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戰略咨詢機構「國際政治風險分析」(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isk Analysis)創辦人Samir Tata近日撰文指出,即便中國制造業在未來二十年完全停滯,美國仍幾乎不可能追上中國在制造體量與產業體系上的整體優勢。
其文章援引世界銀行最新數據指出,2024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高達4.7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約25%; 相較之下,美國制造業規模僅約2.9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約10%。
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整體經濟規模已達33.6萬億美元,明顯高于美國的25.7萬億美元。
進一步推算,中國制造業實際產出約為8.4萬億美元,是美國2.6萬億美元的三倍以上。
Tata 指出,這樣的落差并非賬面數字,而是「系統性能力」的差異。 在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工業帶,一支智能手機所需的上千個零組件,幾乎都能在一小時車程內完成配套。
從芯片封裝、屏幕模組,到電池組裝、整機測試,中國的產業鏈高度集中,使制造業具備極強的實時反應能力。
這種高度制造密度,是美國當前低密度、高成本且高度碎片化的工業生態難以復制的結構性優勢。
反觀美國,其經濟結構早已深度金融化與服務化。盡管坐擁蘋果、英偉達等全球頂尖科技品牌,但其硬件生產幾乎全面外包至亞洲。
美國企業長期專注于設計、品牌與軟件生態,將高資本投入、長周期、低毛利的制造環節戰略性外移。
這種模式雖一度推升資本報酬率,卻也導致本土制造能力明顯退化,包括技術工人短缺、供應鏈韌性不足,以及基礎工業品高度仰賴進口等問題日益浮現。
制造業回流政策陷入現實悖論
分析指出,近年來,美國試圖透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以及高額關稅手段推動制造業回流,但政策執行卻陷入多重矛盾。
一方面以補貼吸引臺積電等企業赴美設廠,另一方面卻對關鍵設備與零組件加征關稅; 一邊要求企業去中國化,另一邊又因財政赤字壓力縮減長期政策承諾。
更為關鍵的是,美國兩黨輪替造成產業政策難以延續,使企業難以做出十年以上的長期產能投資決策,嚴重影響制造業重建的可行性。
相較之下,中國對制造業的戰略定位始終明確且穩定。政策方向高度一致。
面對美國的技術封鎖,中國也迅速轉向自主可控路線,包括中芯國際加速先進制程研發、北方華創等設備廠快速補位,以及長江存儲在NAND快閃存儲器技術上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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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中國也通過稀土出口管制與關鍵原材料調控等非對稱手段,形成對外部壓力的實質反制。
此外,Tata強調,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不僅為本土企業提供從試錯、更新到放量的完整市場閉環,還形成了以市場換技術、以規模降成本的獨特優勢。
例如,比亞迪藉由國內新能源車市場迅速壯大,寧德時代依托龐大的本土電池需求躍居全球龍頭,皆為典型案例。
Tata 直言,制造業并非靠政治口號就能重建,而是仰賴土地、能源、勞工、工程師、供應鏈、基礎建設,以及長期且穩定的政策耐心,而這正是中國過去四十年持續累積的核心資產。
他在文章結尾總結指出,美國或許能在特定尖端技術領域維持領先,但在整體制造生態的廣度、深度與韌性上,中國已建立起難以逾越的護城河。
Tata 表示:就算中國明天按下暫停鍵,美國若要跨越這道差距,所需的不只是資金,而是一場徹底的國家級再工業化革命,而在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下,這幾乎不可能發生。
來源:鉅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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