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里的管理制度為什么越來越嚴格？

大學里的管理制度為什么越來越嚴格？流程越來越復雜，制度越來越細，審批越來越嚴，文案越來越長。辦一件小事都能被N張表格堵住，請個假要經過3個人同意、蓋3個章，做個大創的PPT比項目本身都還厚。

但為什么會越來越累贅？人為什么越來越被流程“保護”？管理者為什么明明知道這東西效率低，卻不敢取消？要講清楚這個事兒，我們必須從一個最底層的邏輯說起：人性不能被試探，制度從來都是被“嚇”出來的。中國的制度從來不是簡單憑善心、良知而建立的，制度永遠都是在假設“不信任人性”——你不信任人性，就只能用制度來鎖死人性；你越不信任人，制度就越嚴；制度越嚴，漏洞就越多；漏洞越多，補丁越多；補丁越多，制度就越臃腫。大學制度今天的臃腫，本質也是這套邏輯。

要理解現在，就必須從制度演化的原點說起。比如秦國為什么能橫掃六國？不是靠嘴皮子，不是靠大道理，而是它把人心看得太透了——人不怕講道理，人怕有代價。制度不嚴，就有人鉆空子；處罰不重，就有人吃虧。

所以秦國干脆來了一套極端制度，比如連坐法，一人犯法，全家全族連坐；比如告奸制度，你不告發別人，就是和他同罪，人人互相盯，人人都是攝像頭；再比如什伍制，五家為一伍，互相監督，跟今天的實名制加網格化管理是一樣的。

再比如軍功爵制，秦朝的官不是靠考試，不是靠人才選拔，而是靠殺敵立功，殺一個人升一級，就這么簡單粗暴。這套制度有一個特點，不是精細，而是極端；不是文明，而是鐵拳。制度越極端，就越容易反噬自身。

你知道商鞅是怎么死的嗎？不是被政變，不是被反對派，而是被他自己制定的制度給抓的。商鞅逃難時，想在旅店借宿，店家按照秦律要求，必須查“客籍”，也就是現在的實名制登記。不過他那個登記可比現在復雜多了，現在是一個身份證就行，而當時，沒有推薦人、沒有證明文件，就不給開房。這是誰制定的規矩呢？正是商鞅本人。于是他被當做可疑人員舉報，然后被車裂分尸了。

秦制告訴我們制度的第一條規律：制度太粗暴，會反噬自己。所以后代想走精細化治理，但精細化的第一步，就是“補丁邏輯”。于是來到了制度2.0時代——漢朝。漢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訓，不能再靠殺敵升官了，要文明一點。

于是推出一套新的制度叫察舉制，由地方官推介人才做官：有孝道舉孝廉，有才學舉賢良，有政績舉秀才。大家一看，這制度文明多了，德行、能力、名望全考察。但問題又來了，制度只要牽扯到人，就一定會被人性所改寫。

察舉制的漏洞在哪兒？有關系的人優先，有錢的人優先，本地豪族的兒子優先，真正的寒門讀書人，越來越沒機會。越規范，越不公平；越透明，越容易演戲。于是，漢朝就開始補——補監督流程，補問責機制，補資格審查，補考察制度，補投訴反饋。越補越復雜，最后被逼成一句流傳千古的評價：“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制度補丁越多，公平就越難，這就進入了一個死循環：制度越補越厚，漏洞越來越多，然后繼續補，無窮無盡，制度這個“怪物”就開始野蠻生長了。

這個“怪物”在隋唐被推向了下一個版本。既然漢朝把察舉制補到爛尾了，那隋唐干脆來一個制度升級——別讓官員舉薦了，搞考試吧。于是，隋煬帝首設進士科，唐朝將科舉制度推向成熟。這套制度的革命性在于：不靠關系，不靠家族，不靠背景，全靠考試，看似比察舉制公平多了。

但制度永遠逃不過那句話：你怎么規定，人就怎么“演”。雖然隋唐時期還沒有八股文，但科舉制度已經開始出現一個危險傾向：既然有考試，就有標準答案，而且標準答案越來越重要。詩賦要押韻、要工整，策論要言之有物、要符合時政，文章必須得體，不能太個人化。

