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評論20家】之張艷庭研究

主要論文目錄索引

1．《論墨白小說中的意識形態批判》《鄭州師范教育》2017.03

2．《哲思現實主義與內斂的先鋒性——王威廉小說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06

3．《代言式底層文學寫作的敘事缺陷與文學癥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12

4．《王方晨<老實街>中的道德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01

5. 《論王方晨鄉土小說的現代性反思與先鋒品格的生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02

6．《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路徑》《焦作大學學報》2020.03

7．《現代作家情感傳記書寫中的發現與誤讀》《傳記文學》2023.10

8．《“精準扶貧”的場域化呈現與社會學反思》《文學藝術周刊》2023.01

9．《當代鄉土小說現代性與地方性書寫的轉向》《百家評論》2023.08

10．《論李知展小說的新古典敘事美學》《中原文學》2024.07

11．《地理詩學的建構與地方景觀的生成》《南腔北調》2024.08

12．《論維摩小說中“地方”的建構與空間敘事》《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24.03

13．《數字化時代的馴化隱喻》《小說月報·原創版》2024.12

14．《作為一種社會學樣本的扶貧事件》《快樂閱讀》2022.12

15．《個體化罪惡的時代審視與社會反思》《新傳奇》2023.02

16．《經典文學符號重釋中情感代碼的意義及其限度》《散文詩》2024.09

17.《基于身份、民族與國家的認同：關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文藝創作》《傳記文學》2020.10

著作目錄索引

1.《你好，生活》河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9月版。

2.《我是文藝青年》（長篇小說）中國財富出版社2014年7月版。

3.《搖滾烏托邦》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7月版。

4.《心有猛虎，細嗅薔薇》中國財富出版社2015年6月版。

5.《古典空間的文化密碼》西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6.《解剖城市——城市空間的文化解碼與精神分析》鄭州大學出版社2021年2月版。

7.《焦作文化大典·文學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先讀其書，再識其人。三年前（2021年），朋友送我一本張艷庭先生的《解剖城市：城市空間的文化解碼與精神分析》。連續幾天閱讀完畢這本文筆飄逸灑脫、思想精湛銳利的都市文化隨筆集，我深深驚嘆于作者對城市各類物象文化勘探之深邃通透。那些在我們看來原本平平常常、司空見慣的超級市場、步行街、花市、廣告、古玩城、廣場、車站、公園、醫院、書店，經艷庭博士一番從腠理、肌膚到骨髓扁鵲見蔡桓公式的剖析，竟然蘊含著這么多深厚的“都市文化原理”，由此，我也牢牢記住了張艷庭先生的名字。

有緣識荊。三年后（2024）的一個仲夏日，在一次朋友的新書分享會上，我結識了儒雅文靜略顯靦腆的張艷庭先生。艷庭話語不多，一身靜氣，頗有當年顧璘初見青年張居正“此子有靜氣，器識遠大”之嘆。自此，我的文友圈兒中又多了艷庭這位英姿勃勃、才氣蔚然、銳氣灼灼的仁兄。隨后，艷庭送我一本他探訪古宅、古村、古鎮、古城、古園、古陵的文化訪古隨筆集《古典空間的文化密碼》。近年來，一直持續關注并研究現當代散文多年的我，從兩本書名中共有的關鍵詞“文化”以及“解碼”“密碼”所產生的第一直覺就是，艷庭的這兩本頗有文化品位和思想含量的文化隨筆集，分明是對當下油膩油滑濫情矯情散文泛濫書寫的撥亂反正，他把散文的書寫空間從籬笆小院、餐桌書房、茶座咖啡廳拓展到了更廣大的都市文化叢林和更遼闊的文化曠野。我把艷庭的文化身份界定為一位穿透都市文化表象，深入都市文化密林深處福爾摩斯探案式的“勘探者”。

閱讀畢艷庭兩本書后，很不過癮，我還想竭澤而漁般一網打盡艷庭的所有作品。我又從網上購得艷庭的散文集《心有猛虎，細嗅薔薇》和兩部長篇小說《搖滾烏托邦》《我是文藝青年》，細細通讀，作家艷庭與學者艷庭，象牙塔內的艷庭和游走于都市、古村古鎮“行者”艷庭，形象疊合，變得更加立體完整，讓我得以“通觀”，目前文學創作風正帆懸、學術研究潮平岸闊，艷庭的整個文化學術景觀，得以考察艷庭文學創作、學術研究路徑選擇背后的時代邏輯與文化邏輯。

在這個文化邊界、地理邊界日益模糊的城鄉一體化時代，作為80后學人，艷庭本身就置身于中國全面改革開放、向現代化大步跨進、城鄉日益融合的時代語境中，其學術研究也就本源性地具有視野開闊、思想精銳、文化前衛的現代化特征。

