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國家安全戰略的十個震撼啟示

美國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猶如一顆重磅炸彈，在相關領域引發強烈震動。這并非是美國對其外交政策原則、抱負和優先事項的常規性公開闡述，更像是一份為全新美國項目擬定的宣言。相較于以往，這份戰略更為狹隘、黨派化色彩濃厚、內顧傾向明顯且極具個人特色。以下是從這份戰略中，我們得出的關于美國如何看待自身在世界中角色和地位的十個關鍵結論。

第一，戰略核心聚焦總統，而非美國整體。多數國家安全戰略至少會努力將美國塑造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避免摻雜國內政治因素。然而，此次戰略卻將黨派分歧與總統本人置于核心位置。它將“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視為第一任期的延續，稱這是“必要且受歡迎的修正”，將開啟“一個全新的黃金時代”。文件還把特朗普稱作“和平總統”，宣稱其憑借卓越的談判能力，在全球八場沖突中積極斡旋，爭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包括推動加沙戰爭結束，讓所有活人質回歸家屬懷抱。在此過程中，國家戰略與政治競選活動相互交融。

這一現象意義重大。當國家安全戰略將總統置于主角地位而非國家整體時，制度戰略與政治信息之間的界限便會變得模糊不清。這不僅會改變盟友評估美國可靠性的方式，影響機構對戰略指導的解讀，還會讓對手難以判斷美國政策的連續性，不再局限于個人層面。

第二，美國目標收縮至“核心國家利益”，明確摒棄冷戰后由美國建立并主導的自由秩序。該戰略將外交政策定義為“保護核心國家利益”，并強調這是文件的“唯一關注點”。它批判“美國外交政策精英”追求“美國對整個世界的永久統治”，指責美國被“所謂的‘自由貿易’、全球化和跨國主義”所束縛，這些因素導致美國中產階級空心化，主權遭到侵蝕。與以往用民主促進和規則秩序的語言來包裝美國力量的策略不同，此次戰略通過強制手段、雙邊主義和交易性合作來重新定義領導力和權力。此時的美國，并非要退出世界舞臺，而是試圖通過欺凌手段和利益交易來鞏固自身權力。

第三，移民問題被提升至核心國家安全層面。文件直言不諱地指出，“大規模移民時代必須終結”，“邊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它將大規模移民描繪成犯罪、社會崩潰和經濟扭曲的驅動因素，呼吁主權國家攜手合作，“阻止而非促進不穩定人口流動”，并嚴格控制移民接納對象。實際上，這使得邊境管控和移民執法成為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視角，而不再僅僅是眾多關注點之一。這對美國的軍事部署、外交活動和資源分配產生了重大影響。若邊境安全成為首要任務，那么印太、歐洲和中東的任務優先級將讓位于半球執法。這一策略并非僅僅是表述上的改變，而是重新調整了威脅與危險的層級順序。

第四，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凸顯，西半球地位提升，暗示全球兵力部署將調整。該戰略表明，美國將“確立并執行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旨在確保西半球免受“敵對外國入侵或關鍵資產被掌控”，同時維護地區穩定，防止大規模移民，保護關鍵供應鏈。目前尚不明確拉丁美洲在該計劃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是作為外部合作伙伴，還是處于美國安全輻射范圍之內。文件預示著美國全球軍事存在將“重新調整”，從被認為不那么核心的戰區撤離，轉向應對半球內的緊急情況。地區優先級劃分清晰：美洲居首，亞洲、歐洲和中東雖仍重要，但如今要與官方的地緣優先級展開競爭。這實際上是門羅主義邏輯被重新利用，服務于人口控制和經濟民族主義目標。

第五，保護美國文化，“精神健康”和“傳統家庭”被列為核心國家安全要求，基督教民族主義和副總統的影響顯著。文件堅持認為，“美國精神和文化健康的恢復與振興”是實現長期安全的前提，并將其與一個“珍視過去榮耀和英雄”、由“日益增多的強大傳統家庭”撫養“健康子女”的美國聯系在一起。如此一來，美國被塑造為所謂傳統價值觀的捍衛者，而歐洲則被認為缺乏“文明自信和西方身份”。

文件的措辭與以往國家安全戰略中對價值觀和社會凝聚力的常規致敬截然不同。它將文化和家庭重新定義為明確的國家安全問題，把國內文化政治納入國家安全決策范疇。

第六，文化戰爭上升為國家安全的主導邏輯，通過將意識形態和文化爭議視為戰略性問題來體現。文件譴責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是制度腐朽的根源，并將其上升到國家安全問題的高度。然而，爭論并未局限于人事政策層面，而是進一步擴展，試圖定義文化凝聚力、政治身份，甚至社會變革，將其作為戰略可靠性的衡量指標。這一點在歐洲部分表現得尤為突出，戰略暗示一些盟友之所以與美國漸行漸遠，是因為其政治領導力失敗、公眾對烏克蘭戰爭政策不滿以及歐洲民主存在所謂結構性弱點。文件還推測歐洲的人口和文化變化，以此質疑未來歐洲政府是否會與美國在聯盟觀點上保持一致。該戰略并未證實這些說法，而是用這些表述暗示文化對戰略伙伴關系至關重要。

