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傳》第五章——輔仁大學校長 風雨二十七年

合著/張榮芳 曾慶瑛

編者按：在中山大學原副校長張榮芳教授編寫的三本不同類型陳垣傳記中，中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陳垣的每章篇幅適中，詳略得當，適合網絡連載。陳垣孫媳曾慶瑛教授分工寫第一章、第十章、陳垣簡介和陳垣已出版的主要論著目錄，進一步增強了本書的權威性。紀錄片《陳垣》梅明導演為網絡版配視頻和圖片，形象立體地展現陳垣校長的風采。三人合力，以紀念陳垣先生誕辰145周年，弘揚勵耘精神，賡續中華文脈。

一、輔仁社與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的前身是輔仁社。輔仁大學是羅馬教廷天主教會在1925年創辦的。

1912年，天主教知名人士馬良（字相伯）、英華（字斂之）二人聯名上書羅馬教廷，請求在中國創辦大學。當時該請求未能實現。

英華

1913年，英華因見教會青年子弟多不注意學習中國文化，當時他在香山休養，于是在香山靜宜園辦起輔仁社，主要培養各省教會中的青年子弟。社中傳授文化知識，課程主要是學習“國學”，講授中文、歷史、書法（即習字）等課程，收有學員幾十人。社中備有各種古今書籍和名人法帖，以供諸生探討之用。 輔仁社學生須定期撰文，稱為“社課”。

1913年，陳垣從廣州來到北京后，常到輔仁社中與社長英華一起探討文史。陳垣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里可溫考》就是輔仁二社的課題。

1917年，直隸（今河北省）水災，熊希齡在北京設慈幼局，救濟受災兒童，請英華任局長。次年，英華離開香山，香山輔仁社因之停辦。這是第一次成立的香山輔仁社。“輔仁”一詞乃取《論語 ·顏淵》“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

1919年以后，羅馬教廷重提前議，曾多次派人來中國，了解中國教育情況，并曾與英華多次會面，商談在中國辦學之事。經磋商，羅馬教廷認為在中國興學，以委派美國本篤會辦理為宜。因該會籌措辦學經費比較容易。

1923年8月7日，全美本篤會開大會決議，將創辦大學的事，委派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圣文森院院長司泰來。

1925年，司泰來派本篤會教士奧圖爾（Otoole, 美國人）當未來大學校長。奧圖爾1月來到中國，與英華在北京會面，商討著手籌辦大學的各項事宜。8月，籌備工作已漸就緒。在大學班招生之前，決定先成立國學專修科，招收大學預科學生一班，兩年畢業，作為升入大學的預科，學校取名為輔仁社，仍沿襲英華在香山所辦的輔仁社之名。

這個輔仁社是輔仁大學的前身，正式委派英華作社長。10月10日開學，預科的學生是按教會系統從各地送來北京學習的，共23人。預科班講授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數學等課。

1926年1月，英華逝世，臨終以大學校務托付陳垣。陳垣受托后，繼續籌辦建立大學事務。

輔仁大學從1925年設立輔仁社開始，到1952年高等院系調整與北京師范大學合并，前后經歷了27年，陳垣始終擔任副校長、校長之職，他是輔仁大學歷史的見證人。

輔仁大學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可以分成幾個階段：初創期（1927年—1928年）；逐漸完備期（1929年—1933年7月）；繼續充實期 （1933年8月 — 1937年7月）；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 — 1945年8月）; 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1945年8月—1952年）。

輔仁大學初創期。按當時教育部公布的《私立學校條例》第三條規定，私立學校應組織董事會，設置正、副校長。學校乃以奧圖爾為正校長，陳垣為副校長。更名為“公教大學輔仁社”（公教即天主教）。設立大學文科，分為史學、 國文、英語三系，并準備附設二年制和三年制的預科。

1927年6月舉行第一次董事會。會上報告了本校成立經過、籌款情況、決算和預算。提出組織機構，設總務長、教務長、訓育部、會計部、秘書等職，并建立財政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學務委員會，分理各項事務。會議決定改名為輔仁大學，全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會上推選陳垣為校長，奧圖爾為校務長。會后呈報教育部立案。

不久， 教育部派員視察，批準試辦。學制分本科、預科二部。本科修業年限為四年；分四系：國文系、史學系（附考古學）、英文系、哲學系。

1928年陳垣先生

1928年開始，創辦了學術性學報《輔仁學志》，編輯凡例說：“本志主旨在研究中國學術，凡關于歷史、 語言、文字、宗教、哲學、美術、金石等著作或譯文，均所歡迎。”同年學校影印出版了陳垣校長勵耘書屋鈔本《名理探》等書數種。經過幾年的籌備，輔仁大學已建立起來，并略具規模了。

輔仁大學逐漸完備期。按當時教育部的條例，大學必須有三個以上學院。該校于1929年6月增設理學院和教育學院，將原有的文科各系成立文學院，合為3個學院，共12個系，各院系情況如下：文學院設國文系、史學系、英文系、哲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共5個系；理學院設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藥物學系、生物系共5個系，附設醫學先修科；教育學院設教育系、心理系兩個系，附設美術專修科。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學校決定聘請“學邃望重、熱心教育，且與本校有歷史關系”的社會人士作為董事，重新組成新校董會。

1929年組成的新校董會，共 27人，除校長陳垣、學校校務長奧圖爾之外，增加了許多有社會影響的知名人士，如張繼（前北平政治分會主席）、馬良（前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柯劭怒 （前清史館館長）、傅增湘（前教育總長）、陸徵祥（前國務總理）、張相文（中國地學會會長）、沈尹默（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沈兼士（本校教授）、劉復（本校教務長）、英千里（本校教授）等。七月，召開新董事會。會上推舉張繼為董事長。通過了學校的預算、決算，并討論了學校的發展計劃。

由于院系的增加和擴大，各院系都增聘了教師。當時聘請的中國教師有朱希祖、郭家聲、劉復、朱師轍、尹炎武（國文系主任）、張星烺（史學系主任）、馬衡、范文瀾等60余人，外籍教師20余人。

1931年史學系合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對我國東北的武裝侵略，蔣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全國掀起抗日反蔣運動。輔仁大學雖創立不久，但也有不少學生參加抗日民主運動。

輔仁大學繼續充實期。1933年6月，由于學校的創辦者美國本篤會因國際經濟關系，基金價格低落，經濟困難，對籌募辦學款項甚感拮據，羅馬教廷將辦學的工作改派美德兩國圣言會接替。決定由“全球圣言會”總會長葛林德（德國人）為監督，派穆爾菲（美國人）來中國。這樣重新調整了董事會。張繼連任董事長，陳垣仍為校長，穆爾菲為校務長。