長期以來，對西方理論資源的大量引進和闡釋，學術界雖然一直存在著種種質疑的聲音，有人極力否認理論的通約性，不承認有超越國界、人種的理論，認為舶來的西方理論，與中國現代化發展階段錯位，與中國現代化語境不符，與中國傳統文化血脈不溶。其實，作為對經驗進行命名和描述的理論，其本身所具有的工具理性，早已超越時代、制度以及社會發展階段，而成為人類共享的公共文化理論資源。可以說，害怕外來文化的入侵，是一種沒有文化自信的表現，而要真正保住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優秀部分，只有在拿來主義的借鑒融通中，才能不斷強壯本土文化的基因。況且直至今日，西方理論早已融入到了中國學人的生命血液中，成為一種理論自覺，并成為學術研究憑靠的重器。

置身于中西方現代、后現代的學術語境中，有著良好學術胃口和極強消化力的艷庭，廣泛深入地汲取中西方文化學術資源，沒有傳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西文化功能區隔，沒有水土不服的不適應感，沒有生吞活剝的消化不良癥，而是秉持錢鐘書先生所言“東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的接通、打通、融通、貫通精神，兼收并蓄諸多西方現代學術資源。艷庭在讀博期間，橫掃一系列西方文化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的著作：馬克思·韋伯、鮑曼、布爾迪厄、羅伯特·麥基、福柯、吉登斯、雅斯貝爾斯、黑格爾、米蘭·昆德拉、卡琳內斯庫、華萊士·馬丁、海德格爾、杰姆遜、韓炳哲、路易斯·沃斯、特里·伊格爾頓、讓-里埃爾·理查德、列斐伏爾、多琳·馬西、巴赫金、羅蘭·巴特、詹姆遜、米歇爾·柯羅等西方學人著作，以及中國現當代學人的著作：費孝通、耿占春、童慶炳、張清華、吳義勤、尚杰、黃子平、石中英、孫肇基，經此一番中西文化理論的洗禮和垂直開采，艷庭學術視野大開，為其以后的學術研究打開了寬廣的通道，奠定了厚重扎實的學術研究根基。

艷庭的學術研究，沒有慣常的理論先行，用理論的鐵皮靴削足適履、生搬硬套一切文本，而是以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寬廣胸襟，在對中西文化學術資源的消化吸收中，“另眼”相看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中的新質變，“復眼”審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本蘊含的新質素，呈現出了別有洞天的學術新景觀。寬廣的學術視野，天賦甚高的學術資質，洶涌澎湃的批評沖動，讓艷庭的學術評判真誠坦率、犀利精警、別開生面。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日新月異的現代化文化大生產，物換星移，基因突變，品種改良，需要用“他眼”“冷眼”“熱眼”的重瞳子來關照審視。如今的“山鄉巨變”早已經超出了傳統的鄉土文化邊界，“中國所謂原生態的鄉村，它的倫理道德和地理，正在成為一個廢墟”，“鄉村可能越來越成為民眾精神危機的源頭或者象征，承載了人們因社會飛速變化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和一種無根感”，“所謂道德的廢墟，正在成為新道德的土壤”。（梁鴻《何謂梁莊，何謂鄉村，何謂農民》）與之相伴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主導知識型已由美學等轉向了社會學等知識類型”，當代文學批評，其文本的復雜性也早已超出了傳統思想論、藝術論的范疇，而需要動用多雙文化“復眼”進行更深入的社會學、文化地理學解讀，需要積極介入新的歷史語境，在現實關懷中勇敢發聲。

在這個學術書齋化、游戲化，甚至文學批評變成文學表揚的今天，艷庭以“熱眼”觀世閱文，其有溫度、高度、深度、寬度的文化批評直指現實，顯示著一位有良知的當代學人應有的學術擔當與學術操守。其文化批評的鋒芒直指城鄉接軌中的“突變點”、“風暴點”。

艷庭在《“精準化”扶貧的場域化呈現與社會學反思：評陳宏偉小說《陸地行舟》一文中，以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切入點，深入探討了現代官僚體系與貧苦鄉村兩個場域的聚合與折疊所形成的新場域，“既導致了兩個場域主導邏輯的碰撞，也導致了場域資源的再分配和相互轉換，還進一步塑造了行動者的習性”，科層制主導邏輯在扶貧場域中的呈現，讓“單一場域的工具理性和技術責任的主導邏輯陷入了失效的境地”。西方“場域”理論的引入，打開了我們解讀現代化進程中“精準化”扶貧的新窗口。

艷庭的文化批評，學術人格獨立，姿態挺拔，棱角分明，冷眼旁觀，維度多元，對文本征候的診斷精準有力。結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政治共同體”觀點，艷庭在對當代鄉土小說的解讀中，發現伴隨著當代鄉村空間的變遷與社會轉型，作家開始對現代性和地方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重新思考，小說揭示出了在城鄉一體化的融合過程中，中國鄉村場域的復雜性，權力、資本和地方性知識之間呈現愈加錯綜復雜的關系。科層制度不斷對空間和地方的脫域化，身份認同處于漂浮之中的鄉民，是地方性確保了鄉村的主體性，而不只是城市的附庸和所要合并的客體。（張艷庭《當代鄉土小說現代性與地域性書寫的轉向：評王方晨<大地之上>的空間敘事與思想特征》）

