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鏞｜一個人的書法史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歷史。

無論歲月長短，方位遠近，處境高下，都會程度不同地留有這樣那樣的生命痕跡。

只不過，因為修行不同，那痕跡的形態與刻度也多有分別。

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13年作）

文藝之事，在一些人眼中，僅僅是糊口的一個營生，與賣瓜子、做泥瓦工并無二致。然而對于有些人，卻由興趣而后成為一種職業習慣，肩負一種文化責任。

一堆木頭石塊，在有些人眼中，那最多被看做是一些建筑的輔料；換了另外一些人，或許就能蓋成一處居所；而在有些人手中，或許最終建造出的是一座殿堂。

一堆所謂筆墨紙硯的玩意兒，可以明窗凈幾，焚香染翰；也可以興來一揮，解衣般礴...但檢點而后，成就的或許是一個賞心悅目的歡場，有的塑造出了千古觀瞻之作，若《蘭亭》，如《富春山居》，有的則徒糜紙墨，廢畫三千。

那些筆墨紙硯的玩意兒，在徐青藤恣肆放逸的涂畫背后映照的是他潮起潮落的人生之流；于八大而言，其激憤的塵世到“實相無相”的“吁嗟世界蓮花里”，都空幻在那般花花木木山山水水的墨韻之間；在齊白石的筆下，生成的是一幅幅紅花墨葉的富貴清新，那份惹人歡喜的意味里浸透著他素心若雪的童趣與質樸；在黃賓虹的案上，本來白白凈凈的一張紙，逐漸模模糊糊下去，最終黑壓壓混沌一片但，當你定神看去，那模糊里似乎幽深，那混沌中不乏光明。

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1999年作）

作為一種文化形式，藝術具有廣泛的包容與涵蓋屬性，允許無限的創造力來塑造。

藝術史的形態，注定是一個不斷檢驗人類智慧與能量的過程。所謂藝術創作，一邊關聯著傳統，一邊面對著創新。

傳統是一條河，一條流動的河。

既然“流動”，就是躍動的、鮮活的，是奔涌不息的一種狀態。昨日優質的因素沉積下來，形成穩固的河床，而平緩與激蕩的塑造，卻在于河水的流量與沖撞的速度，場面自然千差萬別。

傳統，是需要不斷創造的。

昨日的創新，成為今日的傳統；今日之創新，正可為明日之傳統。所以有王右軍“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之謂。當然，過去時代里的優秀，也可能成為今日的過時。長江后浪推前浪，大浪淘沙，經得歷史的淘瀝，才能見真知。

創作的意義，在于能夠驅動人心而棄舊圖新。

創作要不斷生發新的文化產品，是對“人之為人”的主觀能動性與認識力的考察，也是對其文化實踐力的檢驗。一種新的審美取向，也往往隨著少數個體的“先知先覺”而有超越尋常的塑造，從而感召時人，引領一時風氣。優質的創作，不僅與審美緊緊相隨，也還考驗著思想的精度與純度，其過程更是一次次令人心蕩神馳而又不乏艱辛的歷險。

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14年作）

有人認為，自晉唐以降，中國書法漸次式微。

誠然，這是站在書法諸體俱全、諸法俱備的角度論之。事實上，兩宋時期可以成為一個分水嶺。其上的晉唐，有如位列廟堂之高，塑造的是典章規制；其后，則游走江湖之遠，允許無有約束、信馬由韁地自由發揮。于是，楊維楨、徐渭、傅山、八大、金農、徐生翁、龔晴皋等人，以其學問、功夫，以其心性、才情與識見，在我們司空見慣的路徑之外開辟了另外一條別見洞天的道路。這條道路或許狹長，或許陡峻，不足以令更多的人駕輕就熟，如我們一般的凡夫俗子，只能在他們披荊斬棘的路上，在他們開辟的景致里面，做一位“觀光客”，充其量“到此一游”而已。

