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區域國別研究，構建惠及世界的國際傳播

靳戈翟崑
“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加強區域國別研究，提升國際傳播效能。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更大貢獻。其中，推進全球治理變革對全人類的影響最為根本、最為廣泛，是“大國樣子”的歷史性闡釋與刻畫。知識體系構成關于世界秩序的認識基礎，包括經貿、教育、傳媒在內的廣義國際傳播是形塑特定知識體系的必要環節。以重塑知識體系補齊國際機制短板、推動全球治理秩序變革，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國際傳播工作的世界性歷史使命，也是國際傳播效能尤為顯著的體現。

現行國際機制的三大短板——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權威性遭到侵蝕、有效性亟待提升，歸根結底是“物質世界”的問題。只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國際傳播在推廣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糾正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歷史性不公、鞏固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共識、凝心聚力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這是因為，如果全球治理的問題、議程、規則被少部分國家解釋，國際傳播的議題優先級被少部分國家設定，那么這種知識與傳播上的不平等最終會向政治經濟領域傳遞，最終導致全球治理中的各種“不公平”。構建堅持主權平等、堅持國際法治、堅持多邊主義、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力求實效的全球治理新規則，首先要形成體現這“五個堅持”的世界知識基礎以及配套的傳播體系。當代中國區域國別研究是一門在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形成”理論指導下發展起來的大國學術，其內在動力是中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知識需求，也在客觀上孕育著惠及世界的知識與傳播體系。

惠及世界的國際傳播關照不同國家地區發展利益，需要區域國別研究提供關于世界的知識，在“講各國故事”中“講中國故事”。20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上批判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代表個別發達國家利益、忽視其他國家發展訴求，試圖以一種知識代替其他知識，以一種模式否定其他模式。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世界歷史是“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的歷史，中國知識分子設想的文明交流互鑒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場景。符合世界歷史趨勢、契合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國際傳播故事，是像中國式現代化一樣，從具體經驗出發探討一種普遍的可能性，使各國知識在傳播中相互借鑒和促進，共同為解決全人類問題作出更大貢獻。其基礎是對不同國家地區“具體知識”的發現與尊重。

區域國別研究是以某一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學術研究，聚焦源自本土自然稟賦、歷史階段的價值與經驗，形成關于一國一地區的具體知識，為惠及世界的國際傳播提供充分的故事支撐。各國故事匯聚成了世界故事，構成了生機盎然、和諧美麗的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國作為故事的講述者，在世界上獲得更多聽眾、贏得更多認同，“講好中國故事”也因此獲得了世界意義。

惠及世界的國際傳播心系全球治理的新規則新方案，需要區域國別研究提供“可能的知識”，產出有益于人類交流互鑒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世界歷史上的大國，無一例外都曾是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主要供給方。從奠定一國大國地位的角度來看，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也是一種“國之重器”。能否提供與國力相應的高質量公共知識產品，是衡量大國實力和大國外交影響力的一個關鍵指標。

當前國際機制的若干短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一階段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本身的缺陷所致。例如，給強制性的文化霸權披上“普適性”的外衣，給許多發展中國家帶來持續的社會混亂與長期的經濟停滯。任何一國一地區的具體知識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都不能否認其他國家的主體性，不能變成強制性的“糖衣”。必須看到，具體知識一旦進入世界的范疇，對于其他國家來說都只是一種可能性選擇而非必然的道路。當代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旨歸，從不把中國方案說成是唯一的、排他的，而是明確傳達中國經驗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強調了道路、經驗、方案作為一種復數的存在。

惠及世界的國際傳播需要有物質基礎為保障，需要區域國別研究搭橋鋪路，促成更多跨國數字基建合作。我們所批判的不平等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根基是不平衡分布的信息傳播基礎設施。無論是19世紀體現殖民主義的“三社四邊協定”，還是20世紀凸顯霸權色彩的文化工業生產，在傳播層面歸根結底都是對電纜、中心服務器等的壟斷。很長一段時期以來，不少發展中國家缺少必要的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在國際傳播中不具“地利”。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以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加大對信息傳播技術的研發與市場化應用，積累了數字基建的豐富經驗與成果。近年來，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中國數字基建，正在幫助眾多全球南方國家跨越數字鴻溝，加快產業革命與生活改善的步伐。許多全球南方國家的民眾通過移動互聯網等技術看到更大的世界、獲得新的發展機遇，也形成新的國際政治力量。這些投身全球數字基建合作的中國企業，客觀上也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載體，構成無聲但有形的國際傳播。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中國企業都設立了專門的區域國別研究機構，自覺生產和運用區域國別知識。支持企業“出海”、為世界經貿合作鋪路架橋，也是當代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作為應用性學術的初心所向。

?當代世界的國際傳播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國際傳播也不僅僅停留在“手段”和“方法”層面，而是越來越凸顯其本身的知識屬性。作為涉外知識的生產者，區域國別研究與國際傳播的具體方面共同構成國家戰略傳播體系，不僅展示中國形象，也為國際傳播注入惠及世界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看，有實力的區域國別研究，是構建更有效力國際傳播體系的充分底氣。（作者分別是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助理、副編審，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