艷庭的文化批評話語，沒有穿靴戴帽的客套，沒有四平八穩的左右逢源，沒有彎彎繞中的欲言又止，而是單刀直入，鞭辟入里，“砉然向然，奏刀騞然”，淋漓爽快，眼光銳利，把文本解讀的過程作為勘探發現文化新質、特質的過程。在對方方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的解讀中，艷庭結合巴赫金的復調理論，指出了作家這種“代言式書寫造成了對苦難的羅列和堆砌”，“把個體與群體等同，削弱了個體生命的真實性，也削弱了人物形象的真實性，損害了作品的文學價值”。艷庭又以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為理論支撐，指出方方小說中“文本壓抑所反映出來的是作者視野高于人物視野的等級關系”，“把小說中的人物變成了能指的符號，對人物本身的豐富性和真實性有所犧牲”。依據本雅明的小說敘事理論，艷庭點穴到位地指出作家因為“經驗的日益萎縮”，導致小說把苦難書寫“像消息一樣堆砌，帶來的只是對苦難應有震撼效果的消解”。（張艷庭《代言式底層文學寫作的敘事缺陷與文學癥候：以<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為例）精準的剖析，幾乎讓人有驚出一身冷汗之感。

艷庭以當代都市小說為礦源，以文化修辭學為鎬，以社會學批評為镢，勘探到了都市文化巖層的深處。在對都市文化垂直化的縱深打探中，發現“城市街區外表之下，有著濃重的鄉土社會的陰影”，在“現代性的交往價值對道德傳統的侵蝕”中，“傳統道德無法有效解決現代社會中種種關系問題”，“真正的道德并不是一種地點本質主義的產物，而是一種建立在差異基礎之上的主體間性的積極建構”。（張艷庭《王方晨<老實街>中的道德書寫》）外鄉人只有在“完成一種他者身份的轉化”中，才能成為一個城市的主體。（張艷庭《哲思現實主義與內斂的先鋒性：王威廉小說論》）在科層制存在的“等級碾壓”中，道德個體急速向權力個體轉變。(張艷庭《個體罪惡的時代審視與社會反思：評房偉長篇小說<血色莫扎特>》）艷庭一系列的文本分析，探入到了都市文化的毛細血管中，也為小說家的文學創作打開了可以無限騰挪跌宕的新空間。

傳統與現代的分野，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文化勘察點從鄉村位移到了都市。這種觀察點的位移，讓都市從背景變成了近景，從幻境置換為實境。當代人從羈旅行役的客居到都市一隅相連社區的蝸居，從時時刻刻的逃逸到半推半就的皈依。人倫、群體、精神、信仰被身體、個人、欲望、金錢、權力所替代，技術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也似乎順利成章地成為當代社會文化生產與消費的主潮，文化（學）書寫的主陣地也由鄉村轉移到了都市。巨無霸的都市不斷地攻城掠地吞噬一切，中國鄉村正處于風雨飄搖整體淪陷的境地。艷庭在對眾多當代都市小說進行文化勘探的同時，也把對都市文化的勘察，作為自己文學創作的重要立足點與觀察點。

艷庭的文化“修身”，也同很多學者一樣，緣于骨子里對文學情有獨鐘的熱愛，起步于詩歌、小說、散文的寫作實踐。作為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學人，艷庭沒有慣常老一代學學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城鄉二元對立情結，沒有割舍不掉的文化鄉愁纏繞，沒有痛徹心扉的兩棲文化身份的撕裂。對于艷庭而言，都市不再是文學書寫的背景，而是寫作的現場；不再是時時瞄準射擊的批判靶子，而是進行文化勘探、思想開掘、精神生長的主戰場。

艷庭的長篇小說《搖滾烏托邦》，不是對當代都市萬象的全景式呈現，而是在對一座“音樂之城”的烏托邦式敘事中，作者選取禮樂教化這一中國傳統道術，深入探討作為原本教化人心、“樂和民性”的音樂，在法、術、勢合力推動的“樂教”中，充滿魔力的音樂如何深深嵌入一座城市的治理體系中，讓城市變成一個音量巨大的音箱，時時處處左右著世道民心的向背，誘導著人們如飛蛾撲火般地助力于情欲的燃燒。艷庭把“音樂”作為描述當代都市喧囂聒噪、人性病變的隱喻，揭示出權力與樂教的內在關聯以及音樂與人性的糾纏，感觸到了當代都市文化的脈動和心跳。

如果說，《搖滾烏托邦》是艷庭管錐都市文化打出的第一個洞眼兒。那么，長篇小說《我是文藝青年》就是他觸摸都市文化脈動的“個案”。作為都市文化一方綠洲的象牙塔，艷庭在小說中呈現的大學文化生活圖景，迥異于王蒙小說《青春萬歲》中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個人與時代交融互浸的思想膠著；在所謂的“步調一致”中，急欲追隨與社會發展同步，自覺壓抑個性、情感所產生的心靈焦灼；在“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共同價值取向中，青春豪情的肆意揮灑與因城鄉差異而產生的文化鄉愁。