這就是制度第一次“模板化”的苗頭，它帶來了兩個深遠影響：一是官員開始由“會做事的人”變成“會考試的人”；二是制度開始從“靠人判斷”轉向“靠程序篩選”。而這，也正是現代大學制度的前身——你材料寫的是不是標準格式？是不是按照模板上傳的？是不是按照規范提交的？事情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符不符合制度要求。

但在繼續往下講之前，我們必須先解釋一個現代人常聽到但很少有人真正搞懂的概念：什么叫做程序正義？程序正義不是把事情辦成，而是事情辦成的方式必須正當。白話說，程序正義有四個核心：流程要公開，必須告訴別人要怎么走；標準要一致，不能說一套做一套；責任要明確，誰拍板誰負責，不能推來推去；結果要可追溯，出了問題能查回去。

程序正義的初衷是好的，不讓權力隨意，不讓決策任性，不讓辦事靠感覺。但程序正義有一個天敵，就是它極度依賴材料、證據、流程記錄存檔。一旦社會進入流程化，程序正義就有可能失控膨脹，變成今天大家都討厭的形式主義。

這個轉折點在宋朝。宋人的執政理念非常明確：“寧可天下事不成，不可天下理不清。”意思是，不問你事情辦沒辦成，而是問你流程是不是走完了。因此，材料要齊，程序要對，流程要全，責任要明確，檔案要存檔。宋朝的官僚體系把程序正義推到了極致，結果是什么？

沒有人敢拍板，每個人都害怕擔責。宋朝的官吏大量時間不是花在治理國家，而是花在整理材料、寫文書、走手續上。你再看今天的大學：大創項目推進不了，因為流程沒走完；請假批不了，因為材料不齊；活動辦不了，因為少蓋了一個章；開個會，要記錄、要復盤、要留痕。是不是如出一轍？

宋朝的制度“怪物”越長越大，在明朝達到了“文書地獄”的程度。朱元璋對制度的執著堪稱人類史上的奇葩。為了防止腐敗，他規定：文件必須三道工序，文書必須四級審核，每件事必須寫十幾種材料，還有東廠、西廠、錦衣衛三套監督體系（當然，朱元璋時期沒有東西廠）。關于政績冊、責任冊、履職冊、留痕冊，明初四大案中有一個叫“空印案”，就是個典型的離譜案例。

朱元璋為了防止貪污腐敗，要求每一筆賬、每一個開支、每一個流程都必須有據可查。這個“據”是什么？不是隨便什么人寫個條子就算證據，得蓋章，而這個章在那會兒叫“印”。可是，那么多細碎繁瑣的流程，為了互相監督、防止貪污腐敗，導致當官的真是累成狗。

他們為了趕工作進度，提前弄好一堆空白公文，先蓋上章，日后再補材料——畢竟當時交通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多不方便。要是哪里搞錯了，騎著馬一來一回就為了送一份修改后的文件，真是把人搞死了。同學們如果不理解，可以想象一下：輔導員給了你一些空白的蓋了章的假條，你想請假就自己手寫，每個人每個月三張，這樣想請假就不用總麻煩輔導員了吧？輔導員是不是爽死了？你是不是也爽死了？但你要知道，制度這么嚴，能防得住腐敗，卻防不住人性。

結果朱元璋一查，發現全國官員幾乎都在用空印，你猜怎么樣？幾十個官員被處死，幾千人被問責，數萬人被牽連，全朝廷幾乎沒人敢動。可是你仔細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空印？難道是官員真想違法嗎？不是的，是制度把他們逼到只能違法。流程太多，材料太復雜，一天就24個小時，怎么辦？只能先蓋章、先推進，再慢慢補文書。

這不是腐敗，是被制度逼出來的生存方式。朱元璋看不懂，以為官員都壞，但官員心里苦啊：“我讀書是來做事的，不是來天天寫材料的。”結果發現日常基本工作都干不完，更別提為人民干點實事了，只有時間干這些材料。

