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專家得出答案：是這些因素導致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最近幾年，身邊送別老人的消息越來越多了。以前逢年過節走親戚，滿院子都是長輩的身影，現在卻常常聽到誰家老人又走了的消息。

這種體感不是錯覺，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擺在那兒：2024年，我國出生人口不足1000萬，死亡人口卻高達1093萬，連續三年人口負增長；60歲以上老人突破3.1億，每5個人里就有1個老人。

專家預測，未來幾十年死亡人數會持續上漲，2061年可能接近1900萬。這波“死亡高峰”到底怎么來的？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哪些影響？我們又該如何面對？

有人或許會問，是不是有大病流行才讓去世的人突然變多？其實不然，這波死亡高峰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結果，核心是三個因素疊加而成。

最關鍵的原因，是兩波嬰兒潮群體集中邁入高齡。

建國后我國經歷過兩次大規模嬰兒潮：第一波是1949年到1958年，社會穩定后生育意愿釋放，9年新增1.05億人，如今都已70多歲，進入高死亡風險期；

第二波是1962年到1976年，特殊時期后生育需求補償性爆發，14年新增2.6億人，巔峰年1963年出生超2700萬，現在也陸續跨過60歲門檻。

這兩波嬰兒潮合計誕生近4億人，占當前總人口近三分之一。如此龐大的群體集中進入高齡，再加上70歲后腦出血、腦梗、腫瘤等大病風險呈幾何級數上升，死亡人數自然大幅增加。

第二個反直覺的原因是醫療進步，反而讓死亡更集中。醫學進步沒能消滅死亡，只是把死亡時間往后推了。

建國初期人均預期壽命僅35歲，小孩夭折、年輕人患傳染病離世很常見，死亡分散在各個年齡段；現在醫保覆蓋廣、技術先進，2024年人均預期壽命達79歲，遠超世界平均水平，以前治不好的癌癥等重癥也能延長生命。

從人口結構來看，這就導致高齡人口不斷堆積，最終集中在老年階段離世——以前是“分散死”，現在是“攢著死”。再加上我國居民死亡超80%與慢性病相關，近八成老人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其并發癥進一步推高了老年死亡規模。

第三個因素是年輕人生得太少，讓死亡高峰更刺眼。2024年新生兒不足1000萬，而死亡人口達1093萬。

聯合國數據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低于1.1，每代人數量縮減近半，人口金字塔呈倒三角結構。年輕人越少，老年人口占比越高，死亡事件在感知中就越突出，加劇了“死亡高峰”的直觀印象。

死亡高峰帶來的不只是數字變化，更是從家庭到社會的全鏈條沖擊，諸多壓力已實實在在落到每個人身上。

首當其沖的是家庭養老重壓，尤其是“4-2-1”結構的年輕人。一對夫妻要贍養4位老人、照顧1個孩子，這種情況極為普遍。

80后、90后獨生子女沒兄弟姐妹搭把手，74.1%的人覺得照顧父母力不從心，68.4%的人要同時贍養多位老人。父母生病住院時，既要請假陪護又要湊醫藥費，精神和經濟雙重承壓，常常身心俱疲。

更棘手的是“一人失能，全家忙亂”。我國失能、半失能老人達數千萬，但專業養老護理員僅幾百萬，且多未經過系統培訓。

不少養老院1名護工要管十幾個老人，失能老人難按時翻身、好好喂飯。無奈之下，很多子女只能辭職回家照料，打亂了自己的職業規劃和生活節奏。

社會養老體系也面臨供需失衡的巨大壓力，2024年底全國養老床位不足800萬張，實際需求超1000萬張，缺口達200多萬。

一線城市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排隊三五年很常見；私立養老院每月費用常超一萬，遠超普通退休老人養老金，普通家庭難以負擔。