這次董事會，通過了《輔仁大學組織大綱》，發展充實輔仁大學。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發展是開辦文理兩科研究所，為大學畢業生繼續研究學術之所。研究所暫設史學部和物理部，制定《私立輔仁大學文理兩科研究所暫行規程》。自此，該校有了碩士學位授予權。

這樣，輔仁大學已經發展成為有幼兒園、附小、附中、專科、本科、研究生的完整意義上的大學。

抗日戰爭時期的輔仁大學。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了全面侵華。7月底北平淪陷，國立大學紛紛遷往內地，各校一部分師生也輾轉南下。北 平的各大學從此落入日偽之手。當時只有外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尚未 被日偽接管。

1941年冬，燕京大學被迫停辦。輔仁大學因為創辦者美國本篤會已于1933年由美德兩國圣言會接替，北平淪陷時羅馬宗座駐華代表蔡寧是德國人，而本校校務長美國人穆爾菲逝世后，于1936年由德國人雷冕繼任。輔仁大學在這世界風云變化、錯綜復雜的情況下，得以繼續開辦，不但當時未被關閉，而且一直繼續維持到抗戰勝利。

這時期陳垣校長堅持民族氣節，不任偽職，發揚愛國精神；諄諄教導學生，修煉品行、刻苦讀書，為祖國保留“讀書種子”；閉門著書，寄托自己反對投降、斥責漢奸的愛國情懷。

1941年合影

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輔仁大學。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隨著全國政治形勢的變化，輔仁大學也發生了變化。監督學校的日本人細井次郎離開學校，日偽時期被捕的師生，先后被釋放，到后方去的教師也相繼返校。這時掌握學校實權的校務長由德國人神甫雷冕換成了美國人神甫芮歌尼。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違背人民的意愿，不但沒有給人民以和平、獨立、自由、民主的前途，反而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輔仁大學的師生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也參加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反饑餓、反內戰的民主運動，為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42年4月陳垣在輔仁司鐸書院海棠花下留影

陳垣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捍衛祖國的教育主權而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9年1月31 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進城。陳垣與柴德賡、劉乃和等從輔仁大學步行到西直門大街，站在馬路旁邊歡迎解放軍。

2月16日，輔仁大學成立中國教員會。18日，陳垣召集教員會、職員會、職工會、學生自治會及 各社團代表，公開發表今后學校態度及行政方針。

輔仁大學中國教員會發表成立宣言，提出三大原則作為今后努力的目標：

1、使輔仁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教育；

2、宗教與教育必須分開；

3、輔仁的行政權完全交與中國人。

主持輔仁大學校政的天主教神父遞交書面報告，宣布退出副校長、校務長、總務長、女院院長、訓導處等地位與職務。

陳垣召開學校各方面負責人會議，宣讀書面報告，并說，“今后本校一切由中國人主持了”，我們要“迅速地把我們輔仁的新制度建立起來”, “這個時代是偉大的時代，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努力，研究向新的方向走。我今年已七十，可惜聞道晚矣，但是本人一定努力的跟上去”。

6月19日，輔仁大學成立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名單，有校長陳垣，教授顧隨、杜任之、趙光賢、余嘉錫等12人，講助代表2人，學生代表2人，及教會代表芮歌尼、盧修女2人等。

1950年1月30日，輔仁大學新的校刊《新輔仁》創刊。陳垣在創刊號上發表《發刊詞》，指出《新輔仁》與舊校刊不同，舊校刊沒有真正掌握在教師和學生的手里。《新輔仁》是真正屬于全校教職學工自己的刊物，它將配合、推動全校師生的學習，反映輔仁大學的真實生活和進步。

7月17日，天主教駐輔仁大學代表芮歌尼致函陳垣校長，提出非法要求，正式挑起外國教會組織侵犯中國人民教育主權的事。

芮歌尼在信中以辦學經費相威脅，要陳垣答應四個條件，才能撥劃經費，其中有“一個新的董事會將要由教會選任”“教會經由教會代表對人事聘任有否決權”，并隨信附上不能續聘的5位教員的名單。

陳垣接信后，當即口頭告知芮歌尼，說“第二項是違反人民政府的法令，絕對做不到的”。

7月22日，經請示教育部之后，他復函芮歌尼，說 “教會代表對人事聘任有否決權，是絕對不能答應的”。

7月28 日，芮歌尼再次來函，他竟然要求陳垣在半天內給他滿意答復，否則“在七月底停止繼續撥 款”。陳垣當即復信，堅持原來的立場，并對芮氏的態度提出警告，說“如果因為你堅持這條件，使教會不繼續津貼，那么對于教會、對于學校、對于人民政府，一切后果，你要負責任的”。

7月29日，芮歌尼在校內散發所謂《告本校同仁同學書》，宣布“自8月1日起教會對輔仁大學之補助費即告斷絕”，煽動師生的不滿，發出“此后校內所有開支應歸陳校長負責”的威嚇。

下午，教育部高教司張宗麟副司長等人到校，聽取陳垣校長報告后，即在各方代表座談會上發表 講話，指出“這次輔仁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向我們進攻”，教會“要持解聘教師之權”，“就是侵犯中國主權，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權”。“校長不答應是對的。我們政府支持輔仁的正當斗爭，并且支持到底。它不給錢，政府自有辦法。政府決不能看著兩千人失業失學，學校一定要辦下去。”

7月31 日晚，該校校務報告大會在大禮堂召開，暑期留校的800多教職學工到會。

陳垣詳細報告了這次補助費交涉的經過，傳達了教育部張宗麟副司長的講話。

他強調："這次交涉中，芮司鐸以十四萬四千美元要挾我答應條件，我個人從不為錢屈服過，我怎能為了十四萬四千美元喪失中國人民的主權呢？”

他總結這件事情，“乃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的斗爭”。

9月25日，周恩來總理對解決輔仁大學的問題作了指示。

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以書面談話的形式致函芮歌尼，闡述了教育部解決這一問題的五個基本原則，其中包括“在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里，不允許外國人辦學”；“外國人在舊中國所辦的教會學校”,“必須在它真實地遵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及教育方針與法令的條件下，可以暫時允許它繼續辦，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據需要以命令收回自辦的權利”。

馬敘倫還在書面談話中答復了有關輔仁大學的幾個問題，其中包括“在中國境內的學校，必須設革命的政治課”；“教會與輔仁大學的關系只是補助經費及主持宗教選課，不能涉及學校行政及其他”；“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政策法令，處理校務，能稱其職，其職位不應有所變更”；“你們從8月1日起停發補助費，我們不能讓這幾千師生員工失業失學，所以答應了陳校長的請求支付每月需要的經費”，“你們這樣舉動對輔仁大學是不利的，對幾千師生員工是有害的，是會使中國人民的教育事業受到損害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認為不能容忍的時候，即將收回自辦”。

