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中國人為什么“不講邏輯”?

趙汀陽，男，1961年出生，廣東汕頭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大學畢業(y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畢業(yè)。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互動知識中心主持，第三批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差不多100年前，面對中國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識精英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出一種“大拒絕”的姿態(tài)，并召喚“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這兩個神靈降臨中國。

今天，中國似乎已經(jīng)在經(jīng)濟上“崛起”，但被階層固化、貧富懸殊、道德滑坡、公平正義缺失的陰影所籠罩。而在關乎“中國走向”的公共爭論中，不講邏輯的非理性情緒四處泛濫。政治、社會、經(jīng)濟結構的風險驅(qū)之不散。

“現(xiàn)代化焦慮”，尤其是“民主焦慮”，又把很多人攫住。

為什么中國的現(xiàn)代化、民主大業(yè)如此艱難？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這是因為，從古代開始，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中國就缺乏“邏先生”（邏輯），一路演繹下來，終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中國人不太講究邏輯的思維方式妨礙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這種聲音一口咬定，中國絕大多數(shù)公民與邏輯的距離，就是中國與世界現(xiàn)代化的距離。

思考時是否要按邏輯來，真和一個國家、民族的現(xiàn)代化、民主有關系嗎？為破解窒息這個社會的諸多困局，今天中國人在思想上該檢討什么？該如何去思考？

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作為哲學家，他對影響到了西方和中國在“想什么”、“如何想”的問題上，有著深刻洞見。

中國人不缺邏輯能力，而缺訓練

記者：不講邏輯好像是現(xiàn)在中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公共領域的爭論，多自立場開始，以人身攻擊結束。而某些政府部門“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的背后，其實也是耍賴，不講邏輯。

還有另一種不講邏輯的方式。大家習慣了玩類比、玩隱喻、玩象征、玩暗示來“講道理”。我們從小就被訓練玩各種文學的修辭手法。這些在思想上會有什么后果？

趙汀陽：和你一樣，我也不同意依靠玩這些文學手法來“講道理”。它們可以制造趣味，但不適合用來論證。把“修辭法”（亞里士多德說的）用于論證，就容易形成詭辯或胡說。希臘人很擅長修辭法，就像他們擅長邏輯一樣，古希臘的許多“群眾領袖”喜歡在廣場使用修辭法蠱惑人民。亞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辭法會遮蔽真理。

記者：類比估計是很多人最常用來“講道理”的了。比如“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的諺語。這樣干時，我們好像沒有注意到有一個“賴爾峽谷”：不同范疇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從A的成立證明B成立，必須先證明B和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邏輯上可以等值”的橋梁，才可能通過這個“賴爾峽谷”。

趙汀陽：我倒不反對諺語。諺語所說的無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沒有論證，諺語使用修辭法不是在論證，而是為了制造有趣的表達效果，各國的諺語都差不多。至于現(xiàn)在為什么許多人不講邏輯，我無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許是為了饒舌，為了有趣，為了胡攪蠻纏，為了回避真相，為了欺騙，等等，總之是故意不講邏輯。

但我還想使用韓非的可信賞罰理論稍加解釋：如果做某事就總能夠獲得可信的回報（物質(zhì)回報或榮譽回報都算在內(nèi)），那么人們就會紛紛自動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傳能夠獲得可信回報，那人們就會熱衷宣傳，如果追求真理沒有可信的回報，追求真理之人就會減少。

記者：在邏輯思維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國。黑格爾說，邏輯在中國就玩不轉(zhuǎn)了。愛因斯坦則認為，中國沒有西方科學的兩個基礎，即形式邏輯和通過系統(tǒng)的實驗找出因果關系，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列維-布留爾更狠，暗示中國古人的那類“天人感應”純粹就是“原始思維”，說古代中國的那些“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以及諸如此類的浩若煙海的百科全書”，全是扯淡。對于這些說法，您是怎么看的？

趙汀陽：每一個邏輯學家都會跟你說，黑格爾才不講邏輯。黑格爾想象的是“辯證邏輯”，那是邏輯的反面教材。辯證法是一種形而上“語法”，請允許我使用這個不太準確的說法，辯證法在邏輯上無用，但在哲學上是有用的，可以用來發(fā)現(xiàn)事物所暗含的“別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經(jīng)過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爾“辯證邏輯”在中國似乎頗得人心，不知道黑格爾會有何評論。愛因斯坦的說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釋。而列維－布留爾的說法恐怕基于對中國思想的無知，無需多論。

記者：說“中國人邏輯不行”，似乎和以前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中國人不聰明”屬于同一個偏見系列，而后兩者早被證偽了。如何也證偽前者呢？

趙汀陽：邏輯能力來自何處？這是個問題，直覺主義數(shù)學家們相信邏輯來自數(shù)學，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許多哲學家相信邏輯其實是語言的一種深層語法。這個看法比較容易理解，事實證明，只要有語言能力，就必定有邏輯能力。我會同意說傳統(tǒng)中國重視思想?yún)s不重視理論，而且也不重視邏輯訓練。但邏輯訓練不夠不等于沒有邏輯能力。

情感問題不能用邏輯來抬杠

記者：一直有人指控說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是從古代經(jīng)典文本開始的。最先是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說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萌生，和《易經(jīng)》有很大關系。然后是其它人，說《易經(jīng)》、《論語》、《孟子》等充斥著大量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