時至清中期，帖學漸呈頹態。隨著文物大量出土，新的文字材料不斷涌現，這無疑為書家們提供了可資借鑒并創新求變的機緣與可能。如金石考據繼而盛行，如阮元、包世臣、康南海等先后對碑學予以倡導，甚至高調鼓吹“尚碑”，否定帖學--此未免有偏激之處，但卻使碑學得以大大推廣，書法藝術發展到了一個碑帖并存的嶄新歷史階段。此后，中國處境波瀾起伏，隨著西方文明的強力沖擊，經歷了新中國成立至“文革”期間的二十余年積郁，直至改革開放后意識形態的逐漸解凍，文藝方面也自然面臨巨大挑戰。書法與其他領域一樣，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風潮之下，期待新思路，新舉措。

然而，一種新生事物，往往伴隨著撕裂與陣痛，往往惹得故有老派的瞠目。這也在情理之中。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有固守一隅、自以為是、保守不化這樣的詞匯創生出來。畢竟，積習也是長此以往疊加起來的。只不過，因為惰性與自以為是的放逐，我們往往習慣于輕車熟路，往往滿足于習以為常。

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18年作）

近年來，中國書法界最大的爭議莫過于民間書風的沖擊。然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青年歡欣鼓舞？為什么受到那么多“批判”而這些家伙至今仍不知悔改依然樂此不疲？

答案只有一個：審美與心靈得到共鳴。

可以說，民間書法正是在王鏞等人的倡導下應時而生。王鏞所倡導的民間書風，正是與大的社會文化環境緊密關聯的產物，是對清中期以來的碑版書風的一種承接，更是一種拓展，并為當代書法的深層探討提供了一個基點。由于日常書寫工具的變化，毛筆從實用功能被逐步賦予了較強的藝術屬性，書法從少數貴族階層所獨享的角色，到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全民運動”，書法從幾案之間走向了墻面，從居室走向了展廳，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

王鏞之于民間書風的倡導，提出以“根植傳統，立足當代，張揚個性”為宗旨的“流行書風”（只是一種提法），實際上更為注重感性發揮與理性自覺的互為補充，這絕不僅僅是對古拙、樸厚、粗獷風格的敏感與認可，更是對藝術規律的尊重。進而，在當代書法發展史上，碑與帖、經典與民間的諸多因素，都成為可以自由穿行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合法公民”，各具特色，多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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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07年作）

書法之于王鏞，必然是其多方面修養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其審美理念得以發揮的結果。

王鏞的藝術經歷，與中國書法的現代復興相伴隨。

他生于一九四八年。此階段，中國世相急變，文藝陰晴不定。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國家開始對文物古跡、字畫鑒藏尤為重視。隨后，書畫展覽漸多，如故宮舉辦的善本碑帖展覽、中日書法展覽等；藝術社團興起，如北京書法研究社、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等；書畫書籍的刊行等，也在豐富著人們的視覺之娛。或許源于藝術的靈根與敏感，王鏞早年即酷愛金石書畫。據稱十二歲時隨父觀瞻“徐悲鴻、齊白石、黃賓虹遺作展”便極受觸動，自此迷上了刻印，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十四歲入少年宮專修金石書畫，有了專門老師的指導，漸入藝術殿堂。

一九六五年，中國書法界關于王羲之書法與東晉書風的“蘭亭論辨”沸沸揚揚。此時，王鏞讀中學，其作品隨即入選了幾次書畫展覽并獲獎。這大大鼓舞了他的習藝士氣。

一九七九年，王鏞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在李可染門下專攻書、畫、印。由此，其于技藝的訓練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于藝術理想有了更高遠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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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10年作）

“小技拾人者易，創造者難。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毛皮矣。”此缶翁語，被王鏞記錄在他一本印集的自序中。可以說，王鏞自始至終以此自勵。他曾談到：從藝方向的明確、審美觀的建立、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對傳統價值觀的獨到判別，是形成自我藝術風格的前提與關鍵。而其于習藝之初，經啟蒙老師引導，便確立了“以古拙質樸、奇險壯麗為大美”的審美定位，并自信“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東西不好，整齊勻稱不過是美的低級段”。