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長馬敘倫舉行記者招待會并發表書面談話， 宣布：“北京私立輔仁大學已經由政府接辦了。”

為了使社會了解真相，馬部長簡單說明了事情的經過，揭露了教會代表芮歌尼挑起事端的過程。

他指出，8月份教會停發補助費以后，“聲言要打五位教授，更企圖組織新校董會，撤換陳垣校長，引起學校內部極大的不安，使輔大的工作陷于極大的混亂和停頓。至此， 政府已不能再容忍”,“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0月12日命令將該校接收自辦， 并提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陳垣為校長”。

輔仁大學師生員工3000人集會慶祝人民政府接收自辦輔仁大學。

陳垣校長致開會辭，祝賀“輔仁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10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五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準任命陳垣為輔仁大學校長。其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簽署， 聘任陳垣繼續擔任輔仁大學校長。

10月25日，陳垣在《新觀察》上發表《輔仁大學反帝斗爭的經過——是爭教育主權，不關宗教信仰》一文，回顧輔仁大學的歷史，指出這次接辦輔仁是為了爭奪教育主權，而與宗教信仰無關。陳垣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中國人民從教 會手中奪回教育主權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2年5月19日，教育部正式宣布輔仁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合為新的北京 師范大學，輔仁大學校名取消。

二、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輔仁大學的國學教育

輔仁大學的“輔仁”取自《論語 ·顏淵》“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意思是說：“君子用文章學問來聚會朋友，用朋友來幫助我培養仁德。”

宋邢員注解：“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27年來，陳垣始終按這一宗旨來辦學。

輔仁大學能夠成為近代中國國學教育與研究的重鎮，是與陳垣和他的同事們的努力分不開的。陳垣擔任校長，雖然并不能完全執掌輔仁的一切大權，但在管理、教育和研究等方面卻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垣遵照辦學宗旨和他在學術界的地位與影響，高舉國學教育的旗幟，集中了一批學術造詣深的學者于輔仁大學，研究國學，切磋學問。如劉復（半農）、 沈兼士、朱希祖、郭家聲、朱師轍、尹炎武、張星烺、馬衡、范文瀾、容肇祖、 余嘉錫、柯昌泗、譚其驤、陸懋德、高步瀛、羅常培、魏建功、唐蘭、孫人和、顧隨、陸宗達、趙萬里、王靜如、于省吾、孫楷第、劉盼遂、劉彥、陸開鈞、姚從吾、儲皖峰等，這一國學隊伍的陣容，在當時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大學中，是不 多見的。

以國文系和歷史系為主體的文學院，是輔仁大學國學人才培養的中心， 其對于國學人才培養的宗旨是十分明確的：“每系于一、二年級，授以各種基礎科目，至三、四年級，即導以自動研究各項專題。對于中國固有文化之特長，發揚光大，以增長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則利用科學，救其弊，補其偏，務使習國學而毋固步自封，讀西籍而毋食歐不化。不托空言，期裨實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圖者也。”

這說明輔仁大學的國學教育，是為了弘揚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培養具有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參與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型人才。

陳垣治學不重視經學、子學，覺得研究經學、子學容易導致主觀、空泛。他受錢大昕等考據學影響，早年又受過系統的現代科學訓練，崇尚實證的學術和專門的學問。

這種觀念，對于他本人的教學與研究和他所領導的輔仁大學的教學與研究，都有極大的影響。所以，輔仁大學國學課程中，沒有容易導致“空泛弘廊”的課程，最重視國文和斷代史、專題史。

陳垣除自己親自上國文課之外，還遴選教學經驗豐富、對國學確有專長的國文教師，比如張鴻翔、柴德賡、余遜、 周祖謨、啟功、牟潤孫、蘇晉仁等知名國學專家來上國文課。

陳垣之所以重視國文教育，是為了使學生能作文，更重要的是，對于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人來說，國文學習尤其重要。陳垣要求兩周作一次文，教師評講，選取好的作品張貼墻報專欄，相互觀摩，名曰“以文會友”。

牟潤孫后來回憶在陳垣門下受教的感受，說，按照陳垣的指點去學習國文，“我自己則因此改變了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匆匆翻書的壞習慣。以后遇到要精讀的書，肯去細心體會，養成一字一句讀書的習慣，其基礎確是在這四年里養成的。回念先師栽培教導之苦心，終身難忘”。

陳垣在輔仁大學開過許多課，除“大一國文”外，還有“中國史學名著選 讀”“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史源學實習”“清代史學考證 法”等。這些課程都體現了“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精神。

1935年輔仁合影

“史源學實習”課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陳垣在"導言”中加以說明：“擇近代史學名著一二種，一一追尋其史源，考正其訛誤，以練習讀史之能力，警惕著論之輕心。”

“歷史研究法的史源學大概分四項： 一見聞，二傳說，三記載，四遺跡。今之所謂‘史源學實習’,專指記載一項。”

“考尋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空言不能舉例，講授不便，貴乎實習。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陳垣亦建議其兒子陳樂素開設這門課程，在家書中說：“史源學一名，系理論，恐怕無多講法，如果名‘史源學實習’，則教者可以講，學者可以實習，……頗有趣。”“前輩工具書不完備，史源實習之事不可少也。”

關于這門課的具體講授及實習方法，陳垣在致陳樂素的信中說得很具體：選定教材后，“預先告學者端楷抄之，雖自有書亦須抄，亦一種練習”。“抄好后即自點句，將文中人名、故事出處考出：晦者釋之，誤者正之。隔一星期將所考出者綴拾為文，如《某某文考釋》或《書某某文后》等。”通過這樣的實習，考察教材，“一、看其根據是否正確：版本異同，記載先后，征引繁簡。二、看其引證是否充分。三、看其敘述有無錯誤：人名、地名、年代、數目、官名。四、看其判斷是否的確：計算、比例、推理”。

實習的方法調動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學者以找得其錯處為有意思”;同時，經過自己實踐得到的經驗教訓，印象比較深刻，效果更為顯著。

對這門課程教材的選擇，陳垣是很費斟酌的。首先要是史學名著，使學生在學習中能得其精神。除外，還必須符合這門課的要求，所以他說：“選書有四難：

一 、分量不大不小。二、時代不遠不近。三、范圍不廣不狹。四、品格不精不粗。”

根據此一要求，陳垣先后選擇過三部書作教材，即趙翼《廿二史札記》, 顧炎武《日知錄》和全祖望《鲇琦亭集》。對這三部書，陳垣作了比較，“錯誤以《札記》最多，《鮭琦》次之，《日知》較少。學者以找得其錯處為有意思，然于找錯處之外能得其精神，則莫若《鲇琦》也”。

