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24日清晨,湘江冷霧未散,長沙市工務局的卡車已經在烈士公園工地忙碌。現場負責的工程師突然接到通知:奠基儀式提前到翌年元旦,并由程潛和黃克誠共同主持。消息傳出,市里立刻冒出幾句嘀咕:“程潛過去是國民黨將領,讓他站在最前面合適嗎?”
長沙打算修建烈士公園,最初并不在政府年度計劃。1950年“清剿”結束后,湖南各縣的烈士陵墓數量巨大,分散又零亂,群眾祭掃不便。省政府開會討論集中紀念設施,園址選在碧湘街東北角,規劃部按蘇式公園標準設計湖面、紀念塔、英名墻,預算二百余萬元。可一到“誰來主持”這個環節,委員們意見分歧,會議一連拖了三次。
分歧的焦點在程潛。和平解放湖南的第一個簽字者,建國后又任省政府主席,可在一些干部眼里,他仍然是“舊軍人”。程潛本人反倒謹慎,曾表示“我坐在主席臺后排就行”。黃克誠卻堅持把他推到前排,用一句話概括:“參加革命的時間早晚不重要,關鍵看在關鍵時刻站在哪一邊。”
故事得從1949年說起。那年五月,毛澤東在西柏坡點名讓黃克誠去湖南:湘西是匪患區,洞庭湖是糧倉,湖南能否平穩過渡,對南下大軍至關重要。黃克誠臨行前只帶三句話——跑步進入湖南、用政治爭取最多的人、對土匪要狠。七月,程潛、陳明仁宣布起義,長沙城門大開,湖南成為華中惟一沒有經歷巷戰的省會城市。正是那一刻,黃克誠與程潛第一次握手,“湖南的事情,一起扛”成為約定。
隨后兩年,兩人合作密切。湘西剿匪,47軍主力打“八面山”,悄悄爬崖夜襲,程潛專門批復“首惡必辦、脅從不究”,7000余名散兵游勇下山繳械。剿匪同時要保產糧,洞庭湖區水利修復,黃克誠批給農田灌溉隊人手,程潛簽放木材、石灰指標。地方干部感慨,“兩位首長唱同一臺戲,匪患清了,秋糧增了。”
1951年底,公園籌委會名單上理所當然寫著程潛、黃克誠。可一部分年輕同志還是擔心“立場”問題。黃克誠索性召開碰頭會,把理由掰開揉碎:
“第一,程潛率部起義救了長沙,湖南能少流血,他功不可沒; 第二,烈士公園紀念的不只共產黨員,有辛亥、北伐、抗戰、解放,各個階段的犧牲者都在內,由程潛出面代表多黨派恰當; 第三,毛主席當年北平車站親迎程潛,用意就在‘團結’,省里做公園,也要把這種胸懷落在磚瓦上。”
三句話說完,會場靜了兩分鐘,然后有人輕輕鼓掌。程潛后來回憶,當晚有人跑來告訴他“黃政委頂住了”,他只回了四個字:“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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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元旦,長沙飄起細雪。奠基臺前,程潛著呢大衣,黃克誠穿軍裝,兩人輪流鏟下第一鍬土。旁邊一位老工人壓低聲音:“過去的隔閡,就這一鍬埋了。”不到十分鐘,禮成,人群散去,工程立即開挖。
奠基儀式之后,黃克誠陪程潛巡查工地時提到公園北側的烈士塔設計,他建議塔身刻9000多個烈士姓名。程潛點頭說:“名字要刻全,后人來此先看人名,再看紀念塔,才知這土地憑什么穩固。”這句話后來被刻在塔基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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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春末,程潛與黃克誠一起赴韶山,校長熊澤民請求擴建村校。程潛當即批款500萬元新幣,黃克誠另外協調軍區倉庫捐出舊桌椅。6月竣工開學,教室墻上寫著“為人民讀書,為祖國強壯”。程潛側身看了一會兒,自語一句:“這比當幾年師長更值。”
10月,中央調黃克誠進京任副總參謀長。他啟程前夜,程潛擺一桌米酒。“部隊是你長項,湖南還有幾年建設期,你得常回來看看。”黃克誠舉杯:“只要革命需要,一封電報我就到。”短促的對話,成了兩人最后的湘江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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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烈士公園主體完工,碑座右側立一方小石,刻字“奠基人:程潛 黃克誠 民國卅一年抗戰起,公元一九五二年落成奠基”。長沙市檔案館保存的施工日志證明,當初那場關于“合不合適”的討論,再沒被提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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