實質上，道家思想中對“美”與“丑”有辯證的分析，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莊子》認為“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并對王駘、申徒嘉等形體丑怪的人評價為“德有所長而行有所忘”，又講“西施病心而擯其里，其里之丑人見之而美之”，以及“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作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等。西方文藝也有類似表達，如羅丹說，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謂的“丑”，在藝術中能變成非常的美。再者，于今看來，杜尚讓難登大雅之堂的--“丑”的小便器粉墨登場，這一舉動更像是擎起了一桿針對架上乃至古典體系的祭旗，看似大逆不道、呵佛罵祖，卻撕開了陳腐積習之“傳統”的最后一塊遮羞布，進而打開了藝術真正走向“現代”的一扇門。

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12年作）

可見，“美”與“丑”并非絕對化，“美”中能見“丑”，而“丑”中亦可見“美”，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世間萬物，日久生“情”，或者久則生“厭”，都說明這樣一種互動的可能。甜點誘人，但一直吃下去，就可能讓人反胃，甚至敗壞了味覺；粗茶淡飯，似乎寡味，卻給人以素樸的、持久的味覺感受。水晶球玲瓏剔透，令人驚異，卻不過工藝意義上的“器”之雕琢；土陶粗糙簡易，不受矚目，卻或許深藏一種古拙、質樸之美。

可以說，“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這一命題，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恒久的感召力。

王鏞書法，無論是對民間因素的汲取，還是對“大、拙、古、野、率”的風格探求，均體現了一種大巧若拙的道家美學觀與大美無華的審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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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25年作）

另外，中國文化講究綜合性，講究廣取博收，天長日久，如文人畫提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修為，講究多方面知識修養。“對于從藝者來說，當然是基礎愈寬，則能力愈強；變數愈多，則出路愈廣。”王鏞如是說，尤其是“書、畫、印三門藝術都是以傳統的點線審美為基礎，以點線的組合構成形式為表現手段的、獨特的民族藝術”，“三者的本體藝術語言是一致的”，“孤立地研究學習其中一門，是很難取得大成就的”。

基于這種認識，王鏞始終保持著文人畫家的修為傳統，尊崇如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等前賢集諸藝于一身的藝術養成方式。

其詩文，雖不多見，但所作往往因事、因物而言意境、言藝理，文辭簡潔，而主旨深遠；其書，除晉唐法帖之外，于六朝碑版，漢魏簡牘，磚文瓦當，更著心力；其創作在注重章法的同時，也講究字形、字勢的形式美感，風格充滿視覺張力；其印，三代銅鼎，秦漢古印，明清流派，無不涉獵，集而創具一種古拙奇崛之印風；其畫，則將書法骨力與金石韻味統和一如，以書入畫，強調點線的書寫性，追求沉雄樸茂、大氣磅礴的畫風。

王鏞藝術有賴于詩、書、畫、印四位一體式的積累與實踐，其書、畫、印創作可以各自獨立存在，形態各盡其妙，卻又在風格意境上和諧統一。而王鏞書法，正是其諸藝之“統帥”，諸如“詩書一體”，“印從書出”，“以書入畫”等等，都因書法而觀照與創生。

無疑，王鏞書法是以探究藝術本質為旨歸的。他所追求的深山大味，他作品中那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從容氣度，不僅是于“錯彩鏤金”與“清水芙蓉”之外的另一闡釋，也為今日時代開拓出了一份意象蒼莽而氣息鮮活的審美世界。

王鏞先生書法作品欣賞（2002年作）

一個人的書法史，必然是其技藝修煉與學問修養的演進與混合。

對于創作者而言，“師古人，師造化”也好，“集其大成，自出機杼”也罷，都是必須經過“百煉鋼”而成“繞指柔”的。這個過程，既包含對藝術史的追溯與梳理，同時也體現出個我藝術的歷練與演繹。

應該說，王鏞之于書法，是積以時日、累以技藝，并修養學問的結果，更是對“書法”這一疆域的新的開拓。在這塊疆域里，在今日時代中，其所倡導的民間書風無疑是最具開創與構建意味的一面旗幟，其書法的塑造也注定是對一個時代最有質地的饋贈。

文/王東聲，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王鏞藝術研究）

王鏞先生篆刻作品欣賞（1997年作）

藝術家簡介

王鏞，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攻山水和書法篆刻。一九八一年留校執教。先后任中央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顧問、教授、博士生導師、書法研究室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院院長，李可染畫院副院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