陳垣每次布置學生做練習、寫考釋，自己事先也寫一篇，事后或印發，或張貼，以為示范。

陳垣將其中的30篇文章親手編定，名為《陳垣雜文》，其嫡孫陳智超將它改名為《陳垣史源學雜文》，以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雜文，由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這部集子的大部分文章，是1941年至1945年陳垣在輔仁大學所寫，是把教學與研究有機結合起來的典范。

“史源學實習”一課開始于1938年，1948年以后，輔仁大學就不再開此課了。

此課是陳垣在輔仁大學開設時間最長的一門課，最具特色，很受學生歡迎，學生史樹青說：“每逢開課，都有很多學生聽講”，“對學生研究歷史以及撰寫論文的方法都有很大幫助。”他開設此課亦是他提倡愛國史學的主要內容。

1943年11月24日，陳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說：“至于史學，此間風氣亦變。……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鮭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

他還寫信給兒子陳樂素，建議他在浙江大學開設此課，說：“關于汝所擔任功課，我想《鮭琦亭集》可以開，不管用什么名目，但以此書為一底本，加以研誦及講授，于教者學者均有裨益。我已試驗兩年，課名是‘史源學實習’，即以此書為實習。……如是則可知謝山文組織之方法及其美惡。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證。”

所謂“正人心，端士習”，學習全祖望的“精神”，都是指愛國主義、民族氣節而言。

柴德賡感到陳垣“史源學實習”一課對自己影響很大。他曾說：“我在讀書時候，吳時鑒《晉書斟注》剛出來，我花了半年多時間從頭到尾讀，連小注也不放過，并且抄出來，對原文，看他到底引了多少書來注《晉書》。這樣，我不僅讀了《晉書斟注》，而且也讀了不少關于《晉書》的其他書籍。這是要花一些工夫的，必須日積月累地去做，到后來，得益是很大的。”

牟潤孫也說：“我學了先師的方法，以正史與《通鑒》相比對，不僅了解了《通鑒》的史源，更進一步認識清楚司馬溫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組織成書。同時，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標準。我之能窺見涑水史學之堂奧， 實在是基于陳先生的啟發。我運用先師的方法，在臺灣、香港教了若干學生，有些人因而進入史學之門。”

從陳垣高足這些話中可以看出，“史源學實習”課不僅直接培養了一代國學名家，而且實際影響了此后新生代國學人才的成長。

“清代史學考證法”是陳垣在輔仁大學史學研究所為研究生開設的一門課， 所用教材為顧炎武的《日知錄》，其方法與“史源學實習”相同，許多人亦將此課稱為“史源學實習”。

當時的研究生趙光賢回憶，同學五六人，每人買一本《日知錄》，從卷八開始（卷八以前是關于經學的，先生從不搞經學，故從卷八開始）要他們自己讀，主要工作是要他們將書中每條引文都找出原書查對一遍， 并寫出筆記。

查原書出處，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的，有的則很難，比如只有一個人名，年代、籍貫、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簡直像大海撈針。他們每讀一卷，即翻檢群書一遍，然后寫出筆記。

先生看了同學的筆記后，即指出哪條寫得不對，應當如何寫法等。記得一次查一條故事，他走了“捷徑”，翻了一下《辭源》，說見《說苑》，一查《說苑》，果有此條，即寫見《說苑》某篇，自以為得計。

先生看了說，不對。這條最早見于《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在前，《說苑》在后，所以應寫見于《呂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說苑》。

有一次，一位同學寫了某條見于《辭源》，先生說不行。說自《康熙字典》以下，這類的字典辭 典，只能供翻閱，不能引用。

又說，古人的字典，比如《說文》，可以引用，因為許慎所見的書，大半亡佚了。他們見不到，因此《說文》對他們來說，就可看作有權威的出處。清人所見的古書，他們差不多都能見到，因此要從他們能見到的古書中去找來源，何況當時這類字典辭典，錯誤常見，不核對原書是要上當 的。這些話，乍看來好像是老生常談，對他卻有很大啟發，終身受益無窮。我們從趙光賢的回憶可以看出這門課程對學生的教益多么深刻。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宗旨，體現在輔仁大學國學教育的各個方面，這 是一種十分深刻的人文精神。

三、不懸日偽旗，不讀奴化書

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的很國立大學都由日偽組織直接控制，他們在學校門前豎起日本國旗，派進去大批日籍教師和教官。有的學校師生每天進校門時，要向日本國旗、日本軍官行禮。他們強迫學生讀日文，有的學校必須用日文課本，或不許讀中國歷史，有的大學使用從東北運來的偽“滿洲國”編寫的歷史教材， 進行奴化教育。

輔仁大學則由教會德國人出面，與敵偽政府周旋，經過往返協商，文理各科課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課本，不懸掛日本國旗，日文不作為必修課程。

“七七事變”后，北平原來各大學的教師，一部分轉入內地，到祖國的西北、西南；也有的教師，因種種原因仍留在北平，但又不甘心在日偽直接進駐的大學任教，因此不少知名教授轉入輔仁大學。

輔仁教師隊伍擴大，人才濟濟，鼎盛一時。當時的青年也因為得知北方淪陷區只有輔仁大學是當時國民政府承認的學校，很多青年激于愛國思想，不甘去讀日偽控制的大學，又一時不能離開淪陷區，就紛紛投考輔仁大學。所以入學考試的競爭很大，錄取學生的質量大大提高。這對大學的發展是有利的。

陳垣校長堅守輔仁，堅持民族氣節，不任偽職，發揚愛國精神。陳垣對于知名學者紛紛離開北平，撤向大后方，他是支持的，自己也想走，但他嗜書如命，離不開勵耘書屋，而且堅信中國不會亡，因此沒有南撤。

北平組織漢奸政府，他們想利用陳垣的社會名望，一再拉攏威脅，軟硬兼施，逼他出去做事。

陳垣的學生柴德賡回憶：“陳先生拒不見客，敵人老是麻煩他，要他參加東洋史地學會 （這名義上是學術團體，實際上是漢奸組織），他拒絕；敵人要他出來擔任當時敵偽最高文化團體——大東亞文化同盟會會長，他也堅決拒絕。”

“大東亞文化同盟會”是日本人控制的東亞各國最高文化機構，會長月薪數千元。陳垣義正詞嚴地說：“不用說幾千元，就是幾萬元，我也不干。”

他還勸說朋友拒受偽職。 敵偽請他不動，又想拉攏他的朋友任偽會長，陳垣連夜到朋友家勸阻，他知道這位朋友已接受偽職后，便憤然拂袖而去，從此與之絕交。

1938年5月19日，徐州淪陷。敵偽政府令北平機關、學校掛日偽國旗“慶祝”。輔仁大學和附中拒絕掛旗。陳垣亦受到恫嚇：“你不依命令，難道不怕死嗎？”陳垣鎮定自若，心情沉重地說：“自己國土喪失，只感到悲痛，要我們慶祝，辦不到！”還吟《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之句，以蔑視之。

