于從中牟流入淮河，淮河與黃河匯流，流入洪澤湖。湖水因黃河淤積而大部分淤塞，容量大為減少，致使運河水量大增。由此可見，運河早已不堪重負。改善蘇北，必須先興修水利，而水利建設的重心就是導淮河。但在當時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淮河水系，加固漕運堤防，確保汛期安全，就顯得極為重要。

1938-1947 年黃河洪水泛濫地區

應及時修復運河的另一個原因，錢正英在文章中沒有提到，是為了幫助民眾渡過饑荒。1945年入春以來，蘇皖邊區連遭旱災，7月又遭遇水災，7、8月又遭遇蝗災，受災者占全區人口的三分之二。1946年又發生春災。為此，邊區政府從組織災民生產和社會救濟兩個方面入手。社會救濟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以工代賑，而大規模的修渠工程無疑是推進以工代賑的重要平臺。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邊區政府下定決心盡快啟動運河春修工程。2月中旬，水利局召開境內運河洪區修工會議，整頓恢復舊河工組織，規定在職職工全員參加運河春修工程。邊區政府還下達水利建設令，頒布《蘇皖邊區水利建設暫行辦法》，使運河春修工程合法化。建設部將運河分為三段管理，南段自平橋至邵伯，長99公里，屬第二行政區；中段自平橋至淮陰雙金門（沿河口）長64公里，屬第五行政區。 雙金門至郫縣北段全長135公里，分屬第六、第七行政區，三段工程于3月至4月間先后開工，領導有方、任務明確、干群協作、攻堅克難、講求效益。

1946年3月23日，蘇皖邊區政府發出命令，頒發《蘇皖邊區水利營建暫行辦法》。

在施工過程中，政府有效的動員、組織工作隨處可見。如高郵縣界首區制定了修渠辦法：（1）各組配備或培訓一名積極分子帶頭；（2）每天晚上，工人組召開會議，進行批評表揚；（3）發起競賽，對成績好的進行獎勵；（4）上班前進行半小時教育。中段工程開工后，各級政府提出“要想收成好，先修好渠”等口號，讓群眾明白修渠是為自己。工人們說：“以前我們干活，糧食都是村長和村長收的，土方量準確不準確，我們都不知道。現在土方量是隊長一起算，糧食自己收，完全由群眾自己做主。” 北段工程開工時，干部們把自己的工資全部折成糧食，給勞工們及時供給，同時反復耐心地說服教育勞工們，使他們真正認識到“政府修渠，防洪為民”，自覺制定工作規程，嚴格遵守。

1946年蘇皖邊區政府北段運河春修工程處委任方廷昆為宿遷縣督辦處工程師兼工程科科長

渠泉修工程速度之快令人稱奇，至6月8日已全部完工。共動員群眾近4萬人，耗費法幣8億，共修復斷堤247處，修筑掃土護岸工程21處，修復堤壩7座，拆修中段，共用土482865立方米。由于以上工程的完成，使抗戰時期被敵人和國民黨軍隊破壞、打碎的渠堤一下子變了樣，恢復到抗戰前的防水強度。由于實行以工代賑政策，沿江13個縣15萬災民（包括勞工家屬）得以渡過饑荒。

此外，運河水運事業也初步恢復。1946年4月，永豐運輸公司在邊區政府所在地清江市成立，有拖船4艘、駁船11艘及一些汽車、馬車，船舶每天往返于清江和高郵之間。不久，因戰亂而停航的鎮江各輪船公司在清江的代辦處也相繼恢復營業，但航班不定期，時斷時續。7月，清江市還首次召開各輪船公司代表會議，商討恢復正常交通秩序、溝通物資交流、搞活城鄉經濟等事宜，并宣布成立航運業協會。

三、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及其對蘇北運河的態度

蘇皖邊區的存在和發展，對國民黨政府來說猶如芒刺在背。

因為在政治上，蘇北與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南京、上海僅一河之隔。中共還努力把蘇皖邊區建設成“民主政治的模范區”，這無疑將大大增加國民政府的政治壓力。從軍事上看，蔣介石的軍事戰略最重視山東戰場，但要解決山東，必須先拿下蘇北。在國民黨眼里，蘇皖邊區尤其是蘇北，就像是“路障”，必須盡快占領。因此，在全面內戰開始之初，“蘇北實際上就成了國共兩黨爭奪的最重要戰場”。 另外從經濟方面看，蘇皖邊區在中共領導下社會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恢復，綜合實力穩步增強，這種情況自然是國民黨政府不愿看到的。

對于國民黨來說，內戰拖得太久，就意味著中共解放區的力量更加強大，所以打早了總比打晚了要好。所以國民黨選擇在1946年初夏對蘇皖邊區發動全面進攻，這確實會打亂邊區的生產計劃，抑制邊區的發展勢頭。

