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先生那段“三天讀書,三天砸石”的少年時光,只覺手中書頁如有千鈞。歷史的風,從1958年河南的那座小城深處吹來,似乎仍能聽見鐵錘擊打礦石的鈍響,看見暗夜里少年們拉動滿載磚塊板車時繃緊的脊梁。這一段被“民辦初中”標簽所輕描淡寫的歲月,絕非勵志故事中輕飄飄的序章。那是一代被時代巨浪篩漏的靈魂,于命運夾縫中,以血肉之軀為自己鑿開一線求索微光的絕地抗爭。
這求索之光,穿透了六十年歲月煙塵,最終在《百家講壇》的鎂光燈下,淬煉成一種不可方物的風華,也為我們燭照出一種超越成敗的生命哲學:那以血肉之軀“拉”出來的知識與人生,往往更能觸及存在的根本;那在時代篩選中沉潛的力量,終將在文明的河床上,沉淀為最堅不可摧的“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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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曾以冰冷的“成分”之篩,試圖將王立群與他的同伴定義為無足輕重的“渣滓”,拋擲于體制的邊緣。那所民辦初中,儼然一個被遺棄者的收容所。然而,恰恰是這遺棄,成就了最嚴酷也最本真的鍛造。求知,在這里剝離了一切浪漫的想象,與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最粗糲的體力付出血肉相融。
平板車把上勒出的血痕,砸礦石時飛濺的火星與血滴,并非知識的對立面,而成了知識得以扎根生長的、滾燙的現實土壤。這讓我們不得不深思:文明傳承的偉力,果真只存于窗明幾凈的殿堂之內么?當知識不再是一種“賜予”的資格,而成為一種需要以汗水、疼痛甚至風險去“換取”的生存必需品時,它對心靈造成的印記,以及對“學問”二字的理解,是否會更逼近其本質?
少年王立群們“不拉就得失學”的處境,恰似一個文明在極端境遇下的微觀隱喻——文明的存續,從未理所當然,它永遠需要一代代人用實實在在的“力氣”去拉動,去捶打,去在困頓中牢牢守護那一點不滅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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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們看到一種奇崛的“置換”在歷史夾縫中完成。當主流通道對他們關閉,他們卻在自己用血汗開辟的崎嶇小徑上,意外地獲取了體制教育難以賦予的“真經”。那不只是數理文史,更是一種嵌入生命肌理的堅韌,一種對現實大地沉重呼吸的切膚感知,一種在沉默勞作中對精神超越的無聲渴求。這不禁令人遙想司馬遷之厄、蘇武之困、王陽明之貶,東西輝映,古今同慨。
歷史一再昭示:所謂“淘汰”,有時恰是另一種更具深意的“遴選”;時代篩落的,未必是糟粕,而可能是文明為應對未知風暴而預埋的、飽含生命力的“火種”。那些被砸傷的手指,拉車時沉重的喘息,都內化為一種理解世道與人心最珍貴的“前理解”。這使他在日后解讀汗青、品評人物時,筆下能有筋骨、眼中常含溫熱,因為他懂得歷史長河中,每一個浪花底下真實的沉重與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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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當花甲之年的王立群立于《百家講壇》,其風度翩翩、縱橫捭闔背后,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種迥異于書齋學者的厚重底蘊。那不僅僅是學養的積累,更是生命能量經六十年高壓與磨礪后的“破繭”釋放。他的“破繭”,絕非簡單的逆襲,而是一種深沉的“回歸”——將少年時期用身體力行的方式所驗證的生存哲學、將半生沉潛體悟的史學智慧,以一種舉重若輕的方式,饋還給更廣闊的大眾。
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從捶打礦石到品鑒《史記》,這條曲折的路徑,恰是一個生命將苦難“反芻”為智慧,將壓力“結晶”為風骨的完美詮釋。他用一生證明,真正的“名士風流”,其根須必須深扎于苦難與現實的土壤;真正的“見識高深”,也必然經歷過生活鐵錘的千擊萬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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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先生的故事,如一壇由時光與磨難共同釀制的瓊漿,其味醇厚,其意深遠。它讓我們在感動與敬佩之余,更獲得一種審視歷史與人生的深刻視角:文明的火種,常存續于邊緣;生命的風骨,多淬煉于夾縫。那些拉車的夜與砸石的日子,并未隨風逝去,它們已化為其學術血脈中最沉潛也最活躍的力量,成為一種“低調做人”的謙卑與“高調做事”的擔當。
這提醒著我們,在衡量成功與價值的標尺之外,始終應保有一份對“夾縫中生長”力量的敬畏。因為,正是無數這般于無聲處堅韌求索、于捶打間鍛造風骨的靈魂,共同構成了文明長河最深處,那沉默而堅實的河床。這河床,任憑浪潮沖刷,依舊托舉著人類的智慧之光,緩緩流向無盡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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