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憶張政烺師二三事

1946年北大復員后的史學系中出現了新氣象，增加了張政烺(字苑峰，1912—2005)、鄧廣銘(字恭三，1907—1998)等一批年輕教授，張先生當時才三十四歲，是教授中最年輕也是最博學多才的。當時先父鄭毅生先生(天挺，1899—1981)任史學系主任，他經常夸耀這批年輕人，并引為自豪。1936年，張先生和鄧先生都畢業于北大史學系，后來兩人都去過史語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鄭先生亦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負責人，故他們間的關系是親密無間的。正如張先生在懷念鄭先生的文章《忠厚誠篤·誨人不倦——悼鄭天挺先生》中所說：“回顧與他半個多世紀的交往和友情，往事歷歷在目，音容笑貌，縈繞腦際……我常常為他的嚴謹的學風、忠厚誠篤的高尚品德、誨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動和激勵。”

抗戰期間張先生曾在西南聯大歷史系兼過課。當時鄭先生與張先生亦不斷有學術上之磋商。1940年，鄭先生將他1938年在蒙自所寫的《 <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一文修改完畢，隨即寄給張先生征求意見。不久，張先生即回信給他，對該文深為贊賞。據《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1940年9月12日記載：< pan>

日前以所作《附國之地望與對音》一文就商于張苑峰。今日得復，有“敬讀三遍，獲益實多。辭文周密，不能更贊一詞。附國吐蕃，隋唐異稱，容有部族消長、種族更代之事。要之，附國之當為發羌，當在康藏，今后自可無疑義矣”之語。贊許逾實，甚以為愧。

隨后稱贊張先生“其所謂‘部族消長，種族更代’,甚有見”。

我認識苑峰師是在1946年秋冬之際的一個星期天。那天，我陪父親毅生先生由西四去西單商場購物，路過甘石橋郵局旁一舊書店，見一瘦高身材、穿藍布大褂極具學者模樣的人，見到父親，連忙鞠一大躬，并寒暄了幾句。我極感詫異，事后問此先生為誰，父親說，他就是剛來史學系工作不久的張政烺教授。

1951年夏我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9月11日是個星期二，乃是新生報到的第二天，上午我與傅同欽先后去紅樓二樓史學系報到。說來真有緣分，同欽的學號是2251007,我的是2251008。這個學號中的第一個2,是代表文學院(1是理學院);第二個2是代表史學系(1是哲學系);51是指1951年，07、08是新生的排號。當時一共報到三天，我們第二天去的，才排到7、8號，說明大家報到并不踴躍。當年全班錄取四十一人(報考博物館組十人),實際報到三十五人，另有別系轉來的病號生一人，共三十六人(女生十二人),其中真正想學歷史而第一志愿報考的只占二分之一，全班分四組，每組九人。那年課程設置及入學時間均屬正常，即9月10—12日報到，9月13號為正式上課日，上午要舉行開學典禮，馬寅初校長也準備講話，后來不知何故，典禮被取消，馬寅初校長未講話。原本上午三、四節的史學文選課，余遜(讓之，1903—1974)老師以為要開大會，沒來上課。因此我們的第一堂課就是第二天張先生的中國上古史了。

次日9月14日周五上午三、四節是中國史一，即中國上古史，張先生與新生見面了。也是我班同學第一次上課。同來聽課的還有史學系二年級原博物館專修班的多名同學，現在想起來的有俞偉超、鄭振香、王笑儂等人。王承詔兄當年由哲學系轉到史學系二年級，故也來聽此必修課。史學系三年級的湖南同學王琦兄也來聽課。所以上課的人不少。可見當時聽張先生課的人，日后都是學有所成的專家。如精通甲骨文的王承詔，擔任考古學領導的俞偉超等，都很了不起。比之他們，自嘆不如之甚。

張師與大家初次見面，沒架子，說話很謙和、隨便，并不太愿意立即開始講課，而一開始很愿意與我們聊天閑談。他先問王琦：“你怎么來了?”王說：“我想學考古，故想再聽聽上古史。”隨后向新同學問這問那，我們這些新生則膽怯至極，只能呆如木雞，大多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兩句，氣氛有些拘謹，但還是喜聽他聊的。當他知道田玨兄是揚州人時，他的話匣子打開了，興趣大濃，一會兒說什么瘦西湖如何如何，一會兒又說揚州的古跡，滔滔不絕，就這樣，很快一堂課就過去了。第二堂課，張師聊心正濃，意猶未盡，還想聊，但苦于同學都不大敢發問。這時，二年級的一些同學如鄭振香等小聲地說：“快講吧，講吧!”又候了半天，張師才開始講起來，先講古代社會分期，即中國古代奴隸社會轉入封建社會由何時開始。如范文瀾如何說，呂振羽如何說，侯外廬如何說，講的都是當時的馬列學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特別提到唐蘭先生。他說，唐蘭認為封建社會應由東漢開始。此后張師才開始講正題。現在想來，他所以如此說，一是他對唐的尊敬，二也是唐的論點與當時張師的“魏晉封建說”有相近之處。不過張師在講課中，并未道出自己的觀點。張師的課，內容特別豐富，完全表達了他自己的學術觀點，雖然有時有些亂，拿起一卡片，又換另一卡片。但“真貨”頗多。