柴德賡曾回憶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一個日本“帝大”的講師到了北京， 說受“帝大”老博士的委托， 一定要見見陳先生，要請陳先生題幾個字，陳先生給他題了曹子建的一首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人拿了就立即走了。

陳先生說：“就是要他拿回去。我們對這些人要特別注意，一點不能妥協。我們說的話，他們回去可以造謠，但寫在紙上的東西，他們就沒有辦法了。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半點客氣。”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陳先生的對敵斗爭是很勇敢、很堅決的。

一次學校禮堂放映一部體育新聞電影，在影片中的運動場上，偶然出現當時中國國旗，在場師生因在淪陷區忽見自己祖國的旗幟，情不自禁鼓起掌來。事后日本憲兵連日找學校行政，并找陳垣校長，讓學校交出鼓掌同學，陳垣校長和他們力爭，并說：“是我鼓掌，要逮捕就把我逮去。”憲兵隊糾纏了多日，后來才未再追究。

抗戰時期，輔仁大學一直是北平抗日進步知識分子活動的據點。輔仁大學秘書長英千里，教授沈兼士、張懷等領導的“華北文教協會”是一個抗日團體，經常在輔仁大學秘密活動。

1944年春，該團體被日偽偵知，日本憲兵隊搜捕了英千里、趙禹錫、葛信益、趙光賢等教授、教師及附中師生30余人。作為校長的陳垣千方百計去營救。

趙光賢回憶：“出獄之后，去拜見先生，先生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你們終于勝利歸來，歡迎你!’”陳垣堅持民族氣節，愛國精神感召著他的同事們和學生們。

抗戰時，陳垣為《輔仁》年刊創刊作“序”，曰：“夫自昔登科題名之錄眾矣。而宋紹興十八年，寶祐四年，登科諸錄，獨重于世，豈非以其中有令人可景仰之人哉。”這里所言宋紹興十八年、寶祐四年，登科錄因列有進士蕭燧、李彥穎等和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等忠節之士，而受歷代士人重視。陳垣在民族危難之時，以此激勵輔仁學生。

抗戰期間，陳垣不遺余力地在輔仁學生中倡導“品行”“讀書”，以保中國文化不亡。

他十分贊賞元初河北全真教精神，曰“全真家可貴，非徒貴其不仕也，貴其能讀書而不仕也，若不讀書而不仕，則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若因不仕而不讀書，則不一二世悉變為無文化之人，此統治者所求之不得也，故全真雖不仕，書卻不可不讀”。

陳垣一再勉勵青年學生要愛護名譽，認真讀書，為國家保留“讀書種子”。

1939年，他為《輔仁》年刊題詞，曰：“毋事浮囂，毋失禮于人，毋徒顧目前，毋見利忘義，永保汝令名。”

1940年5月18日他為輔仁返校節題字，曰：“規矩嚴、功課緊，教授認真，學生在校時每不甚愿意也，及至畢業出世，所知所能者少，則又每咎學校規矩之不嚴，功課之不緊，教授之不認真，何也？語曰：書到用時方恨少。又曰：閑時不學忙時悔。諸君皆過來人，能一告在校同學使毋遺后悔。努力、努力、加緊努力！”

1941年5月12日， 他在輔仁大學史學會第一次例會發表題為《官書與私書》的學術講演，說：“所 足為痛者，乃今之學生，過于注重生活問題，而忽略了學術研究，吾常說人生以品行為上，身體次之，學問又次之，金錢為下。因人生尚有至高目的，倘能學術與生活打成一片，于溫飽之后，多讀書，多作學術之研究，則善莫大焉。”

6月，他為《輔仁》年刊題詞，再三強調“品行第一”，“身體第二”，“學問第三”。

陳垣在1940年為畢業生同學年刊題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今諸君畢業將行，謹書此為贈。”

題詞的子張一段引自《論語 ·衛靈公》。他看到有的同學畢業后給敵偽做事，甚至有助紂為虐的，他告訴畢業同學們縱然在敵人統治的地方，也不要做那種奸兇險詐的人。

1942年4月在返校節運動會上講“孔子開運動會的故事”

1942年4月返校節時，全校師生和返校的校友先在大操場開運動會，由陳垣致辭。

他看到當時參加運動會的有偽政府人員，有漢奸，也有投機倒把的暴發戶。同學中則有不用功、不好學、成天鬼混的人。他想借機抨擊投賊仕敵的人，譏諷貪財害民的人，也想趁同學集會這一難得機會勉勵大家幾句，但在敵偽的監視下，怎樣才能表達這些想法呢？

他巧妙地講了一個古代的故事，名之曰“孔子開運動會”。

他引用《禮記 ·射義》中的一段話。他說孔子有一次在矍相菜園廣場上舉行射箭的運動會，觀眾很多，剛要開始射箭時，孔子命學生子路宣布：凡是敗軍之將、投降仕敵的人，凡是亡國大夫、在敵偽做官的人，凡是貪財好利的人，都不能進運動會會場。

宣布后，有些人就只得溜走了，觀眾只剩下一半人。

射箭比賽后，孔子又讓學生宣布：在場觀眾，有幼壯二弟，年老好禮，不隨波逐流，一直到死都能修身潔己的人，可坐眾賓之位。說完后，又只留有一半人，其余不合格的人也慚愧地走了。

最后又讓學生舉杯宣布：凡好學不倦，好禮不變，八九十歲仍能正直不亂的人，才真能坐在眾賓之席。這樣就所剩無幾了。

他說孔子開運動會，參加的人是有選擇的。這是對漢奸嚴厲的斥責，并告諭青年盡管在敵人統治下，也要不辱大節、不隨流俗。

他講完之后，參會的敵偽達官貴人們有的氣憤，有的羞愧，悄悄地溜走了。敵人明明知道陳垣的目的所在，但因他講的是孔子，也奈何他不得。

1942年6月，陳垣為《輔仁畢業生同學錄》題詞，曰：“《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宴樂，是之謂輔仁。”勸導學生在任何時候都要講仁義，不要貪圖享樂、投賊事敵。

四、 傲骨撐天地， 奇文泣鬼神——抗戰時期的 “宗教三書”

抗戰爆發后，北平很快淪陷，使陳垣無法再繼續埋頭他的“純學術研究”。 在授課中，他以《日知錄》《鮭琦亭集》為教材；在研究中，則轉向對宋、元、 明、清之際動亂歷史的考察，以同社會政治關系密切而未為人注意的宗教史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史為鑒，褒揚忠貞，貶斥奸逆，以此作為他的“報國之道”。

