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轉身，歐洲將迎來“覺醒時刻”還是“夢醒時分”？

9月4日，德國杜塞爾多夫，德國聯邦國防軍新兵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議會前參加宣誓儀式。視覺中國供圖

　　中國青年報客戶端訊（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袁野）“長期以來，特朗普毫不掩飾對歐洲精英的嫌棄。如今，這一態度寫進了白宮的戰略文件。”12月8日，美國《紐約時報》寫道。美媒稱，白宮日前正式發布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措辭強硬、意識形態濃烈，還蓋著總統親筆簽名的印章，它所表達的不僅是政策轉向，還是一份赤裸裸的“關系聲明”：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歐洲，如今成了唐納德·特朗普公開鄙夷的對象。

　　這種轉向并非心血來潮。多年來，特朗普不斷稱歐洲為“搭便車的”，抱怨他們不愿為自身防務掏錢；他曾放言“歐盟就是為坑美國而建”；從柏林到布魯塞爾，幾乎每一位歐洲領導人都曾被他點名嘲諷。過去，這些言論常被當作社交媒體上的即興牢騷；如今，它們卻被鄭重其事地編入美國國家戰略文件，升格為官方立場。

　　美國《華盛頓郵報》稱，特朗普的新國安戰略明確要求歐洲國家“為自身防務承擔主要責任”，暗示美國將不再保證歐洲安全。文件指責歐盟“扼殺政治自由”，警告部分北約成員國未來可能成為以“非歐洲人”為主體的國家，并呼吁美國應與“愛國的歐洲政黨”合作——在歐洲的語境中，“愛國黨派”往往意味著右翼乃至極右翼勢力。

　　在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震動不言而喻。“這一切就堂而皇之地掛在白宮官網上，”曾在奧巴馬政府國安會負責歐洲事務的查爾斯·庫普坎對《紐約時報》感嘆，“簡直沒法假裝沒看見。但要咽下去？很難。”

　　歐洲不得不咽。就在華盛頓釋放“戰略收縮”信號的同一周，莫斯科放出狠話：“已做好與歐洲開戰的準備。”兩面夾擊之下，一場久違的辯論在歐洲大陸迅速升溫：是繼續忍氣吞聲、死抱美國大腿，還是痛下決心，真正走上“戰略自主”之路？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娜塔莉·托奇直率地提出問題：“這會是歐洲覺醒的時刻嗎？”

　　特朗普政府釋放敵意，恰逢歐洲正試圖、但尚未成功擺脫美國庇護的時刻。多個歐洲國家已提升國防開支，重啟或擴大征兵制，并加深跨境軍事合作。德國這個“歐洲發動機”，甚至通過立法將軍隊規模擴充近50%。歐盟也設立了首位“防務委員”，試圖整合軍工產能，減少對外依賴。

　　然而，殘酷的現實揮之不去：歐洲仍極度依賴美國的情報、后勤、指揮系統、核威懾，以及幾乎所有關鍵戰略能力。這種依賴或許比冷戰結束以來任何時候都更深。

　　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羅馬諾·普羅迪對《華盛頓郵報》坦言：“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系統性的應對方案。”他呼吁歐洲拿出“更有膽識”的戰略，但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新戰略，多數歐洲領導人選擇了沉默——不是因為認同，而是認為公開反擊既無益，又危險。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采取了更務實的姿態。當被問及美國新戰略時，她強調：“美國仍是我們最重要的盟友。”

　　庫普坎對此解讀道：歐洲領導人深知，若想維系跨大西洋聯盟，眼下唯一的策略就是“安撫特朗普，讓他站在自己這邊”。哪怕這份“安撫”的代價正變得越來越高昂，也越來越屈辱。

　　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的輕蔑絕非一時興起的情緒宣泄，而是深植于美國政治肌理中的古老回響——孤立主義的又一次周期性發作。從20世紀20年代“美國優先”的喧囂口號，到二戰前威廉·蘭道夫·赫斯特的煽動性社論，再到21世紀初茶黨的崛起，這種思潮總在美國社會感到焦慮、分裂或疲憊時卷土重來。

　　20世紀30年代，孤立主義源于一戰后的幻滅與大蕭條的絕望；今天，它由美國的經濟停滯、文化撕裂和民粹怒火滋養。正如美國《外交事務》雜志長期追蹤這一現象的學者斯蒂芬·沃爾特與羅伯特·卡根所言：美國的孤立主義如同潮汐，唯有真正的外部危機才能逼它退去。特朗普并非始作俑者，他只是這股歷史洪流最新的代言人，只不過，他給老劇本加上了社交媒體算法和民粹修辭的新包裝。

　　因此，特朗普對歐洲的鄙夷，遠不止個人好惡，而是一種完整的意識形態：在這種世界觀下，聯盟是拖累，多邊主義是騙局，而歐洲——那個“要錢太多、出力太少”的舊大陸——不過是美國全球負擔清單上的又一項。

　　如今，這套邏輯已不再局限于競選集會或深夜推文，而是被正式寫入白宮的政策文件，成為美國官方對歐戰略的基調。

　　面對如此直白的疏離，歐洲的反應令人唏噓：一些領導人的確表達了憂慮，但聲音壓得極低；更多人選擇沉默，唯恐激怒華盛頓。這種集體緘默暴露了一個尷尬現實：歐洲既缺乏戰略統一，也缺乏管控跨大西洋關系的能力。

　　普羅迪雖批評美國的新戰略“以極其不恰當的方式干涉歐洲內政”，卻依然小心翼翼地避免公開對抗。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歐洲人都感到不安。極右翼勢力歡欣鼓舞。西班牙“聲音黨”的歐洲議會議員赫爾曼·特爾奇公開慶祝：“美國終于認可了我們長期以來的觀點！”他宣稱，“這是一個新時代。”

　　此刻，歐洲正面臨幾十年來最嚴峻的選擇。

　　一邊是大西洋聯盟——它保障了80年和平，為歐洲一體化提供了安全基石，被查爾斯·庫普坎稱為“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另一邊，則是一個明確表示“準備放手”的美國。

　　這迫使歐洲直面一個被拖延太久的問題：是繼續依賴一個日益不可預測，甚至敵意漸濃的超級大國，還是真正打造屬于自己的戰略脊梁？

　　目前，歐洲領導人仍在“謹慎”與“變革”之間猶豫不決。但時間可能不多了。俄羅斯日趨強硬，美國加速轉身，極右勢力借機擴張——當三重壓力同時襲來，“耐心”或許很快將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種奢侈的幻想。

　　于是，娜塔莉·托奇的那個問題顯得愈發沉重：

　　這會是歐洲的覺醒時刻嗎？抑或，歐洲終將發現，美國早已“覺醒”，只是醒來的方向，與歐洲背道而馳？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