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一中學校長培訓期間“借機旅游”被處分，真的冤嗎？

青海紀委監委一則通報引發的討論，將“規矩”與“人情”的古老命題再次置于公眾面前。同情聲背后，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被忽略了：在全面從嚴治黨的今天，公職人員行為規范的邊界，究竟應建立在“人情可原”的理解上，還是“紀嚴于法”的尺度上？

當我們為那位“借培訓之機”帶妻子游覽北京的校長感到惋惜時，或許應當先看清一個基本事實：這次培訓，是“公”務，不是“私”游。

培訓就是培訓，不是“公私合營”的出游

“利用業余時間自費旅游，何錯之有？”這是最典型的同情觀點。但關鍵在于，此次行程的本質是“公務培訓”，而非私人旅行。

根據相關規定，公務培訓有明確的日程、任務和紀律要求。從接受單位委派、使用公共資源（時間、經費、機會）參加培訓的那一刻起，其身份就是“執行公務者”。培訓期間的所有行程，原則上都應圍繞公務展開。攜帶家屬、規劃旅游行程，實質上已改變了此次“公務出行”的性質，模糊了“公”與“私”的楚河漢界。

試想，如果每位公職人員都可以在公務行程中“合理”插入私人安排，那么制度約束將形同虛設。今天可以是培訓后“順便”旅游，明天是否就可以是考察中“穿插”探親？紀律的堤防，往往潰于看似“無害”的蟻穴。

紀律的剛性，在于“防微杜漸”而非“事后算賬”

有人認為，只要沒花公款，就不算問題。這種看法忽略了黨紀政紀更深層的作用：預防功能。

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核心之一，就是堅決整治“四風”，其中“借考察、培訓之機旅游”是明令禁止的典型問題。處分的目的，從來不僅僅是懲罰某個個體在某個時間點的具體花費，更是為了樹立清晰、無歧義的行為紅線，防止有人“打擦邊球”，甚至將公務活動異化為變相福利。

如果“培訓間隙自費旅游”被默許，那么很快就會出現“巧妙”安排的培訓——地點選在熱門旅游城市，課程松散留有大量“自由活動”時間。最終，公共資源將被侵蝕，培訓的嚴肅性和目的性將大打折扣。對這一次看似“微小”的越界進行警示，正是為了杜絕未來可能發生的系統性跑偏。

理解“紀律成本”，是對基層工作者真正的保護

同情者常言：“基層校長不易，一次游玩情有可原。”這種體恤人情的善良值得肯定，但用放松紀律來體現“關懷”，實則是一種危險的“溺愛”，最終可能害了更多干部。

清晰的紀律邊界，恰恰是對干部最大的保護。 它讓每一位公職人員都明確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無需在灰色地帶揣測、糾結，從而避免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滑向更嚴重的錯誤。一次黨內警告處分，是懲戒，更是及時而清晰的“剎車”與“糾偏”，防止其在模糊地帶越走越遠。

對基層干部真正的關懷，是提供清晰的指引、公平的環境和干凈的干事氛圍，而不是在紀律執行上“網開一面”，讓他們抱有僥幸心理，最終在更嚴重的問題上栽跟頭。

維護公平的基石，需要人人恪守的刻度

公眾的同情，源于樸素的“人之常情”。但公共治理和黨紀國法，運行的邏輯不能僅僅基于“人情”，而必須基于明確、統一、剛性的規則。

這位校長或許沒有主觀惡意，或許花費不多，但其行為客觀上觸碰了“借公務之機辦私事”的紅線。紀委監委的處分，維護的正是這條紅線的嚴肅性和不可侵犯性。它向社會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公務是公務，私事是私事，二者必須涇渭分明。

從這個角度看，處分不僅是對個人的一次告誡，更是對制度權威的一次捍衛。它告訴我們，在紀律的標尺前，沒有“大小”之分，只有“是非”之辨。

不冤枉，因為紀律的生命力在于執行；不委屈，因為對所有人的嚴格要求，才是對所有人的真正公平。 這或許才是這起事件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