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綱到底是被誰舉報的

郭德綱被西城文旅嚴肅批評，直接后果就是相聲界痛失于謙和他的親戚們。

有人評論說此前郭德綱于謙這對黃金搭檔已經不能再調侃官方曲藝組織了，現在又不能說倫理梗了，于謙和謙兒嫂及親戚們終于可以歇一歇了。

確實是這樣的。

事情源自于不久前的線下表演《藝高人膽小》，您聽這名字就充滿了反差感。

舉報者認為表演過程中存在大量倫理梗屎尿屁葷段子，網曝的舉報截圖顯示，舉報者把細節都寫出來了，郭德綱說于謙把從屁股里拉出來的核桃塞嘴里，說于謙尿在自己車里……

底下有人狐疑——該不會是于謙家人舉報的吧？要不咋這么心疼于謙呢？

相聲表演中對于搭檔及其家人的各種“攻擊”“詆毀”其實是這門語言藝術里的傳統套路，當捧哏的練得就是個沒臉沒皮，就像演員在戲里有吻戲有床戲，尺度大不代表它就是真的。

有沒有假戲真做呢？當然也有。

郭德綱早期成名就是因為夾槍帶棒，批判世間萬物，尤其是矛頭對準圈內不公現象，對官方曲藝院團及負責人開展藝術化的陰陽怪氣。

大家不就愛看這個嗎？

那時候的郭德綱是相聲界的屠龍中登兒，滿腔的憤懣通過犀利的編排讓那些同樣受到科層制擠壓的聽眾朋友們深感共情，而具有深厚群眾基礎的語言藝術，其生命力那是宛若火山爆發，攔是攔不住的。

真有權力攔他的官方組織其實也不那么在乎曲藝官方院團的面子，BTV和郭德綱鬧翻也不是因為他擠兌相聲泰斗……

事實上反而是把更大的場子給了他，他自己就下去了，春晚也上了，然后就沒然后了。

這種招安式的社會治理方式，吾輩當銘記于心，它是很有效的。

你想要什么，給你什么，你不就不鬧了嘛。

但現在是倫理梗也不讓說了，屠龍屠完了，屠搭檔也不讓了……屠了大半輩子龍，發現更多的龍其實在民間。

那還有啥可圖的——牛逼的相聲藝術必然來自于社會現實與家長里短，它也帶有文學屬性，要有洞察要有表達，只不過是用嬉笑怒罵的方式來表達——不讓怒罵，何來嬉笑？

老百姓看得就是這個啊。

難道說舉報者不是老百姓？

到底是誰舉報的呢？咋這么手欠呢？

官方截圖顯示，舉報人信息要求匿名，那只能靠猜了。

首先排除于謙家人，這是人家為藝術獻身的基本功，哪有砸自己飯碗的蠢家人。

其次排除郭德綱的粉絲，粉絲對這些段子套路了然于胸，哪會笑完了回頭就舉報還寫得那么詳細，這是舉報呢還是復盤呢……

最后排除郭德綱的競爭對手，因為郭德綱于謙這對兒組合事實上就沒有競爭對手，時勢造英雄，世上只有一個郭德綱，沒有等量齊觀的另一個了。

更值得反思的是，演藝市場橫行的這種舉報之風到底是怎么來的。

這才是整個社會體系的問題所在。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里把凝視拆成兩種：一種是監獄塔里那種你可能被看見的威懾，另一種是你自己也拿不準是否被看見的泛化恐懼。今天的匿名舉報把兩者合二為一：舉報者隱身，被舉報者無法確認誰在看我，于是把可能的所有人都當成潛在舉報者，這是一種自我規訓的低成本擴散。

貝克《風險社會》也說過，晚期現代性里，國家把治理成本外包給警覺的公民。匿名舉報正是把風險識別轉嫁給觀眾，有關部門只負責接收-研判-處置。

舉報者當然擁有監督權，但有關部門擁有終審權。

合理的機制應當是“你可以舉，我不能報”，您得研判吶，它是不是這么個事兒，藝術的事兒哪能用互毆的邏輯去研判……

在這樣的情形下，舉報就成了一種無名權力，它不屬于具體個人，卻隨時可以被個人調用，它不被制度正式承認，卻能在制度里迅速兌現。

社會學上叫非人格化權力池，誰伸手誰就能舀一瓢，喝完把瓢一扔，池水依舊臭烘烘渾糊糊。

不應該是為了讓池水變清澈嗎？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不反對舉報，人民群眾畢竟要有繁冗的司法之外的便捷通道，但這個通道本身需要神清氣正、需要有很高的判斷水平，否則它就是個任人調戲的小姑娘，現在社會多復雜啊，惡意舉報、頻繁舉報、無理舉報之徒，才是真正的舉報之敵。

這些手欠的家伙為啥熱愛舉報呢？根本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社會學家沈原說的“資格恐慌”——當上升通道只剩一條窄橋時，人們最在意的不是自由，而是別人別多占一厘米。

而且這個演出的臺本怎么可能沒有經過審核呢……審核完了表演完了有人不滿意又推翻自己的審核，舉報者好大的面子啊，他以為他誰啊？他能代表人民群眾嗎？

人民群眾就喜歡屎尿屁他管得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