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定公布后，國民黨軍在“奪取戰略要地”的密令下，相繼占領了六合、荊江、泰興、海門等城市，從未停止軍事進攻。5月以后，何應欽、白崇禧、湯恩伯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往返于徐州、南京、揚州、南通等地，調遣兵力，積極部署全面進攻。6月中旬，華中地區形勢異常緊張，國民黨以27個師的大軍包圍、侵入蘇皖邊區。7月中旬，國民黨軍對蘇皖邊區的進攻已由沿長江南線擴展到西線（津浦路）、北線（隴海路），激戰正酣。

此時，蘇北已進入汛期，運河沿線軍民按照慣例，正在組織密集的夏防工程。國民黨在軍事優先的戰略指導下，竭力混淆視聽、消耗邊區“元氣”，對事關蘇北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水利工程進行各種破壞。早在運河春修期，國民黨軍隊就對邵伯以南的民工開槍，用飛機掃射在寶應工作的民工。從7月起，各地運河堤防上連續轟炸掃射。此后，邵伯地區的國民黨軍隊不斷干擾夏防工作的正常進行。與此同時，國民黨宣傳機關顛倒黑白，散布謠言。 他們一方面在報紙上否認邊界水利建設的成就，另一方面又派飛機到高郵散發傳單，聲稱“共軍破壞了渠堤，沿江地區被水淹沒”。

面對蘇北運河水位持續上漲，對運輸大堤安全構成威脅，邊區政府和周恩來多次請求打開桂江堤壩緊急放干運河水，但國民黨當局均不予理睬。

淮河水系歷來有兩條出路，一是五歸海壩，一是十歸江壩（注：五歸海壩為高郵的南關、新壩、中壩、車路，江都的趙關壩。十歸江壩為蘭江壩、楚山壩、金灣壩、東灣壩、西灣壩、鳳凰壩、新河壩、碧湖壩、老壩、沙河壩）。總的原則是“三分入海，七分入江”。五歸海壩不易開啟，因為會造成興化、寶應等地里下河地區發生洪災。每年汛期過后，桂江上修建柴壩，蓄水灌溉，方便航運。汛期時則拆除壩體泄洪。 桂江壩開啟、關閉，自清代已有先例（注：桂江壩的開啟、關閉標準，以里運河水位為準）。1833年（道光十三年），清政府規定以昭關壩水位為標準。里運河水位漲至5.27米時，開啟東灣壩、新河壩；漲至5.59米時，開啟鳳凰壩、金灣壩；漲至5.9米時，開啟蘭江壩；漲至6.22米時，開啟壁虎壩。所有壩均開啟后，若里運河水位仍上漲，則開啟灣頭老壩、土山壩（即楚山壩）；沙河壩水位尚無明確規定。當昭關壩水位降至 4.32米，依次封堵、關閉壩體）。

南關壩遺址

桂江十壩位置示意圖（其實桂江十壩只是一個統稱）

但早在6月初，揚州國民黨當局就已違章堵塞了阻止運河洪水入江的堤壩，導致高郵、寶應、興化等縣發生洪災。到8月，運河水位不斷上漲。以清江為例：14日水位8.1米，17日8.53米，18日8.86米，而且很可能繼續上漲。只要打開揚州國民黨當局控制的、屬于桂江十壩之一的蘭江、楚山兩壩，運河便可免遭洪災。但盡管邊政府一再要求他們打開這兩壩，但它們依然被堵塞。 同時，東海國民黨當局還堵塞了淮海地區的薔薇河，使沭水河無法入海，使運河負擔進一步加重，致使淮海北部洼地、洪澤湖沿岸發生水災。國民黨當局此舉無非是想“以水代兵”，協助其軍事進攻。

國民黨軍在全面進攻中，力圖盡快打通運河。在兩淮保衛戰中，運河是國共兩黨反復爭奪之地。9月15日下午，進犯兩淮的國民黨第74師第58旅在碼頭（淮陰西18里）與楊莊（淮陰西26里）之間。該師第51旅配合淮陰西南30里的張陳吉姚家渡一線，在飛機、炮火的掩護下強行渡運河。16日，飛機轟炸了河西堡鄉，炸到了清江城西約8里的大堤，附近許多村莊被淹。 國民黨軍19日占領淮陰后，21日晨沿運河東岸南下，中共部隊在板閘阻擊，并于當晚主動撤離淮安城。兩淮失守，對政治、經濟均產生很大影響，也使蘇北中共部隊的活動范圍被擠到運河以東的狹長地帶。10月8日，國民黨整編第25師攻占高郵，會同鄰近友軍，于6日攻占寶應，打通了運河防線。

四、中共的回應

1946年夏秋兩季，蘇皖邊區軍事斗爭與防洪斗爭同時展開。對于中共來說，軍事斗爭關乎邊區生死存亡，防洪斗爭關乎民心，不能只顧其一，不顧其二。因此，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中共和邊區政府時刻關注著堤防和沿堤人民的安全，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

