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位的共情：網絡對《芳華》的解讀

文 | 難得君

昨天聊了《芳華》，有些話沒說完。今天想再補一點，關于電影里那種扎人的東西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特別是看了網上一些解說之后，覺得《芳華》講的是“階級”壓迫，是窮苦人和既得利益者的對立。

但我覺得，這么看，可能把事情看淺了，也看錯了。電影里那些讓人心里發堵、發冷的分野，根子不在“階級”，而在另一種更隱晦、也更堅硬的東西——犬力。

我們先得掰扯清楚，啥是階級。按我們熟悉的那套理論，階級的劃分，核心是看生產資料歸誰，是經濟地位上的差別。是地主和佃農，是老板和工人，誰占有土地、工廠，誰只能出賣力氣。這是根子上的一種劃分。

但《芳華》文工團那個小世界里，刺痛我們的，不是這個。

何小萍，那個受盡白眼的姑娘，她的苦，不是因為她家是貧農。劉峰家是木匠，而郝淑雯、林丁丁們家是干部或軍官。

何小萍的“原罪”，是她父親是個被打入另冊的“某某分子”。她生來就是“狗崽子”，是那個特殊年代里，某種意義上的“賤民”。

她的被排斥、被欺侮，比如偷軍裝照相被發現后遭遇的集體羞辱，比如始終被嫌棄“身上有味兒”，根源在于她家庭在政治權勢譜系上的徹底失勢，是一種被政治身份標記的、系統性的低人一等。

甚至，按照現在網上某些流行的可怕邏輯，“罪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如果那些歧視她的人知道她的真實出身，他們可能更會覺得欺負她是天經地義，是“劃清界限”。

電影里那些女兵對她的孤立和嘲弄，那種心安理得，就源于這種扭曲的“正義觀”。

再看劉峰。劉峰才是那個時代標準意義上的“平民”好子弟，根正苗紅。他是木匠的孩子，在那個成分決定論的時代，他的出身自帶光環。他也完美地扮演了時代賦予這個光環的角色：活雷鋒，默默奉獻，毫無私心，全是善良。

他幾乎成了那套敘事里那個階級的“圣人”化身。因此，在文工團里，他獲得了表面的、極高的尊重。大家需要他，稱贊他，離不開他修修補補的手和任勞任怨的脊梁。他仿佛活得不錯，被需要，被敬佩。

可是，這尊重是有前提的，是脆弱的。

前提就是他必須安于那個“圣人”的殼子，不能有“人”的欲望。一旦他流露了普通男人的愛欲，對林丁丁表達了真實的、帶有身體沖動的愛慕，并試圖擁抱她時，那套看似溫情的系統瞬間變臉。

他從“活雷鋒”跌成“流氓”，所有的奉獻化為烏有，成為證明他“思想骯臟”、“早有預謀”的反面證據。

對他的懲罰如此嚴厲而迅速，因為他的“越界”挑戰了那套權勢秩序的潛規則：你（劉峰們）可以被尊崇，但必須是在我們（郝淑雯們）設定的框架內；你的價值在于為我們負重前行，而不是與我們平起平坐，更不是想分享我們的“戰利品”（如林丁丁代表的某種審美和占有對象）。

劉峰的悲劇就在于，他真誠地信仰了那套賦予他表面尊嚴的敘事，卻因一絲人性的真實流露，而被那套敘事反噬、碾碎。

那么，郝淑雯們呢？陳燦呢？林丁丁某種程度上也算。他們屬于那個體系的“自己人”。

父輩的權勢或多或少地蔭庇著他們。文工團于他們，是青春綻放的舞臺，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他們可以任性，可以爭奪首席，可以談論時髦的“沙發”，可以理所當然地享受劉峰們的服務，也可以在不觸及根本利益時，表現出一定的慷慨或情誼（比如郝淑雯最后對何小萍說的“抱抱她”）。

這個世界的規則，歸根結底是圍繞著維護他們這樣的位置而運轉的。他們未必是個個都大奸大惡，但他們是那套權勢結構默認的受益者和真正的接班人。

所以，在我看來，《芳華》這幅畫卷，無意中清晰地勾勒了三種人的命運褶皺：

何小萍們，是系統明確要排斥和踩在腳下的“賤民”。他們的苦難是顯性的，冰冷的，無從逃避的。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用來警示和劃分界限的。

劉鋒們，是系統需要并大力表彰的“榜樣”與“基石”。他們被捧上神壇，享受虛名，但代價是徹底閹割自我的真實欲望，成為無私奉獻的符號。他們是那時代最光鮮的“代價”，一旦流露真我，神壇立刻變祭壇。

郝淑雯們，是系統天然的服務對象與核心。世界圍繞他們的舒適與榮耀運轉，他們生活在陽光下，他們的青春被鍍上金色，他們的過失容易得到原諒，他們的未來早有安排。

這不是簡單的貧富階級對抗。這是一種基于政治身份、家庭背景和系統性權勢分配的、更為精細也更為殘酷的“分野”。

它能讓“好人”劉峰跌落，能讓“弱者”何小萍永無翻身之日（直到她精神崩潰），也能讓“強者”郝淑雯們，在多年后，依然可以帶著復雜的情緒，追憶那屬于自己的“芳華”。

這種分野，比階級更微妙，也更無處不在。它不一定總表現為兇神惡煞，可能就藏在一次舉手投票的冷漠里，藏在一句“我們不要跟她”的輕飄飄話語里，藏在對“越界者”迅疾而一致的唾棄里。

它制造的不只是經濟上的不平等，更是人格上的貴賤與尊嚴上的天塹。

馮小剛哪敢做如此深的揭露，但他作為一個經歷者，用鏡頭誠實記錄下了這種氣息。這氣息，穿越歲月，依然能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寒意。因為，徹底依附于某套敘事而獲得的“尊重”，從來不是真正的尊重；而基于出身與權勢的排斥，在任何時代，都可能改頭換面，借尸還魂。

電影最后，劉峰和何小萍，兩個被那燦爛芳華拋棄的人，在邊境小城相濡以沫，得到了些許平靜。這平靜，是褪盡鉛華后的苦澀溫情，是對那場宏大敘事無聲的、微不足道的背離。他們再也不會，也不能，回到那個文工團的“陽光”下了。

他們的芳華，早已葬送在由無數個郝淑雯、林丁丁、甚至也包括那個曾經虔誠的劉峰自己所共同維護的、精致的權勢結構與冷酷的潛規則之中。

而我們今天再看，心頭一顫，或許是因為，那面鏡子，照見的不僅僅是過去。

文章寫到這兒，心里挺沉的。敲下這些字，不是為了挑動什么，只是覺得，有些東西，看清楚總比糊里糊涂好。

我們普通人這一生，誰都可能在某些時刻，感受到那種無形的“分野”，可能是家庭，可能是職場，可能是某種看不見的圈子。誰都可能做過劉峰，試圖用盡力氣去符合一套標準。

記錄、思考、言說，哪怕聲音微弱，也是抵抗遺忘與麻木的一種方式。寫作的人，攤開這些不忍直視的褶皺，心里也并不好受。如果這些粗淺的文字，也能讓你停下幾秒，想一想自己身邊的“芳華”，想一想那些陽光下的影子，那它們就有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