抗戰期間，他足不出戶，閉門著書，所寫著作，一改過去的寫作風格，在考證中時發議論，真所謂“傲骨撐天地，奇文泣鬼神”。其代表作，有所謂“宗教三書”, 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明季滇黔佛教考》，1938年開始撰寫，1940年成書出版。這部書在史料運用上很有特點： 一是于常見書中發掘出被常人忽視的材料，如《徐霞客游記》 所記載的佛教史料；二是于罕見書中得到大量從未有人利用過的材料，如《嘉興藏》中的大量僧人語錄。

1939年初，陳垣在故宮古物陳列所發現了《嘉興藏》。這是一部關于佛教經義、史事、語錄、塔銘等文獻的匯編，多少年來尚未被人利用。

陳垣在致陳樂素的信中說“此三百年沈霾之寶窟”。

他帶領助手，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將《嘉興藏》中僧人語錄閱讀一遍，并抄錄了大量僧人語錄材料。由于藏書地點陰暗潮濕，蚊子很多，為了預防瘧疾，每次查書，都事先服用奎寧丸，日復一日，不避寒暑，搜集到很有價值的珍貴史料，并運用于《明季滇黔佛教考》中。

他說： “以語錄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嘗試，為此前所未有。”方豪盛贊陳垣善于發現研究題材，在《對日抗戰時期之陳援庵先生》一文中說，“余嘗謂援庵先生最善讀書”，“讀中國任何古今典籍，皆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謂為別具只眼，當非過譽之詞；但善讀之外，尤善發現應研究之題材，易言之，善擇書名，以當時情況，身處北平，而以‘滇黔佛教’為研討對象，常人豈能見及？”

《明季滇黔佛教考》共6卷18目。前三卷論述了佛教自明中葉至明末由衰而興的變化，第四卷考察了僧徒對滇黔的開發，后二卷論明末遺民逃禪。

這部著作談到“僧徒之外學”。

僧徒于教外之學——作詩、撰文、論雜文、 揮毫書法，潑墨繪畫，問難善辯，以儒雅情趣見其志向和故國情思。

以《士大夫之禪悅及出家》和《遺民之逃禪》兩節最能體現該書的思想。

《遺民之逃禪》一節末尾曰：“明季遺民多逃禪，示不仕決心也。”“范蔚宗謂‘漢世百余年間，亂 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然則明之亡而終不亡，豈非諸君子心力之為乎！”

1940年5月3日，陳垣在致陳樂素的信中說：“本文之著眼處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與士大夫遺民之關系，及佛教與地方開辟、文化發展之關系。若專就佛教言佛教，則不好佛者無讀此文之必要。惟不專言佛教，故凡讀史者皆不可不一讀此文也。三十年來所著書，以此書為得左右逢源之樂。”

陳垣于1957年為此書作《重印后記》：“此書作于抗日戰爭時，所言雖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遺 民逃禪之眾，及僧徒拓殖本領，其實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跡而已。”

柴德賡在《陳垣先生的學識》一文中說：“陳先生寫《明季滇黔佛教考》是繼承了全祖望、莫友芝的寫作方法。全祖望是清代有名的學者，是清代研究晚明史，特別是明末東南一帶反清斗爭歷史的專家。他研究晚明史是有感情的，并非一般的客觀的敘述。我們在抗戰時期很喜歡讀他的著作，陳先生對全祖望更是推崇。”

“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反映了陳先生的愛國思想。也可以這樣說，從這本書起，陳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開始大量發表議論，抒發自己的愛國感情。”

陳寅恪為該書作《序》，給予很高的評價，說：“嚴格言之，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的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寅恪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書征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至識斷之精，體制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釋宗教諸文，是又讀是書者所共知。”

“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明末滇黔之“學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禪，以全其志節，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人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

陳其泰認為，該書的成就體現在三個方面：

1、對遺民的思想和行動的政治意義，作了深刻的闡釋，大力表彰他們的 愛國思想、民族氣節；

2、由于掌握了遺民逃禪以抗清這一規律，故能將分散而隱晦的材料，處處互相印證，從而獲得新解，使長期被掩蓋的當日志節之士逃禪的真實歷史得以恢復面目；

3、從這部著作開始，陳垣先生在論著中大量正面發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義的議論，實現了由嚴密考證向更高層次的自覺體現時代精神的飛躍，這就為陳垣先生的學術注入了新的生命。

《清初僧諍記》發表于1941年，共10章3卷。

書前《小引》曰："閑閱僧家語錄，以消永晝。覺其中遺聞佚事，頗足補史乘之闕，時復默而識之。去歲撰 《明季滇黔佛教考》，本有法門紛爭一篇，以限于滇黔，未能論及東南各省，茲特擴為此篇，以竟其說。”

1962年重版《后記》中說：“1941年，日軍既占據平津，漢奸們得意洋洋，有結隊渡海朝拜、歸以為榮、夸耀于鄉黨鄰里者。時余方閱諸家語錄，有感而為是編，非專為木陳諸僧發也。”

1946年2月23日，陳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說：“此記（指《清初僧諍記》—引者）與佛、道二教考（指《明季滇黔佛教考》與《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引者）為弟國難中所撰‘宗教三書’之一，前數篇因派系糾紛，殊眩人目，然此煙幕彈也，精神全在中后篇。”

所謂“精神全在中后篇”，指卷三“新舊勢力之諍”多論及宗教與政治的關系。清初佛門部分僧人攀附新朝，形成以木陳怒為首的新朝派和以玉林為首的半新朝派。

全書主要敘述法門中故國派與新朝派之間的矛盾，雖為“門戶之爭”， 卻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傾向，書中借抨擊明亡后變節事清之僧人，影射淪陷區媚事新朝的漢奸。

該書與《明季滇黔佛教考》互為表里，后者“其所欲表彰者乃明 末遺民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跡而已。”前者旨在借昭示木陳怒、玉 林等攀附新朝作惡，痛斥日偽漢奸欺壓國民。

柴德賡在《陳垣先生的學識》一文中評論：《清初僧諍記》是一部宗教史著作，實際上是寫清初東南一帶人民抗清斗爭的歷史。這是一本專門的書，不多做介紹，只講其中的兩個問題。

一是弄清了黃宗羲不愿意做和尚的原因。原來當時廟中都保存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當今皇上萬歲萬萬歲”。和尚每天都必須對此朝拜。當今皇上是清廷統治者，這豈不是天天要向清廷統治者叩頭嗎?不干！ 這就是黃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過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戰時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二是解決了什么是“投降”的問題。清初清廷統治者規定人人都要剃頭， 做它的順民。這樣剃了頭是否就算投降了敵人呢？不算！因為這是被迫的，雖然也是恥辱，但還可以原諒。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動向清朝投降。在淪陷區中受恥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領良民證等，但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敵偽大學教書，在敵偽機關工作的，那就是漢奸。

《清初僧諍記》不僅解決了歷史上的問題，而且解決了現實中的問題。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發表于1941年，凡3篇4卷23章7萬余言。