這就是明朝制度的本質：朱元璋是個“卷王”，他就要求手下所有公務員都是“卷王”。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案爆炸”時代，明朝官員每天不是在治理國家，而是在寫材料自保，就跟今天的大學是不是一樣？活動辦不成沒關系，材料清不齊才關鍵；教學好不好不重要，課時材料有沒有簽字才關鍵。

明朝極端制度最后導致了政策癱瘓、決策滯后、管理崩潰、項目推進靠拖，是不是像大學里某些拖死人的審批？踢皮球踢到你不想走審批流程。而你們說，這不就是形式主義嘛。

清朝接手明朝的制度后，沒有選擇刀刃向內改革（注意，不是說清朝統治者是“蠢材”“流氓”，每個時代的制度選擇都有其復雜性）。就像一個人突然當了大學校長，未必敢把原有制度改一遍，沒有足夠的治理經驗和文化積淀，無奈之下只能照搬。這一照搬，直接把形式主義卷到了極致。比如和珅貪污，貪到幾乎半個國庫都在他手里，但制度能查到嗎？查不到。為什么？

因為制度只查一件事：你的賬本合不合規？你的文書符不符合格式？報表完美等于沒有貪污。現在有個詞跟這個行為很像，叫“合理避稅”——你咋能說我逃稅呢？即便我主觀上想逃稅，但客觀上我沒違規，一切符合流程。

第二，地方災情，下面餓殍遍野，上面寫的是“風調雨順，百姓安居”。為什么？因為流程要求層層把關、層層審批、層層審核，誰傳遞壞消息誰擔責，所以誰都不愿意讓壞消息掛在自己名下，影響政績。

第三，科舉制度真正可怕的不是考生作弊，而是制度本身就提供了一種“造假式的公平”。八股文寫得再空洞，只要格式對、套路對、立場對，你就是國家需要的人才。你有沒有真才實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寫出的文章像不像制度心中的標準答案。（我說的是明清，沒說現在。）要知道，在明清時代，尤其是明末開始，科舉舞弊層出不窮：押題、泄題、代筆、做記號、花錢買名次……形式上是公平考試，內容上早已變成了模式化表達加人為操作的結合。

這把制度推向了一個很荒誕的方向：不是看誰最有能力，而是看誰最會迎合制度；不是考才學，而是考模板化表達。是不是很像今天的大學？你材料做得再有用，不如格式對；你項目做得再認真，不如PPT做得好。你有沒有真實成果不關鍵，關鍵是能不能寫出上頭想聽的話。

所以，清朝就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形式主義王朝。你今天在大學里經歷的每一個痛點，本質上都不是今天才有的。大學制度之所以越來越繁瑣，流程越來越復雜，審批越來越慎重，是因為大學繼承了中國制度史的全部基因：它繼承了秦的極端責任、漢的推薦異化、唐宋的模板化加程序化、明的文書地獄、清的形式主義巔峰。

大學是一個最怕風險、最怕輿情、最怕擔責、最怕出錯、最怕被問責的組織，所以大學的制度邏輯只有一條：我不怕你事兒沒辦好，就怕你事兒辦砸了賴我。大學制度的終極目標不是讓你順利做事，而是讓學校的風險最小化。你覺得制度繁瑣是麻煩，但學校覺得制度繁瑣才安全。

我們雖然在用學校舉例，但相信大家可以延展到很多領域。這里就不展開了，咱們只討論一個事兒：為啥制度這種東西會越補越厚？因為制度不是為效率服務的，是為風險對沖服務的。制度越厚，風險越小；流程越多，責任越薄；材料越復雜，事故越能甩鍋。

所以制度永遠只有一個方向：從粗暴到補丁，到細化，到復雜，到程序化，到模板化，到形式主義。現在的大學還沒有完全形式主義，處在第5和第6個階段之間，部分高校已經完全進入形式主義階段了。

說到這里，我們終于要聊到一個關鍵問題：為什么程序正義在大學里沒有死掉，形式主義卻又無法徹底取代它？因為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極其微妙但極其真實的平衡。程序正義要的是讓事情有章可循，讓權力不亂來，讓結果可追溯，讓錯誤能糾偏，本質是保障公平；形式主義要的是材料齊全、流程完備、字數夠多、風險轉移，本質是保障安全。大學為什么兩者都要？