趙汀陽：前面我說了，中國古代經(jīng)典多數(shù)表達的是思想，不是理論，有些觀念之間不一致也不足為奇，而且還必須考慮到，生活本身充滿矛盾，因此，表達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實反映了生活。這不是不講邏輯。

記者：孔子說過“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有人問：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兩年、四年？沒有任何理由。這有點類似于“辯證法”的一個邏輯困境：為什么是一分為二，而不是一分為三、為四？如何評價這些指控？

趙汀陽：就為什么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別的選擇這個事情而言，我想說，這里并沒有什么邏輯問題，只有文化或情感問題，而且要考慮時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會考慮到今天的生活節(jié)奏，恐怕就不會推薦三年了。當年孔子為什么推薦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許是與父母養(yǎng)育嬰幼兒的時間大致對稱，當然不是嚴格對稱，只是一個在感情上大致對稱的選擇。如果在這些事情上用邏輯來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學術為何物，也對情感缺乏體會。

記者：按這種說法，前面我們所談到像“天人感應”之類的神秘主義觀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不講邏輯”來打發(fā)？

趙汀陽：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識論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天人感應”，如果作為知識論斷，顯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還是個問題。就歷史語境而言，天人感應恐怕并非知識判斷，而是虛構的一種政治壓力。先秦社會的自由空間比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夠形成對統(tǒng)治的政治壓力，但秦漢以來變成專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虛構天人感應之類的政治壓力新維度，似乎也是一種貌似合理的選擇。當然，董仲舒?zhèn)兪欠襁@樣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維的最大區(qū)別

記者：我們同意，邏輯思維必須講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國古代的一些經(jīng)典文本，好像喜歡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經(jīng)》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說是“可說”的意思，而您說是“有規(guī)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與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個觀點，說“中國古人的知識追求與超驗問題無關，基本上是以生活問題為界的知識追求，即使是那些關于自然萬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陰陽五行之類，也是關于生活知識的藝術注釋，決非‘科學’探究”。

我不知道，這是否可以理解為這樣幾個問題：中國古人其實不喜歡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國古人對關于世界本質(zhì)的知識論追求沒有興趣—因為這樣，因此也不太講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邏輯？

趙汀陽：古代中國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類生活問題上，倫理、政治、戰(zhàn)爭、和平之類。不過西方思想也同樣關心這些問題。如果說中國和西方思想有哪個最大區(qū)別，我愿意說，西方思想尋找永恒的、絕對的、不變的、完美的、完備的、終極的概念，西方的兩大根基思想，希臘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絕對無私的犧牲（耶穌）、絕對純潔的母親（圣母）、千年不壞的城堡、絕對無瑕的鉆石、無敵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著永恒、超歷史、無變化，而邏輯最適合談論此種概念；古代中國的思想意圖在于理解永遠流變的、不確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狀態(tài)。易經(jīng)、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設完美概念，而重視永遠在途中的“存在狀態(tài)”。

記者：如何理解中西兩種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趙汀陽：舉個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爾定理挫敗了數(shù)學的完備性和一致性夢想（數(shù)學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經(jīng)讓數(shù)學家們擔心真理永遠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國數(shù)學家或哲學家聽說了哥德爾定理，一定不會感到煩惱，而會相見恨晚，以老子的觀念看，不完備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實上，只要一件事實或問題涉及“無窮性”，就必定不完備或不一致。

易經(jīng)想象，陰陽需要動態(tài)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處；在老子看來，存在如水，沒有哪一個存在狀態(tài)是絕對好或好到不可變化的。這種“在路上”的狀態(tài)沒有邏輯既定的必然性，永遠分叉，永遠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壞事變好事。這種思想與有沒有邏輯能力無關，而是思想問題和意圖不同。

記者：您的“天下體系”理論就是試圖給當今世界超越?jīng)_突不斷的“無政府狀態(tài)”提供一種思路，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關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異。

趙汀陽：“天下體系”試圖解決康德的和平理論所不能解決的全球化問題。在方法論和基本理念上確實有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論都是從國際條件去尋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轉(zhuǎn)過來的，是從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條件。我相信“天下體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論，可以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比邏輯更重要的是理性

記者：邏輯學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確定的7門基礎學科之一，可見它的重要性。您曾經(jīng)做過兩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日”中國項目的策劃，對中國人提高邏輯思維能力有什么樣的期待或建議？

趙汀陽：前面說到了，人人都有邏輯能力，但邏輯水平可以提高。邏輯學教學應該有助于邏輯知識的普及。不過，擁有邏輯知識并不能保證有效地應用。我見過一些邏輯學博士，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們熟知邏輯定式和推導技術，但似乎只在進行抽象符號演算時才顯示出思維的邏輯性，而在思考其他問題時卻并無優(yōu)勢，甚至有時很不講邏輯。這個怪事使我意識到，邏輯不僅是一種技術，而且還是一種態(tài)度，準確地說就是理性態(tài)度。如果缺乏理性態(tài)度，多高的邏輯技術都無以致用。

因此，與其學會邏輯技術，還不如學會理性態(tài)度更重要—毛澤東時代有過“學一點邏輯”的運動，似乎并無明顯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學到理性態(tài)度，我不知道。也許至少需要意識到兩點：自己喜歡的觀念未必是正確的；正確的觀念需要論證或者證據(jù)。（作者：趙汀陽、石勇；來源：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