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前死磕科研，評上副高再補臨床：年輕醫生成長為什么不走尋常路？

醫生成長的傳統路徑是倒“T”型模式，倒“T”的一橫代表堅實的專業廣度，倒“T”的一豎代表精深的專業深度，猶如建高樓一樣，先有寬廣深厚的地基，才有高聳云宵的巍峨。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倒“T”的一橫，還是倒“T”的一豎，都是指理論水平和臨床能力，而非科研課題或者學術論文，畢竟治病救人靠的是實打實的醫療技術，而非那些和臨床還有很大距離甚至毫不沾邊的基礎研究論文。

但是，近年來，在部分醫學中心，年輕醫生的成長興起了一種新的模式：35歲之前主抓科研，主要精力用來寫文章，申請課題，攢夠學術積分評上副高、獨立帶組之后，再來回補臨床。

這種“先科研，后臨床”的非常規成長路徑的優勢是，可以實現最快速的升遷，在職稱晉升的道路上少走彎路。

當然，弊端也很明顯，但絕非簡單的功利主義可以一言蔽之，其背后交織的制度邏輯的剛性約束、以及個體在宏大體系下尋求突破的無奈選擇更值得我們深思。

晉升體系"科研加權"帶來的路徑依賴

任何個體選擇都無法脫離其所在的制度環境。

當前中國醫療體系，尤其是高水平醫院的職稱晉升機制，構建了一個強大的“科研加權”引力場，這一機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近乎剛性的量化篩選功能。

在高級職稱（副高和正高）的晉升競爭中，臨床能力雖是基礎門檻，卻常因評價的主觀性與模糊性而難以在候選人之間形成決定性區分。相反，科研產出——尤其是以SCI論文數量、影響因子、國家級科研項目為標志的成果——則因其高度的可量化、可比較特性，成為了評審中最具鑒別力的“硬通貨”。

大多數的醫院將發表一定數量及層次的SCI論文作為晉升高級職稱的必要條件，而國家級課題的擁有者往往在評審中占據顯著優勢。這種制度設計，無形之中創造了一種強烈的“信號效應”：在信息不對稱的評審過程中，科研成果往往成為衡量醫生能力和水平的決定性因素。

評審機制的“指揮棒”效應催生了深度的路徑依賴。

對于青年醫生而言，在職業生涯早期，通常是體力與精力最為充沛，家庭負擔相對較輕的25-35歲，集中精力和時間主抓科研，多寫論文，多申請課題，無疑為一種高效率的“投資”。()

攢夠科研積分后，在職稱晉升PK時就可以脫穎而出，避免被淘汰的結局。

非常規成長路徑對臨床醫療的挑戰

臨床醫療是等級相對森嚴的體系，其核心的架構是職稱評審制度，低職稱服從高職稱，低級職稱聽從高級職稱。

醫生晉升了高級職稱后，就可以競聘醫療組長或科主任，競聘上醫療組長或科主任后，在臨床上就有更多的話語權和決定權，也就有更多的鍛煉、實踐、提高臨床技術的機會。

當醫生，百例手術當助手，不如一例手術當主刀。當主刀醫生，由于自主思考，自主決策，自主操作，自主承擔，對技術的提升、能力的培養、膽識的鍛煉、胸襟的開闊要快得多，絕非當助手時可以比擬。

但是，要想當主刀，能力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得有高級職稱，你得是上級醫生，你得是醫療組長，否則別人為什么聽你的，別人收治的病人為什么讓你來主刀？

只是，評上高級職稱或當上醫療組長后，你往后能依靠的人越來越少，愿意來指導或幫助你的人越來越少。臨床上不懂的，你只有自己去摸索；手術上不會的，你只有自己去試錯。

評上高級職稱或當上醫療組長后，因為實踐機會的增多，短期內技術水平可以快速提升，但是，到達一定程度后，技術水平就會迎來一個瓶頸。能否突破這個瓶頸，除了看個人的天分悟性、努力程度和后期的學習情況，很大程度上還要受平時積攢的臨床基礎、理論水平和眼界見識的制約。

如果年輕時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于寫論文、申請課題，尤其是從事那種論文影響因子很高、但與臨床基本不沾邊的分子實驗科研，臨床基礎很薄弱的話，雖然職稱晉升時可以憑借科研成果快速通關，但是當獨當一面的時候，臨床醫療上也會遇到很多問題，未來技術水平能達到的上限也會非常有限。

在不尋常路徑中尋找成長的確定性

很多長期扎根于臨床卻疏于撰寫論文、申請課題，有臨床能力，卻無科研成果，而在職稱晉升之路上頻頻受阻的醫生估計會對當前的職稱評審體系多有微詞。

存在即合理，當前的職稱評審體系不無詬病，但至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更合理的評價體系出現之前還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存在。

抱怨無濟于事，適者生存才是王道。

弱者活在情緒里，強者活在行動里，適應體制的要求，挖掘自己的潛力，尋找可以切入的結合點，既鍛煉自己的臨床能力，又有一定的科研產出才是強者思維。

不會看病做手術，只會做實驗寫論文，當不了臨床醫生；只會看病做手術，不會寫論文搞科研，也成不了醫學大家。

看一下院士的評選要求就知道了，院士頭銜作為學術界最大的榮譽，你看哪個臨床出身的院士單純是因為看病看得好，手術做得好評上院士的？（）

當醫生和搞科研并不沖突，主要看從事的是什么科研，寫的是什么論文？

如果是來源于臨床的科研，服務于臨床的成果，這樣的科研不僅不會浪費時間，還會與臨床能力的提高相得益彰，促進臨床理論的升華，甚至推動臨床技術的進步和醫學水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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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重塑價值體系，回歸醫者初心

一個理想的能力評價體系應允許多元化人才的存在，對不同能力的人才采用不同的評價標準。一把尺子量到底，這種過于簡單粗暴的評價方式，不僅會引起不公，打擊醫務人員從業的積極性，最終也會遏制人才的多元化發展，阻礙醫學人才的培養。

年輕醫生選擇“先科研，后臨床”的發展路徑是對傳統人才成長模式的挑戰，也是適應當前醫療系統職稱評價體系的生存之道。與其說是一種投機，不如說是一種無奈選擇，畢竟醫生也是人，人總要養家糊口，先生存下來，才有實現理想的希望。

但是，醫生畢竟是治病救人的職業，任何時候都不能忘了這個職業的使命，醫學人才的評價和晉升體系也需要向這個使命靠攏，服務于治病救人的初心！

一個健康的評價體系，必須能讓醫生在照顧患者的同時，自然地滋生從事科研的欲望，能讓臨床成就與科研產出有同等分量的尊重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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