第一，在同國民黨的輿論斗爭中爭取主動。中共中央歷來關注蘇北的防洪斗爭，通過報紙和廣播，一方面揭露國民黨企圖策動、人為擴大洪水以協助其軍事進攻，另一方面及時報道蘇皖邊界地區政府和人民同心協力抗災的消息，使外界不至于輕易被國民黨的宣傳機器牽著鼻子走。7月至9月間，參加國共南京談判的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就此事多次與國民黨交涉，并通報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國民黨出于一己私利，不愿作出實質性表態，更不愿作出實質性的改進，但這在道義上終究是站不住腳的。 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周恩來9月9日給“聯合國大會”艾杰頓將軍的信，恐怕起不到什么實際作用，但至少可以讓“聯合國大會”知曉，引起對方的同情和理解。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在國外輿論中的上述舉動，是對蘇北人民斗爭的有力支持。

其次，全力保衛運輸堤防，重點保衛運河南段，盡量減少邊境地區人民生命財產損失。7月底，邊境地區政府下發了《關于沿河一、二、五、六、七特區政府夏季防洪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沿河各級政府要明確認識運輸堤防夏季防洪工程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各街道要組織運河夏季防洪委員會，多地設立水位站，及時掌握水情，嚴防特務破壞運河。運河沿線各區、鄉要安排民兵站崗，號召當地各級技術人員、老河工積極參與守堤護田工作。 邊境地區政府還以中國中部的貨幣（超過1.2億元人民幣）分配了1.2億元人民幣，以準備在運河的南部和中部進行預防洪水預防項目，以保護數百萬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因為在日志上，山水又恢復了河流，而河流則繼續運轉。大運河的一部分已上升至4.7米，比應設定的防御水平高3.33厘米，由于這個原因，由于大雨而有進一步上升的風險，因此，江蘇 - 安納烏（Anhui）的建筑部門的建設部門開始了沿著大運河工程專業范圍的南部部門的辯護。 同時，堤防的各個級別的黨委員會和政府親自捍衛了13個工程防御棚，并在從jieshou到Shaobo的部分中感到棚屋，并與三名具有豐富的運河工程的人員與Jiang（du）Gao（You）Gaoe day and the Bro派對， Ang陸軍在8月23日在Shaobo駐扎的新第四軍，Kuomintang通過陸地和水從揚州的童話中重組了第25師，并在與新的四部隊的戰斗中相互攻擊。 周恩在給埃格頓將軍的信中提到，蓋尤碼頭的水位在8月24日和5.7米處為8月25日。急于阻止違規行為：“在此期間，對防洪斗爭的真實描繪。到10月6日，當路堤保護工作完成并撤回辯方時，該項目總共完成了255個部分，耗資1,480萬元（當時為35個Yuan）。 The main projects included the heightening of the second dam of Nangui River in Gaoyou, the heightening of the west embankment of 40 miles in Baoying, Beizha and Yaokou, the rush construction of 1,200 feet of stonework in the west embankment of Gaoyo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tion blown up by the Kuomintang army south of Shaobo. When the flood prevention measures were lifted, the flood prevention committee also paid the flood prevention workers two months' salary of October and November and ordered them to continue protecting the dike.

1946年新的第四軍徽章

最后，武裝部隊被動員起來，捍衛了蘇貝運河的新外觀，是邊境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這并不容易。一年，Kuomintang重組了第74師，并在20日之前占領了Shuyang。 當時，Huaiyin的Huang Yu游擊隊，Huai'an的Baotian團隊和江杜的Wan Guolin Guerrillas在運河的兩邊都活躍起來，因為從10月到11月，曾經的Militias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 and casuy''例如。

結論

通過對周的新發現的信件的深入解釋，我們可以理解，北江蘇地區是一個典型的“水保護社會”，可以更好地解決“水”問題。戰爭并采取了各種措施來促進邊境地區的社會經濟，這對庫恩甘派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毫不猶豫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質資源來修復北江蘇運河，這在戰爭中嚴重損害了戰爭，并在其上卻越來越多。在戰時，它可以防止邊界區域分為東和西的兩半。 Kuomintang一定知道這一點，因此在春季維修和夏季防御項目中反復摧毀了運河，并且在洪水季節里違反了歷史慣例，并且從未開放運河返回的大壩，同時，它盡了最大的努力來爭取CPC的斗爭。在宏觀層面上，PC肯定會有一場全面的內戰爆發的歷史因素，如果我們從微觀的角度檢查它，它也有強烈的地緣政治色彩。

KMT在1946年的全面進攻是侵略性的，并且在埃格頓（Egerton）寫信給埃格頓（Egerton）后不久，KMT軍隊占領了“兩個人”，這使CPC軍隊持續了一年。 ，當時北部江蘇的主要力量在北部，CPC始終堅持武裝斗爭，而游擊隊和民兵都活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