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雨果的《九三年》：對專制循環與人道悖論的終極拷問

雨果

維克多·雨果是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雨果也被稱之為浪漫文學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留下了22部詩集、12部戲劇、20部小說和散文等珍貴作品。

《九三年》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出版于1873年。以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的專制時期——1793年為歷史大背景。這部創作于法國大革命風暴落幕近一個世紀后的鴻篇巨制，遠非對一段血腥歷史的簡單復述，而是雨果晚年對革命邏輯、絕對正義與人道價值之間永恒沖突的深刻沉思。它無情地揭示了一個歷史悖論：以自由為名的革命，如何可能分娩出新的專制；在絕對理念的祭壇上，個體的血肉與尊嚴又何以成為最先被獻祭的犧牲。

《九三年》的核心張力，通過朗德納克、郭文、西穆爾登這三個分別代表舊制度、人道主義與革命律法的男性角色，以及象征無辜受害的人民的農婦米舍爾·佛萊莎，構建起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道德劇場。

米舍爾·佛萊莎的悲慘身世，是舊制度下人民苦難的濃縮史詩。她的家族史就是一部被貴族、神權與王權輪流碾軋的血淚史：父親因一只兔子致殘，祖父因信仰被流放，公公因走私被絞死，丈夫為統治者的戰爭喪命。革命的風暴并未將她拯救，反而使她失去了最后的家園，帶著三個孩子流離失所。她對政治一無所知，卻承受了全部的政治后果。她唯一的“理想”僅剩下保護孩子，而這最后的人性寄托，卻成了各方勢力博弈中的籌碼。她的存在，是對所有宏大敘事最卑微也最有力的質問：那些為了“人民”發起的運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看見了具體的人民？

叛軍領袖朗德納克侯爵是舊世界冷峻的化身。他的“高貴”與殘忍同源，都來自于對其階級特權與價值觀的絕對信奉。他煽動叛亂、焚燒村莊、殺害戰俘，將佛萊莎的孩子置于火海，這些行為體現了他所代表的秩序那種不容置疑的、視下層生命為草芥的冷酷邏輯。然而，正是這個冷酷的象征，在最后關頭被母親絕望的呼號所觸動，返身火海救出孩子并束手就擒。這一戲劇性轉變是小說最核心的倫理困境：一個“魔鬼”瞬間的“人性”閃光，能否抵消其全部的罪惡？這是否意味著在抽象的政治身份之下，存在著某種普遍的人性連接點？

共和國軍指揮官郭文面對的就是這個困境。作為朗德納克的侄孫，他身處新舊世界的交界處。他深信革命的原則，卻又無法泯滅內心深處的人道情感。朗德納克拯救孩子的行為，在他眼中標志著“人的天性”對“政治怪物”的勝利。他放走朗德納克而自我囚禁的選擇，是人道價值對政治律法的終極抗議。他堅信，如果一個制度不能容納高于其條文的人性光輝，那么這個制度本身便喪失了正當性。

而革命家西穆爾登則是絕對理性的化身，是革命原則“不容腐蝕”的守護者。他出身底層，對舊制度懷有刻骨仇恨，堅信唯有鐵一般的律法和無情的肅清才能捍衛脆弱的革命果實。對他而言，郭文放走朗德納克是致命的情感背叛，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他依照法律判處郭文死刑，在完成這項“正義”之后，因無法承受理念世界與情感世界的徹底撕裂而自殺。他的悲劇在于，他用以建造新世界的唯一工具——冰冷的理性與暴力，最終吞噬了他所珍視的一切，包括與他情同父子的郭文。

對專制循環與人道悖論的終極拷問

雨果將故事背景置于1793年——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專政的頂峰，也是“恐怖統治”的代名詞，絕非偶然。他通過小說人物的爭論與命運，間接評判了羅伯斯庇爾、丹東、馬拉這“地獄里的三個判官”。雨果深刻地指出，革命一旦將“暴力”確立為催生新世界的唯一助產士，那么這種暴力就會獲得自我延續的恐怖慣性。