艷庭筆下的“跨世紀”大學生，誠如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出的“個體即是世界的存在”，世界的映照就是個體的存在，個體的任何表現形式都是成立的。校園不再是圍墻高筑庭院深幾許的封閉之所，而是作為都市文化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與都市文化的潮起潮落聲氣相通、同頻共振。都市不再是學者所批判的“一堆水泥”的冰冷存在體、一群孤獨者的集合體，不再是詩人王小妮所云的“太陽千辛萬苦/照不綠水泥的城”，而是抗拒社會規訓的自由奔放之地，情感更加開放，思想更加自由，個性更加張揚，就如小說中的大學生紛紛掙破校園之網，做一條游蕩于都市文化汪洋中的魚。可以說，艷庭的《我是文藝青年》是解讀跨世紀大學生都市文化生活鏡像的重要文本。

十分講究速度與效率的現代化都市，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當下都市文學創作的品質。艷庭的這兩部小說，也顯現著快節奏背景下的都市書寫特征：在不斷加速推進的細節呈現中，人物書寫缺乏應有的情感積累過程；在草蛇灰線的情節延展中，敘事缺少應有的針腳細密的連綴；在現代都市文化積累疊加的過程中，文化還沒有滲透到了人物的潛意識深處，人物形象缺乏與其社會身份相配的應有的文化溫度與高度。甚至，在速度效應的氣場氛圍中，這兩部小說的結尾都有倉促收場之感。

固然，在這個都市文學遍地開花蔚然壯觀的時代，艷庭對都市文化小試牛刀的解讀，還只是面包上切下的薄片，還只是隔簾相望的風景，其背后還缺乏有效的理論支持和載體支撐。與其小說創作相伴而行的散文創作，可看出艷庭文學生涯中“修齊治平”的又一個漸進過程。

作為一名職業散文讀者，我更喜歡艷庭在小說創作之余寫下的散文。雖然，在當下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四大文學品類中，人們貫用小說的分量與體量來考量一個作家的文學身份與地位，稱量一個作家在職業書寫中的重量，甚至有學者聲稱“現在的散文都沒有可評性”。但是作為“弱文體”的散文書寫更能看出一個作家心靈的真實度、情感的溫度與世界的關聯度。目前，散文的“大”與“小”，不僅是散文篇幅體量的大小，而是散文蘊含的思想含金量與精神能見度的大小，尤其是在這個散文寫作日益泛化，整個社會處于共情、共識的同質化時代，堅守真正文學意義的散文寫作，含金量和能見度成為鑒別散文品質高低的試金石。

艷庭散文書寫的空間多是公園、社區、街道、茶館、居室、辦公室、原野等，作為沒有間離之隔的“在地”寫作，打破了“離地”寫作中常見的城鄉二元地理壁壘，散文的能見度更加暢朗。消除了傳統“離地”寫作中主客兩分的情感錯位、精神對決，自我意識、獨語意識的主體性思考姿態更加從容，直面情致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多元性，“敢于重視其形成過程中的特殊性、偶然性和個別性”（范培松），就如艷庭的自白，“一定程度上說，我是在心頭背負文學的使命踏進生活的，我不斷試圖用文學的測量工具來探測不可測的生活”。（張艷庭《表演中的西西弗斯》）

艷庭散文書寫的時間多是春夏秋冬四季中都市的夜晚、雨中、雪中，這是從都市時間刻度中逃逸出的最柔軟的通往個體生活方式的私密時間。技術時代日益精確化的物理時間，削弱了人類反思的力量，因為“只有散步的節奏和速度才是適合于工作之外的生活”，而“沒有思考帶了的時間的寬度，品味不可能發生”。（艷庭《追趕慢生活》）作為生活在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當代學人，艷庭把散文書寫作為自己堅守的一種生活方式，意在向情感心靈世界的“內宇宙”開掘，以“我”觀“景”觀“物”觀“心”，他在“品味春天”、“夏夜茗香”、“城市手記”、“靈魂獨語”的諸多文字中，為自己構筑了一處可以安妥身心的暖巢，“公園里的許多空白之處，也都留下了我填充的詩句與文章”。（艷庭《生活中的一座公園》）

艷庭散文書寫的對象多是花草、木石、雨雪、書畫、茗香等，是從都市水泥縫隙中的旁逸斜出物，是都市生活中無關凡俗痛癢微乎其微的零散片段。艷庭以“邊緣”的姿態來對抗現實生活世界的集中性和完整性，這些“小”最能見出散文背后站著的艷庭，最能看見艷庭散文書寫中誠意表達的品質。艷庭以自我為書寫視角，以學人之眼細細打量被碩大社會網眼抖落掉遺忘掉的生活雜拌兒；以溫潤細膩的文筆呈現出碎片化時代到處布滿漏洞的生存之中留下的吉光片羽；以思辨之力咀嚼消化所遇所聞，并皆化為營養豐富的一篇篇文字。“雨水也讓我更加貪婪閱讀，文字以雨滴落向大地般的感覺落入我的心靈深處”。（張艷庭《雨中戀曲》）艷庭用文字包裹柔軟，以此抵御都市鈣質化的堅硬。