更嚴重的是護理員短缺，工作苦、工資低導致留人難，形成“缺人-服務差-更缺人”的惡性循環。

醫院的壓力也不容小覷，近八成老人有慢性病，需長期吃藥復查，老年門診量占醫院總門診量的40%。

基層醫生每天接待大量老年患者，醫療資源捉襟見肘；且老年人患病多為多種疾病纏身，治療難度大、周期長，進一步加劇了資源緊張。

就連身后事也成了難題，“死不起”并非玩笑。一線城市墓地均價破10萬/平米，稀缺區域超50萬，堪比房價首付。全國殯儀館年火化能力僅580萬具，2024年實際需求近600萬，不少大城市殯儀館24小時連軸轉，家屬高峰時要排隊幾天辦手續，傷心又受累。

更深層的隱患是養老金支付壓力，我國養老金實行“現收現付”制，現在領錢的老人越來越多，交錢的年輕勞動力卻在減少。

《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指出，若不調整結構，城鎮職工養老金累計結余或于2044年見底。盡管國家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但面對持續增長的老年人口，仍需不斷完善政策。

死亡高峰還會沖擊房地產市場。粗略估算，每去世2人約釋放1套遺產房，一年可能有300萬套以上流入市場。在三四線和人口凈流出城市，本就不景氣的房地產市場將承受更大壓力，房價可能受進一步沖擊。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壓力會反過來抑制年輕人的婚戀和生育意愿。年輕夫妻要面對四位老人可能同時高齡、失能的情況，承擔高額醫療和養老費用，自然不敢輕易生孩子，形成“壓力大-不愿生-老齡化更嚴重”的惡性循環。

雖然死亡高峰帶來諸多壓力，但不必過分悲觀。社會變革往往伴隨挑戰與機遇，這波高峰也在倒逼社會全面轉型，最明顯的就是銀發經濟崛起和服務體系完善。

目前60歲以上老人超3.1億，龐大群體不僅需要基本養老醫療服務，更催生出多元消費需求，銀發經濟規模持續擴大。2024年我國銀發經濟市場規模已突破10萬億，未來仍將穩步增長。

適老化產品創新不斷涌現，現在很多手機、平板有老人模式，大字體、語音控制方便操作；能測心率、一鍵呼救的智能手環銷量激增。

寧波的“AI護工”可提醒吃藥、陪老人聊天，溫州的便攜洗浴機讓臥床老人輕松洗澡，這些產品精準解決了老人和家屬的痛點。

老年教育師資三年增長四成，既豐富了老人生活，也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而且，針對老年人的慢節奏旅游線路、健康管理、康復護理等領域，也迎來快速發展機遇。

在產業發展的同時，國家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與服務體系。多地試點長期護理保險，減輕失能老人家庭的經濟負擔；河北、遼寧等十四地出臺獨生子女護理假，讓子女能安心照料生病父母。

上海等城市整合社區資源，提供助餐、助潔、助醫等“六助”服務，老人在社區就能享受貼心服務。

醫療體系也在優化升級。國家提高慢病醫保報銷比例，推動“醫養結合”模式，養老院配備醫務室和醫生，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增加老年病診療項目，家庭醫生簽約和網上云診室普及，讓行動不便的老人足不出戶就能看病。

殯葬領域改革穩步推進。針對“天價墓”“殯葬貴”問題，多地免除本地老人基本殯葬費、調控墓地價格，推廣樹葬、花葬等生態安葬方式。不少殯儀館推出“一條龍服務”，全程專人負責，讓家屬省心省力。

社會觀念也在悄然轉變。越來越多人理性看待生死，明白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以前追求身后事排場的觀念逐漸淡化，更多人意識到，趁老人在世時多陪伴、好好照料，讓他們安享晚年，才是最實在的意義。

這波死亡高峰，本質是我國人口發展的必然階段，并非社會危機，而是必須面對的結構性挑戰。它由嬰兒潮群體集中老去、醫療進步導致死亡集中、低生育率加劇結構失衡共同作用而成，是人口周期的必然產物。

面對這場持續幾十年的高峰，我們無需恐慌，但必須正視。它帶來的壓力實實在在，從家庭養老重擔到社會資源緊張，再到養老金可持續性問題，都需要認真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