書前有作者“識語”，書后有朱師轍“跋”，該書為抗戰時期一部愛國史著。

1957年7月，陳垣在該書的《重印后記》中說明了著述經過及其義旨，曰：“此書繼《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但材料則早已蓄之三十年前，一九二三、二四年間，作者曾輯有關道教碑文千余通，自漢迄明，按朝代編纂《道家金石略》百卷， 以為道教史料之一部分，藏之篋衍久矣。盧溝橋變起，河北各地相繼淪陷，作者亦備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時事，覺此所謂道家者類皆抗節不仕之遺民，豈可以其為道教而忽之也。因發憤為著此書，闡明其隱，而前此所搜金元二代道教碑文，正可供此文利用，一展卷而材料略備矣。諸人之所以值得表揚者，不僅消極方面有不甘事敵之操，其積極方面復有濟人利物之行，固與明季遺民逃禪者曲同工也。”

1941年9月2日，陳垣在致汪宗衍的信中說，“年來飽食終日，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并著《南宋初河北新創三教考》（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配之”。

《明季滇黔佛教考》寫的是清推翻明朝北京政權后已“實為畿輔”之滇黔，《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寫的則是北宋亡后淪于金統治下之河北， 兩書實為姐妹篇。

孫楷第評論："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稱先生是書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積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詮敘有方。真積力久，指長期積累、考訂史料之功力；心解神契，指知人論世，善解古人之意；詮敘有方，指全書結構勻稱，材料駕馭得當。”

“然余尤服先生議論之正也。真積力久是學，心解神契是識，詮敘有方是才。議論正則德也。”

“故讀史，觀其議論可以知其人。心術正則議論正然后可以示懲勸。”

曾覺之評論："嘗謂歷史家之責任，貴在敘述正確之事實，而尤貴傳達真切之心情；內在心理之真蓋尤重于外表事實之真。真實為過去陳跡，心理則現前活在，永遠流動于吾民族血脈之中，此歷史之可貴也。”

除以上“宗教三書”之外，陳垣還寫了《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一書，這也是抗戰時期陳垣“多有為而發”的著作之一，亦是他提倡“有意義之史學”的一項研究成果。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完成于1942年9月，1943年陳垣為輔仁大學研究生 新開的一門課程，即以此書為講義。直至1955年，郭沫若將此書推薦給科學出版社出版，并為此書題寫了書名。

全書分6卷，著錄六朝以來佛教史籍35種，按成書先后排序。該書是近代以來第一部介紹佛教史籍的目錄學書，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系統揭示在史學研究中如何利用佛教典籍的專著。

這部書對佛教史研究的貢獻在于四方面：

第一，每部佛教史籍都有題解，分列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內容等，并以“本書之體制及內容”“本書之特色及在史學上的利用”“本書之得失” “本書版本異同”“本書之流行”及撰者 “略歷”,有關史實“辨誤”“正誤”等小標題，一一評價、考辨。每一解題即一 獨立成篇的學術論文，揭示出各部佛教史籍的主旨、特點與史料價值。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它的目錄學價值，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重視對佛教典籍的版本分析，對每部典籍詳細分析其版本源流，先條列版本系統，再縷析各本間異同、 考訂傳本的失誤。其版本考據遠在清代學者之上。

第三，對前代各種目錄學專著的失誤辨正極多。他糾正《四庫全書總目》錯誤凡29條，并在解題中，專列 “《四庫提要》辨誤”一目。

第四，蘊含著陳垣豐富的愛國主義思想。書中一再論曰：“言宗教不能不涉及政治”，“道人雖然離俗出家，然每與政治不能無關系”。

故考證佛教史籍，注意從政治的角度進行論述，表彰歷史上的愛國僧人，借以鼓舞淪陷區人民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同時又貶斥投降變節之臣，借以痛責 漢奸無恥事敵。

陳垣在《重印后記》中說：“稿成于抗日戰爭時期，時北京淪陷，故其中論斷，多有為而發。”

此書史料豐富，敘述詳盡，考證精辟，是了解和使用佛教資料的重要參考書，在中國及日本均產生相當大的影響。1957年6月，教授佛教史的日本友人野上和小笠原訪華，曾談到該校很多教師都用此書作為講義。

五、“學識記里碑”式的著作——《通鑒胡注表微》

陳垣在1945年7月完成了他抗戰時期最后一本專著《通鑒胡注表微》。這是他的著作里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是宋代司馬光用了19年時間編著的一部記載從戰國到五代的編年史巨著，具有極高的價值。司馬光自己說“臣之精力，盡于此書”。

《通鑒》所引史事和涉及的有關地理、典章制度等，有不少難解的地方，所以很需要注釋。

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胡三省為《通鑒》作注，稱為《通鑒胡注》（以下簡稱《胡注》）。

《胡注》精于校勘，注《通鑒》名為音注，實為校注。原書難解處，都為注釋考證；原書有誤處，多加校勘校正。對書中的有關典章制度、音韻訓詁，都有注解，對官制變化、地理沿革，考證尤詳。

《胡注》對《通鑒》的閱讀、理解幫助很大。可以說《胡注》與《通鑒》同樣是博大精深的巨著。 《胡注》前后用了30年時間，胡三省說“吾成此書，死而無憾”。

胡三省生于南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死于元大德六年（1302）。南宋亡后，入元不仕，隱居山中注書，很少與外界來往。因為他曾親眼看到宋朝的腐敗，親身經歷了南宋的滅亡，又身處異族統治之下，心情悲憤異常，所以在《通鑒》注釋里隱晦地流露出他的民族氣節和愛國心情。

這一思想長期以來未被后世治史者所注意，《宋史》《元史》都沒有留下他的傳記。

因此，這位南宋愛國史學家的真實情況，幾百年間很少人知道他的身世，更無人了解他的思想。到了清朝，考據學興起，才有人偶然提到他，認為他擅長輿地與考據。

陳垣在1957年《通鑒胡注表微》（以下簡稱《胡注表微》或《表微》）的《重印后記》中說： “這樣一位愛國史學家是在長時期里被埋沒著，從來就沒有人給他寫過傳記。到清朝，有人認為他擅長地理，有人認為他擅長考據，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究竟為什么注《通鑒》？用意何在？從沒有人注意，更沒有人研究。”

"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茍容， 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 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嘆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么注《通鑒》和用什么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鑒胡注表微》二十篇”，以表出《胡注》之微，以闡發《胡注》之隱，將長期被埋沒的胡三省的生平、 抱負和學術情況公之于世。

劉乃和說：“我們也可以說《表微》實堪稱為《胡注》的功臣。”