斯賓格勒曾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面對城市化不可逆轉的加速發展，城鄉邊界日趨模糊，鄉土文化的日益邊緣化、背景化，懷古就必然成為人們平衡身心、撫慰心靈的又一路徑選擇，重溫古典也成為諸多學人文化尋根的內驅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文化發展也在轉型中呈現多元化、世俗化、碎片化的特征，以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的文化（歷史）散文書寫為標志，散文跳出日趨窄化的書寫空間，擺脫生活的油膩與輕飄，以此獲得生活的清晰感、意義感。也許日益與生活現場隔離與個性化精神生活日漸游離的學術研究，遠水不解近渴，文化隨筆也就成為諸多學人守護精神純粹的“輕騎兵”，就如當代著名學人魯樞元先生所堅守的“性情先于知識、觀念重于方法,學術姿態應是生命本色的展露”那樣，余秋雨所言自己：“為什么要用散文來裹卷學術，只是希望能在枯燥的學理和考訂之間保持暢達的靈性，讓讀者感到親切。我相信，只有促成當代生命的親近，才能滋潤千年文本”。置身于古典空間中，執著于破譯“文化密碼”的艷庭，在一系列“訪古”中，“用更加文學化的寫作手法，來柔化那些理念的堅硬”，“試圖展現一幅景觀、歷史和文化交織的三維圖畫，既有文學性，也有一定的學術性”。（張艷庭《古典空間的文化密碼·后記》）

長期以來，在名為繁榮實為熱鬧的散文泛寫表象中，散文的容器其實很小，散文思想精神的能見度很低。遍觀當下泛濫的散文書寫，不外乎一方自然小景的粗糙書寫、一點生活瑣事的輕淺小感、一縷自戀式情感的淺薄傾訴，一種奶油面包式小情調的恣意放大，狹窄的視野，粗淺的認知，清湯寡水的文字，隨意躲避難度的散文書寫，造成當今散文的浮腫與虛胖。在這種喪失了寫作難度與高度的無限繁殖重復生產的“全民散文”書寫浪潮中，好皮囊千篇一律，好散文萬里挑一，在自然淘汰、自我優化的文本運作機制中，當下品相好、品級高的散文當屬學人散文。艷庭綜合了歷史學、建筑學、人類學、文化學、地理學、政治學等文化知識的“訪古散文”，是調動自身文化庫存、用足一身學術之力、狠下一番學術之功的文化隨筆，是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百花園式散文，是有容乃大、氣象萬千的復合式散文，是多歧路、多頻道、多聲部立體交叉的散文。

艷庭在“訪古”中不是見景就拍照的占有；不是吃吃小吃兒、聽聽小曲兒走馬觀花、浮光掠影式的“到此一游”；不是唱一曲思古幽情、懷古傷今的“登幽州臺歌”，而是“勘古”、“探古”、“品古”的深度體驗與感知。在“皇城相府”中，探明“陳廷敬就是依靠建筑空間的巧妙處理，獲得了更大的空間權力”；在“康百萬家園”中，發現康家的“留余”思想，是“妄圖用道德來保證家族富貴的長久，財富的流傳，保證個人的健全與存粹”。艷庭的“訪古散文”以知識奠基，以思辨著色，以審美提質，思想跌宕，精神搖曳，古樸厚重，超越了一般性“游記”的藩籬，開拓了游記游記書寫的新空間，增重了當今文化散文書寫的分量。

學者劉軍認為，“優秀的散文家大概都是一種退卻的姿態”，“從社會退到個人的內心，守護了內心的誠實和本真”。都市齒輪高速運轉的背后，都有預先設定好的精準的運作程序，它要求每個人各就其位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地按照程序有節奏地運動。游離于這種公開、強制性的程序之外，以“游蕩者”的身份與都市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當下諸多“訪古散文”書寫者的文化抉擇。作家青青撰寫《訪寺記》一書，是為了“朝一座神圣的山，拜一座寧靜的寺，安一顆不安的心”；作家馮杰感嘆，人住在城里，神住在鄉村。學者汪民安認為，“城市也只有在游蕩者的眼中，才能展開自身的秘密”，以此避免自己所珍視的東西被削弱或者摧毀。艷庭在《平遙：一座古城的三種形態》一文中夫子自道：“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想去尋找那里的古跡，尋找屬于它的歷史。在有歷史的地方居住，像在時光中也找到了落腳點。”艷庭所尋找的“落腳點”，也是當今學人尋找的精神著陸點，也就是作家殘雪所言的努力培養“以人的身份開口說話的習慣”。他在這種訪古的游蕩中，以福爾摩斯探案式的敏銳感知，時時保持著對同質化生活的高度警覺，也為自己的文化勘探保留一個有待開掘的處女地，也如錢穆先生在《讀書與做人》中提出的兩個最大的理想和目標：一是培養情趣，二是提高境界。