現在有人一回憶張師講課，總說講得散漫，但我卻很喜歡張師的課，每次都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正中。當時有給上課老師遞條子的習慣，提問題或者建議，而第一排正中的位置就在老師的講臺下面，最適合遞條子。的確，我給張師遞過條子，希望張師多講，多照自己意見講。當時有個同學開玩笑說：張師轉個身、甩個手，鄭克晟也能記下來!同班楊杰諷刺我說：張先生放個屁，你也記。張師講課不用講稿和卡片，而是用隨手抄的紙片，大小不一，拿起一片紙就講，這對我們這些還不大會記筆記的新生來說，確實有些困難。因為中學時我們本無記筆記的習慣，都是抄黑板，而現在碰到凡老師講都要筆錄，很不習慣，生怕記不全。于是，我乃先用白紙速記講課內容，課后還須用同樣或更多的時間謄在筆記本上，這樣筆記才顯得清楚易懂。但我的筆記記得全，整理也好，所以當時有許多同學喜歡與我對筆記。我特別珍惜當時上張師課的筆記。聽說1952年北大遷到城外后，張師講課很少表達自己的觀點了，故我的筆記猶足稀罕。我一直珍藏著聽張師課的筆記，工作多年后，仍然帶在身邊，舍不得扔掉，直到1970年，全家下放農村，變成人民公社“新社員”,要求除“毛著”外，其他片紙不留，才不得不割愛處理了。

張師上了四周課，就到江西參加土改去了，系里安排余遜師接著講秦漢史。到了第二年5月末，張師“土改”歸來，大約6月中教師忠誠老實運動后，又開始補講先秦史，一共又講了六周。張師學問淵博，當時講課還無多大顧慮，還完全講自己的觀點，所以同學都覺得過癮，也希望他多講。同學已知課講不完，建議張師每周四節改為每周六節，他同意了。這樣六周等于九周，但課還是只講完春秋，未來得及講戰國。7月底課結束，8月1日考試。記得是年7月初郭沫若之《奴隸制時代》出版，我傾一周之時間讀完。張師考卷中，有一題涉及分期，我舉郭之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為分期標準之新說，得九十三分，而其得意弟子王承詔才九十分。這是8月中下旬在溫泉時，博物館專業王笑儂告我的。我聽后極高興，乃寫片寄府學胡同26號，說以天挺先生為首的18號的同志們，如何如何，說自己得九十三分，而王承詔得九十分，鄭某人太不簡單了，等等。當時之幼稚、狂妄如此，今天思之，可笑之至。

1955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現為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工作。到歷史所報到后，我與同欽都分在了明史組。第二年張師也調到了歷史所工作，他在先秦史組。雖同在歷史所，但辦公室相距較遠，仍與張師不斷見面。1956年夏張師到我辦公室，特地問我正讀何書，我說正讀新版的《醒世恒言》。他馬上來了興致，于是把每章內容如何，細說了一遍，如數家珍，也如談其他業務書一樣興奮。當時歷史所還實行導師制，即每位導師帶幾位年輕人。當一位年輕人問張師應先讀何書時，張師答：你愿意看什么書就看什么書。那位年輕人聽后不大以為然，認為不大負責任。1958年春歷史所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時，還貼出大字報，認為張師“以不變應萬變”。其實熟知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幾十年就是這樣過來的。

1957年五六月間，歷史研究一、二所諸年輕人，聽說兩所每年都有研究經費一萬元，于是紛紛要求去外地短期參觀，增加感性認識。當時張師所帶的中國古代史組已經去了西安、洛陽等地。明清史組則打算去山西陽泉(土法挖煤)及河北高陽(土法織布),但并無任何資料可尋。正在猶豫中，張師所帶領的古代史諸人恰由西安等處回來，并說路過曲阜。張師乃向明史組的王毓銓先生說，曲阜存有明清時期不少資料，正待整理，你們何不乘此機會快去了解一下。于是王先生就帶我們十數人去曲阜參觀，果然見到了眾多資料，并在幾天時間，抄了許多資料目錄，收獲頗豐。后來20世紀60年代楊向奎等先生與曲阜當地學者合作整理《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到20世紀80年代，先后由山東齊魯書社出版了三編，影響很大。

20世紀60年代，傅同欽調入張師在歷史所主持的《中國歷史圖譜》組，這正是向張師學習的好機會。圖譜組年紀大的先生多，大多博學多才，加之張師“無為而治”的性格，使組內氣氛活躍，大家都很開心，真是“寓教于聊”。每逢開會，在聊天中得到很多知識。可惜，在圖譜組工作沒幾年，就離開歷史所到南開歷史系了，直到退休。記得20世紀70年代，南開歷史系為了配合教學，編輯了一部中國古代史講義，其中插圖方面由同欽負責，順利完成任務，這首先要歸功于在歷史所張師領導下的圖譜組。

20世紀80年代初，南開歷史系成立博物館專業，由同欽負責。她首先向張師請教，隨后張師每逢到南開來，我們都會去看望他。

1996年5月下旬一個上午，我與同欽去北京永安西里看望何理路、馬默怡，同時去永安里張師家中探望，張師正在樓下小院中觀看花草。當時他還認識我們，唯耳朵有些重聽，這是我們最后見到張師了。如今張師辭世也已經七八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還時時浮現眼前，他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2002年7月10日初稿于東村42號之幻乂齋(此齋名乃北大一年級時在三院所起)2011年12月4日補充

(原載張世林主編《想念張政烺》,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3月版。有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