最初，暴力指向舊制度的象征（國王、貴族）；繼而，為了清除內部的“不純分子”和“叛徒”，暴力轉向革命陣營的不同派別；最終，當維持恐怖本身成為目的時，任何個體——包括最普通的勞動者——都可能被這臺失控的機器隨機吞噬。經濟上的“統制法令”與政治上的“嫌疑犯法令”相輔相成，將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兵營和監獄。自由、法治、人權這些革命的初衷，在“保衛革命”的至高口號下被悄然擱置乃至公然踐踏。革命邏輯異化為一種自我膨脹的怪物，它需要持續不斷的“敵人”和“犧牲”來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正如西穆爾登所體現的，他成為了自己所信奉的抽象原則的奴隸。

雨果借小說揭示了“革命專制”誕生的機理：用暴力奪取的政權，天然地依賴暴力來維持其合法性；在生死存亡的極端環境下，非常手段易于常態化，臨時措施固化為永久制度。雅各賓派的悲劇在于，他們堅信自己掌握著絕對真理和歷史方向，因此任何出于人道主義的猶豫、妥協或寬恕，都被視為對革命的犯罪。這種“絕對正確”的心態，正是所有專制暴政最核心的精神源頭。

《九三年》的深刻性更進一步，它觸及了一個更為灰暗的歷史規律：旨在推翻專制的暴力革命，常常會催生一個在組織效能和控制力度上更為強大的新專制。拿破侖帝國在大革命后的出現，在雨果看來正是這一規律的明證。

舊制度（以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為典型）的專制往往建立在傳統、習慣和等級制的緩慢腐蝕之上，而新專制則可能借用了“人民主權”、“公共意志”等現代理念，并運用更高效的官僚體系、宣傳手段和組織技術，從而實現對社會的更深層控制。朗德納克的冷酷是封建式的、個人化的；而西穆爾登所代表的革命恐怖，則是非個人的、制度化的、以“真理”和“未來”為名的。后者在心理上更具強迫性，因為它要求人們不僅服從，更要發自內心地認同。

雨果指出，舊制度長期的專制統治，本身就在社會肌體中培育了兩種對立的毒素：一是被壓迫者積累的“暴力的激情”，二是統治集團面對危機時“拒絕和拖延變革”的頑固。這兩種力量的激烈碰撞，使得革命過程極易滑向極端。新生的政權為了鎮壓舊勢力的反撲和鞏固自身，往往不得不沿用甚至強化舊制度的某些專制手段，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延續了專制的基因。“太陽王”種下的專制之根，并未被大革命徹底鏟除，反而在革命的激流中變異生長。

在小說的倫理困境與歷史反思之上，雨果最終將問題引向了一個根本性的哲學追問：制度與人，究竟誰塑造了誰？

《九三年》通過其人物的選擇表明，任何制度，無論其藍圖多么美好，最終都由具體的人來運作和詮釋。朗德納克、郭文、西穆爾登在相同的歷史關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這既是他們個人性格與理念的產物，也反過來定義了他們所擁護的制度的精神實質。西穆爾登的鐵腕塑造了革命的恐怖面貌，而郭文的慈悲則預示了革命另一種可能的、卻未實現的溫情未來。

同時，一種制度的穩定運行，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國民性”。長期生活在舊制度下的順民、臣民，他們的恐懼、麻木與對強權的依賴，構成了專制社會的土壤。即便革命更換了臺上的演員，如果臺下觀眾的內心狀態未曾改變——缺乏獨立的公民意識、對個體權利與尊嚴漠不關心、習慣于尋找新的權威來依附——那么，新的專制形式很快就能在這片熟悉的土壤中生根發芽。米舍爾·佛萊莎的“無知”與“麻木”，正是這種可悲的適應性的體現。她是一個受害者，但她的精神狀態也是舊制度得以延續的部分原因。

因此，雨果的啟示在于，社會的真正進步是一場雙重革命：它既是外在制度與法律的建設，更是內在國民性與公民精神的革新。解放個性，并非縱容私欲，而是確立每一個個體不可侵犯的價值與權利。只有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成員真正理解了“人”的價值，并勇于為之承擔責任時，自由與法治才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生活的常態。郭文用生命捍衛的那一瞬間的“人性”，正是這種價值的最高體現——它高于派別、高于律法、甚至高于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