作為新一代學人，艷庭沒有傳統學人那種寄身都市一隅的溶血之痛和劍拔弩張的緊張。艷庭的學術生命成長一直伴隨現代都市文明的推進，其對都市文化的勘探，也就順理成章自覺地成為其學術使命，這種緣于血緣、地緣與業緣的天然鏈接，也讓其對都市文化的學術態度是溫和的接納和對等的平視，也如福柯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種具有“批判性質疑”品格的“精神氣質”。對于福柯來說，現代性從根本上意味著一種批判精神。

實際上，面對都市文化，這種“批判精神”一直伴隨著都市文化發展的進程。以中國現代化發展為例，20世紀90年代直至新世紀初，學術界掀起的都市文化批判熱潮不減。依筆者有限的閱讀范圍，讀到的就有高小康的《都市發展與非物質文化傳承》、《狂歡世紀》，王德勝的《文化的嬉戲與承諾》，劉士林的《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以及由其主編的《都市文化原理》，章妮的《三城文學都市鄉土的空間想象》，姚文放的《當代審美文化批判》，包亞明的《后大都市與文化研究》，陳立旭的《都市文化與都市精神》，張欽楠的《閱讀城市》等，這些著述從審美文化批判視角開啟了對現代化都市文化批判的序幕，揭示了都市文化中官方意識形態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叢落的形成與分流的鏡像。

伴隨著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高歌猛進，作為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都市“行客”“倦客”，也早已變成了常住居民，面對置身其中潮起潮落的都市文化，逐漸消解了批判的火氣，黯淡了批判的鋒芒，減緩了艾凱所言的“持續焦慮”，平心靜氣地走近都市文化的深處，開始了羅丹所言的“從深度上觀察現實”都市的個案解讀，如汪民安的《感官技術》、《論家用電器》，劉士林的《六千里運河二十座城》，易中天的《讀城記》，賈平凹的《老西安》，陳平原的《故鄉潮州》，嬰父的《二七塔：一座城市的精神造像》，馮杰的《閑逛蕩：東京開封府生活手冊》等，這些專著以詩人余光中先生所倡導的以“知性做脊椎的感性”，以易中天所言的“城市的個性和魅力是我們讀城的向導”，以阿德里安·福蒂所言的“鋼筋水泥土的現代一體性”為視角，對現代都市做更有溫度、寬度、深度的文化解讀。這也是艷庭“解剖城市”所發生的時代文化語境。

回看艷庭的都市文化勘探歷程，有一個若隱若現的路徑。從小說視野中都市景觀的形象呈現，到散文視野中的都市細密書寫，再到文化隨筆視野中的訪古探秘，直至“批大卻，導大窾”的城市解剖，艷庭的都市文化勘探，視野更開闊，力度更大，切入點更精準，其集大成式的都市文化隨筆分量最重、信息量最為密集。

熟悉的地方沒有景色。面對朝夕相處奔走于其中的都市，整日裹挾在都市生活洪流中習焉不察的我們，其實對自己所生活的都市知之甚少甚淺，對都市景觀的龐大堆積缺乏應有的生命體察。“訪古”歸來的艷庭，目光逡巡于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都市，“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在都市文化的肌膚、腠理和骨髓間，著手于一次次“解剖城市”的文化手術。在靜謐明亮的無影燈下，刀刃向里細細切開厚厚的文化脂肪，沿著都市肌體的臟腑經絡，刀鋒直指光怪陸離都市表象下隱藏的病灶，發現“一個商品所占的空間越大，往往意味著它的商業價值越高”；（艷庭《大型百貨商場：圣殿或魔都》）驚嘆“每一個獨立的商品都是一段經由語法編碼的文章段落”；（艷庭《超級市場：市民的購物美學》）驚呼“在這個對物進行編碼的過程中，廣告制造了人們的欲望”。（艷庭《廣告：商品符號與精神欲望的編碼》）

艷庭的都市文化勘探之旅，既是對熱鬧繁華都市的“祛魅”，同時又是對面孔單一、情感冷漠城市的“復魅”。艷庭勘探出了一座文化內涵豐盈、深藏多重文化秘密的“新城”，一座內有風骨、精神吊詭、誘人解讀不盡的“幻城”，一座讓人甘心蝸居一隅又讓人時時逃逸的“圍城”，一座讓人欲望熾烈、深陷其中欲罷不能的“魔城”。讀艷庭的這本《解剖城市》，總讓人產生陷入龐大而深邃城市文化與空間理論中不能自拔之感，乃至讀后再打量我們生活的都市，慢慢產生了像艷庭破譯都市文化密碼的沖動，大有看城不是城又看城還是城之感。

記不清自己是從什么時候起，對學術感興趣的。年紀還輕的時候，腦子里想的總是文學創作。從高中時期對詩歌的癡迷，到大學期間發現了小說，一根筋地只想寫作小說與詩歌。那時候雖然學的也是漢語言文學，但我的興趣總是在作品本身，沒有將學術研究納入自己的規劃。甚至那時候有些看輕學術，覺得文學創作的意義更大。因為看到文學研究都在文學作品產生之后，覺得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也只能排在文學寫作之后。