陳垣對這一著作也十分滿意，認為是他“學識的記里碑”。

陳垣1945年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通鑒胡注表微》有兩方面的意義。

第一，陳垣通過對胡三省生平抱負和學術精神的闡揚，對自己的史學研究做了一次總結。《表微》前十篇“言史法”即本朝篇、書法篇、校勘篇、解釋篇、 避諱篇、考證篇、辨誤篇、評論篇、感慨篇、勸戒篇。陳垣將目錄學、年代學、 校勘學、史諱學、版本學、考據學、史源學的知識全部運用于提示胡三省注釋 《通鑒》所潛伏的思想中。同時對自己校勘、避諱、考證、評論、勸戒的研究做科學的總結。

第二，在《表微》中充分體現了陳垣通史以經世致用的思想，是他堅持民族氣節、愛國情懷的歷史篇章。《表微》后十篇“言史事”，即“治術篇”“臣節篇”“倫紀篇”“出處篇”“邊事篇”“夷夏篇”“民心篇”“釋老篇”“生死篇” 和“貨利篇”。

言史事不能脫離政治。他1950年初在致友人席啟騙教授的信中說，抗戰時期“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言道、盲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

斥日寇。

“解釋篇”引《通鑒》卷二十二云：“漢武帝征和四年，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胡注》曰：“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赍文書也。’余謂恐其挾兵刃。”

《表微》說：“舊注既謂‘恐其私赍文書’，身之何以謂‘恐其挾兵刃’？蓋有見于元時漢人持兵刃之禁甚嚴，不啻三令五申也。當時漢人許持弓矢者，僅汪惟和一家。《元史 ·世祖紀》載：‘至元二十六年六月，鞏昌汪惟和曰：近括漢人兵器，臣管內已禁絕。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庫。帝曰：汝家不與他漢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執之。‘嗚呼汪氏！何以得此于元世祖哉！《十駕齋養新錄》九曰：‘汪世顯仕金，官至鎮遠軍節度使。據《金史 ·忠義 · 郭蝦蟆傳》，世顯背國嗜利，乃小人之尤。久通款于元，不待闊端兵至，即率眾降’云。惟和固世顯孫也。”

這段《表微》，是陳垣有感于日寇在淪陷區，不準人民藏兵刃器械，經常到居民家中搜索，有被搜出的，槍沒收、人被捕的舉動而發；而漢奸則可以收藏槍械。此汪氏，則指漢奸頭子汪精衛等。

斥漢奸。

漢奸走狗賣國賊為人所不齒。 《表微》對漢奸恨之甚、斥之深。

“治術篇”：“當地方淪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隱或仕，不出斯四者。奮勇殺賊，上也；褰裳去之，次也；杜門用晦，亦其次也；面顏事敵，是謂從逆，從逆則視其為威力所迫脅，抑同心為逆，而定之罪，可矣。”陳垣認為事敵之漢奸， 可以定罪，定罪之輕重，則視其是被迫從敵還是甘心之逆。

責當政。

陳垣所說的“責當政”，是指對國民黨政權的斥責，他對腐朽的國民黨政權久存不滿，“邊事篇”屢次說到日寇之侵略是由于中國積弱已久的問 題，他認為由于政治腐敗，國力空虛，遂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抗戰開始，失地喪城，連連敗退，忌功爭權，陷賢害能。國民黨政府空喊收復失地，實際不打日 寇，專打內戰，兄弟相爭，為敵所快。

“勸戒篇”“感慨篇”“倫紀篇”都有議論。抗戰期間，大敵當前，西南猶自歌舞升平，所謂“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陳垣為此“長嘆息也”。

“感慨篇”“勸戒篇”“治術篇”“解釋篇”多次談到“商女不知亡國恨”。抗戰終于勝利了，接收大員飛到北平，這些大員以勝利者自居，享受特權，聚斂財寶，賄賂公行。對原淪陷區人民則蔑視歧視，淪陷區人民大失所望。

據劉乃和說：《表微》雖作于抗戰勝利前，而印于抗戰勝利后，故于臨付印前又增加了部分內容，對來接收的新貴，發出了新的感慨。

《表微》是陳垣嘔心瀝血之作，花3年時間寫成，其間他翻閱了難以統計的資料，閱讀了幾遍原書。《通鑒》和《胡注》，據中華書局點校本統計，共600多萬字。寫《表微》要幾遍幾遍地閱讀，讀時一字不曾放過，可見其用功之勤。

這本書寫得非常艱苦。

陳垣1945年1月31日在致陳樂素的信中說：“《胡注表微》，至今始寫定《本朝》及《出處》二篇。成書殊不易，材料雖已找出一千一百余條。未必條條皆有按語。如果按語太少，又等于編輯史料而已，不能動眾；如果每篇皆有十條廿十條按語，則甚不易。說空話無意思，如果找事實，則必須與身之相近時事實，即宋末及元初事實，是為上等；南宋事實次之；北宋事實又次之；非宋時事實，則無意味矣！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當時事實，援古證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為何也。”

書名“表微”也是經過反復推敲的，最初作“述義”，后又改“論” “探微”，最后才定名“表微”。關于這本書的寫作情況，劉乃和回憶：“他有時談起自己的新見解，總愿意談論一番，每說到得意處，話語漸多，甚至滔滔不絕；但也常有聯系當時在敵人統治下的處境，面對著險惡形勢，悲憤已極，每到這時，我們常是相對唏噓，真是‘不禁凄然者久之’。此時此際，我只有默坐無言，經常是因聽到傍晚巡邏的日本警車尖厲的叫聲，意味著馬上就要凈街戒嚴時，我才不得不向他告別，匆匆退出孤燈暗淡的勵耘書屋，騎車回家。”

1945年10月陳垣在抗戰勝利后首次輔仁返校節上

白壽彝在談到陳垣的史學遺產時說：“我愿意特別推薦《通鑒胡注表微》這部書，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們好好挖掘的東西，這是更可珍貴的遺產。”

吳懷祺說：“《通鑒胡注表微》全面反映援庵先生的史學思想、治史成就和學風特征，是援庵先生史學發展到一個重要階段的標志。”

“援庵先生沒有全面講史學方法的書籍，但《通鑒胡注表微》可以說是援庵先生的具有民族特點的史學方法的著作。”

“從《表微》書中所加的大量的按語中體味出先生的思想具有強烈的歷史感與時代感。治史不再是以書齋為天下，而是以天下為己任，期望著民族的崛起，民族的自強。”

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右一）看望陳垣

《通鑒胡注表微》 是陳垣史學研究的一個總結，也是記載他堅持民族氣節、大義凜然、熱愛祖國和人民、具有崇高愛國主義思想的歷史篇章。

《陳垣傳》第一章—— 家世、家鄉與童年

《陳垣傳》第二章——熱血青年

《陳垣傳》第三章——經世致用， 著書立說

《陳垣傳》第四章——大師之路

編輯：朱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