這呈現出的并非對盟軍能力或政治意愿的傳統評估，而是地緣政治可信度的文化考驗。被認為對公眾輿論反應不足的歐洲政府，被描繪成壓制合法民主訴求的勢力。它們與華盛頓的政策分歧，被視為更深層次的文化或意識形態偏差的證據。因此，該戰略將盟友民主國家內部的政治辯論視為美國監督的范疇，同時堅持嚴格隔離美國國內政治免受外國影響。這種不對稱性揭示了一種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文化政治成為國家治理的工具。它使美國能夠通過意識形態兼容性，而非機構能力或共同利益，來評判伙伴的內部秩序。在此過程中，該戰略將文化戰爭納入聯盟管理，把國內文化敘事當作戰略工具，而非單純的政治工具。

第七，“金穹”導彈盾被確定為戰略目標。該戰略要求打造“下一代導彈防御系統——包括為美國本土構建一座金頂穹頂”，以保護美國、其海外資產和盟友。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分層本土導彈防御設想，遠遠超越了傳統上對敵對國家有限防護的關注范圍。事實上，這是一種教義層面的轉向。若從字面理解，這意味著需要大量的工業投入和巨額資金。那么，其中的權衡是什么呢？是削弱力量投射能力，還是縮減軍隊規模？任何全面的導彈防御嘗試，都會破壞既定的核威懾邏輯。繼續推進這一計劃，將引發莫斯科等對華盛頓尋求先發制人優勢的擔憂。

第八，長期以來與盟友分擔負擔的項目，如今演變為負擔轉移，核心是北約國家在2025年6月海牙峰會上承諾將GDP的5%用于國防。以往的戰略雖也要求美國盟友承擔更多責任，但此次策略更進一步。“美國像阿特拉斯那樣支撐整個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文件宣揚一項“海牙承諾”，要求北約國家“承諾……將GDP的5%用于國防”，這是盟友已認可且“必須”達到的標準。這不僅僅是強制要求，更會影響聯盟的凝聚力。它將順從視為獲得政治恩惠的條件。若這一要求得以執行，將在歐洲乃至更廣泛地區引發嚴重的預算和政治沖擊。

第九，主權主張原則更為強硬，同時對國際機構持懷疑態度。該戰略原則強調“國家至高無上”，誓言抵制“最具侵略性的跨國組織侵蝕主權的行徑”，承諾“改革”這些機構，使其“協助而非阻礙個人主權，促進美國利益”。它還警告外國試圖“利用我們的移民體系，在國內建立忠于外國利益的選民集團”。通過將僑民政治界定為國家安全威脅，該戰略模糊了反情報與國內政治競爭的界限，這一舉措在以往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從未出現過。文件中關于主權的主張暴露了雙重標準：美國的主權不容侵犯，而特朗普政府卻不介意介入盟友的國內政治辯論，尤其是德國。

第十，經濟民族主義和再工業化成為安全戰略核心，而非邊緣因素。文件稱培育美國工業實力是“國家經濟政策的最高優先事項”，強調強大的制造業基礎對和平時期和戰時的權力都至關重要。它承諾以漢密爾頓式的精神重新平衡貿易，保障關鍵供應鏈安全，確保美國“永遠不會……依賴任何外部力量”來提供關鍵的國防或經濟投入，并將能源部門定位為領先的出口引擎。因此，產業政策、關稅和供應鏈控制并非與戰略相互分離，而是成為治國的核心工具，與傳統軍事工具同等重要。然而，這其中存在矛盾。關稅驅動的再工業化需要龐大的聯邦支出，而該戰略還要求擴大國防預算。此外，“永遠不依賴任何外部力量”在某些領域，如制藥前體、鈷和稀土等，在不重塑全球市場的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些結論共同勾勒出一份將“美國優先”的經濟與移民政策、強硬的半球學說以及國內政治目標融合為一體的國家安全戰略。不過，這一戰略在實際執行中究竟能產生多大影響，目前尚不明朗。總統及其核心圈子此前也曾提出過戰略中的所有原則。對于盟友和對手而言，令人震驚的不僅是具體政策內容，更在于美國如今以一種更加個性化、內顧傾向更強且更為狹隘的方式看待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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