青春期對文學創作的熱情，是我覺得自己后來很難再超過的。許多個時刻，當我面對白紙或電腦空空的屏幕空坐時，總是想起以前寫小說的那種勁頭，仿佛可以把自己整個生命投入進去；那種寫作的順暢，仿佛整個生命都在文學的虛構與想象中得到釋放與融通。還記得當時在老家寫作一個長篇小說的結尾，老家院子里下起了雨，植物都被淋濕了。我走進院子，讓雨把自己淋濕，后來又回到屋子里，在窗邊看雨。這個景觀雖然是常見的，但在那一刻，我覺得有什么東西，突然一下子被改變了。因為這個小說的結尾，我覺得仿佛整個世界都發生了變化。而在這種變化中，院子里那一刻的景觀卻似乎被永恒地固定在了我的記憶里。多年之后，我似乎還可以感受到滿院子那濕漉漉的綠意。這是想象與虛構對個人普通生活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意義。

但這樣的創作熱情和創作狀態，并沒有一直持續。初入文聯工作的幾年，長時間的公文寫作和機關單位的環境及規則，抑制了這種熱情。還有工作時間的擠壓，使我也不再有那么大段的空白時間。那時將文學看得過于重，反而使我無法靈活地調整自己的時間和策略。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接觸到了許多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人，也接觸到了更多的觀念，有許多在不自覺中滲透了我的頭腦中，思維也變得復雜起來，總是有諸多的矛盾在我思想里碰撞。由于一些特殊的人和事，我被困在人際關系中，仿佛進入無物之陣，無法擺脫四周看不見的糾纏。幾年時間，我都處在一種壓抑的狀態中，文學創作也再沒有了之前那樣的熱情與靈感。

后來，依然是文學創作將我從那種狀態中解放或者拯救出來。主要是散文這種文體。我逐漸放下了小說的復雜和詩歌的天馬行空，開始寫起了身邊日常化的小事小物。這種日常化的具體事物滋養了我。它們單純、自在而又獨特。在書寫它們的時候，我擺脫了自我內耗，成為了我所書寫的萬事萬物。這樣的寫作起先仍是以短小的散文為主，后來逐漸加長。我的閱讀，也從小說轉向了更多的學術理論和思想文化著作。從這些書籍中，我的散文寫作像獲得了思想養分的滋養，不斷地生長，變得強壯。而我像餓極了的人一樣，大口饕餮那些理論著作，從文學理論一直擴展至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哲學。散文隨筆文體的包容性也逐漸凸顯出來。和小說需要在情節結構上精心營造不同，也與詩歌在語言上精心營造不同，散文有著更多的自由度，我可以將一切納入自己的寫作。

這一時期，我也擔任了報社特約記者和編輯，寫作通訊與報告文學。通過這樣的寫作，我學會了采訪，更貼近觀察生活的細節，也從單純的小我中走出，走向蕓蕓眾生。我也從自己生活的狹窄圈子中走出，去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在不同的環境中生活著的人。

這些經歷都在不斷地改變著我的寫作，制造著我慣常寫作中的矛盾：我一方面獵取生活中優美典雅的詩意，一方面又抵制這種詩性的淺描。作為一個現代詩歌寫了多年的人，我明白更具現代感的詩并不產生于對古典式優美的描摹，而是產生于對模式化語言內部的爆破和對日常語言所固定意義體系的撕裂。當書寫那些風花雪月、亭臺樓閣等優美的事物時，我又想要去寫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真實與殘酷；當我的筆觸屢屢伸向鄉村與自然，我又想到更應該書寫自己最熟悉的城市，然后我的閱讀又延伸到本雅明、波德里亞、羅蘭·巴特等等。

我的寫作就在這些矛盾之間不斷碰撞調和，屢次感覺到知識與文學之間的矛盾。當我把筆觸又伸向遠方，寫遠方的名勝古跡，我對歷史、建筑等知識有了更多的涉獵。遠方并不是要獵奇，還要更多的知識。但真正需要知識的并不只是這些不熟悉的遠方。熟悉那些知識后，我反而開始更加在意自己生活中相關的知識。

人是一種追尋解釋甚至自我解釋的動物，對于自己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事物，都會有一種想要解釋的本能。對事與物的解釋，可以使一個人的生活擁有意義的秩序，一個人也因此生活在有秩序的世界，同時也是一種有意義的世界。所以說人是一種尋求解釋的動物，也是因為人是一種追尋意義的動物。這些意義，讓人不僅擁有自我，更可以擁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中，包括了他者。

由文學向哲學或理論的轉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為，對自我意義的尋求，轉向了對他者意義的尋求。早年的文學閱讀中，自我的感受至關重要，而在后來的哲學或理論閱讀中，自我的感受成為了一個背景，或者縮小為其中的一部分。這與哲學或理論知識更具抽象性有著深刻的關聯。