因為程序正義不夠，學校會亂；形式主義太多，學校會死。大學要穩又要動，要安全又要辦事，于是就形成了今天這種詭異的景象：程序正義撐著制度往前走，形式主義拖著制度不倒下；程序正義讓大學不至于混亂，形式主義讓大學不至于擔責。二者一個撐著效率，一個守著底線，互相討厭，卻又離不開對方，這就是制度的微妙平衡。

是什么把程序正義慢慢推向形式主義？原因不是壞人，也不是能力差的人，真正的原因就兩個字：怕。怕風險，怕輿情，怕被攻擊。在大學，每個人都清楚：你越敢拍板，越容易出錯；你越敢簡化流程，越容易被問責；你越敢破例，越可能惹麻煩；你越敢相信人性，越可能被反咬。

于是所有人都開始學會一種生存智慧：我不怕你事兒辦不好，就怕你事兒辦壞了賴我。所以程序越做越多，表格越寫越厚，材料越補越復雜。程序正義本來是為了讓事情辦成，最后變成了證明“我沒責任”。這就是制度從正義滑向形式主義的真正動力。

我們身處其中該怎么辦？很遺憾，你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你改變不了制度，改變不了流程，改變不了文化，改變不了問責鏈條，但你能改變一件事：別人愿不愿意為你冒那么一丟丟風險。在一個形式主義泛濫的系統中，你唯一能做的是讓別人敢為你簡化流程。怎么能讓別人敢？

你把信息準備得越完整，老師就越敢幫你拍板；你把材料整理得越規范，輔導員就越敢替你頂一下風險；你越不嫌麻煩，學院就越愿意為你開綠燈；你越靠譜，別人就越愿意在制度的冗余中為你省一點程序。說白了就一句話：流程不是為你準備的，但人有機會為你破例；制度不會對你溫柔，但個體有時候會。這就是“后制度時代”普通人現實可行的生存方法。

但是，這個辦法有一個致命缺陷：它只能改變你的處境，不能改變制度的走向。你能讓自己的流程更順，卻不能讓流程變少；你能讓輔導員愿意幫你，卻不能讓學校少要一份材料；你能讓自己活得不那么窒息，卻不能阻止制度繼續膨脹。它改善的是你的體驗，改變不了程序正義被形式主義一點點吞噬的事實。換句話說，它是個人的出路，卻不是制度的出路。

所以真正讓人無力的，不是制度，而是你很清楚程序正義本是一種文明的進步，卻眼睜睜看著它在現實里一步步變成形式主義的外殼。程序正義是為了讓事情有交代，形式主義是為了讓自己有交代。在理想狀態下，程序正義是骨，形式主義只是皮；而在很多學校、很多單位里，皮卻變成了全部，骨頭反而看不見了。你現在跑的每一道流程，簽的每一張表，填的每一個系統，表面上看都是在保障程序正義，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是在喂養形式主義。

這就是整個話題最諷刺也最扎心的地方：我們本想用程序來約束權力，最后卻用形式把自己困在了程序里面。

所以，最后只能給你一個不那么爽但相對誠實的結論：制度的進化是一個極慢、極復雜、極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程序正義和形式主義會長期共存、互相拉扯。咱們作為個體，短期內改變不了這一切，能做的只有兩件事：

第一，看清它，不再天真地以為這是哪位老師心血來潮在為難你；

第二，在看清之后，盡量讓制度對你的個人傷害降到最低。

至于更大的那部分——讓程序正義重新壓制形式主義，讓制度回到“為辦事負責”而不是“為免責負責”——那不是一個學生、一個輔導員、一個老師能完成的事。但不代表這句話不值得反復說，不代表這個問題不值得一遍一遍講給下一批學生聽。因為你至少要知道，你現在討厭的，不只是某一張表、某一道審批，而是長期歷史中權力運行、人性博弈的復雜產物。你可以不喜歡它，但你起碼要讀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