在對學術和理論的不斷學習中，尤其是讀研讀博期間，自我的感受逐漸縮小，而一個更宏大的世界逐漸進入我的世界。讀博期間，專注更成為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一個詞語。我學習并深刻體會到了專注力對于為學的重要價值。為了能夠專注于學術，我幾乎停掉了文學的寫作。

也是這樣一種專注的學習，讓我進入到一種獨特的快樂或幸福狀態。在文聯工作時，曾跟人說，感覺最快樂的一段經歷就是在大雨中窩在家中看了一天的書。這其實是一種高度專注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也是極易產生心流的狀態，也是我為何會深感幸福的原因。

這種由快樂至幸福的語詞的轉換，也并不是空穴來風，或單純的對他人的炫耀。工作時，曾與一群喜愛讀書的人搞讀書會。其中的一次就是關于何為幸福的討論。當時，我也閱讀了許多論述幸福的書籍，其中最認同的是羅素的說法。羅素認為，幸福就是人感受到自我的無限可能的狀態。這個說法，也許是我在閱讀羅素對幸福的感受性和動態性之后的一種自我總結。而極度專注時的心流狀態，既帶來一種深刻的感受，又意味著對某一事的專注，所帶來的是對此一領域的精進，而這種精進帶來的是更多的可能性。

但在工作期間，我因為事務繁多，得到這樣的心流的機會并不多。而在重新回到學校讀書之后，這樣的機會開始多起來。沒有那么多繁雜事務，完全投入地讀書，使我不斷地進入到這種狀態，成為我所擁有的獨特的幸福時刻。

在這忘我的學習中，我對人的自我的認知也有所變化，對其情境性有更深的認同與體會。即自我并不是固有的，而是由所處的情境所決定。雖然這一關于自我的認知對于文學創作也很重要，但是我更多地把自己置于一種學術和學習者的情境中：不斷地聽課，不斷地交流，不斷地讀書，不斷地寫作。這一情境論認知，讓我地把自己在學術之路上推得更遠。我對世界的諸多經驗也導向了多種解釋的法門，不斷地重新思考和解釋自己曾經經歷的世界和事件。這個世界也逐漸超出了我的直接經驗，而不斷與我間接經驗過的世界相聯接。學術、理論、思想，給我打開了一個個新的世界，讓我不斷沉迷。這也許就是學術的魅力。維特根斯坦說過，你的語言就是你的世界。我逐漸通過學習到的更多的概念和話語來認識更廣闊的世界，對它具有意向性的同時，還可以去思考、認知和解釋它們。這讓我的世界不斷拓展認知的邊界。雖然這個時期的我，因為學術而暫時遠離了文學寫作，但其實又有其合理的邏輯。文學創作時期，我就提出過綜合寫作的理念，不斷拓展自己文學寫作的邊界。只是這一次，我在德勒茲和希利斯·米勒等人的催促下，走得更遠了一些。

博士畢業后的暑假，我回到了熟悉的環境中，經歷了一次自我觀念的波動，這是不同的人生經驗之間的不調和，以及相互沖突。我發現很早以前的那個我并沒有徹底消失，在特殊的境況下還會出現：很早以前那個思維僵固的我，在別人的打壓下形成強烈自我懷疑的我，經歷過嘲笑而在意他人目光的我。這些我和讀博期間那個向可能性敞開大門的我，知道世界之遼闊的我，靠自信克服了學術之路上一個個未知困難的我會發生沖突，甚至會在特殊的情境中占據上峰。同時這也是一種思維所帶來的困境，即試圖通過思考來解決情感、心理和未來的未知性問題。這是學術學習中，我對大腦和思考的過度依賴的負面結果。我也意識到，那些我似乎掌握的理論和思想，其實只是淺薄的思維層面的掌握。

在單純思維所帶來的混亂中我逐漸意識到，完整的人并不只是理性與思考，也不是只運用大腦就足夠，還需要更多的對心靈與直覺的傾聽與感受。與思維相較，經驗的意義和價值也許更值得重視。在這種人生經驗的斷裂與變化中，怎樣去認識自我，又如何去讀書與寫作？面臨這樣的問題的我，從項飆所說的“以自己為方法”中受益頗多，而王汎森先生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也讓我重新思考學術與生活、文學創作之間的復雜關系，它們并不是完全矛盾的。我之前對文學寫作的完全放棄而全部傾注于學術閱讀與寫作，可以成為某個時期的策略，卻不能夠成為人生的完全轉向。我逐漸地去接受之前的我，也是接受自己文學創作與學術寫作的雙重經驗，以此二維經驗來使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加豐富。生活也不只是由一個個目標分割和主宰，而是應該有自己的系統，是日復一日的當下，而不只是為了某個未來的準備。這些想法使我逐漸地能將文學寫作和學術研究相互統合，但這樣的統合，仍然是在進行中。文學寫作與學術寫作，都是我重要的生命經驗，也分別給我打開了不同維度的豐富的世界。如果說它們有共通之處，那么它們共有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創造本身。

■原載《快樂閱讀》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