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赴山西燕子山拯救-1

水中救人，是對生命最直觀的拯救，雙手托舉出的是沉甸甸的生機與希望。而對于那些在冰冷的機器、黑暗的礦道中，因工傷而身體殘缺、夢想破碎的同胞，另一種拯救同樣關乎生死——那便是依法索回本應屬于他們的工傷保險待遇。這筆錢，不僅僅是數字，它是傷者在喪失勞動能力后，維持基本生活、延續生命尊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們在漫長而艱難的余生里，得以喘息、得以有尊嚴活下去的微弱卻至關重要的保障。所以，這條為工傷者奔走呼號、索取公道的路，同樣是一條拯救生命之路。

只是，這條路，我曾滿懷忐忑與決心地踏上，最終卻以徹底的失敗告終。那個叫萬兵的年輕生命，如同風中殘燭，我未能為他爭取到足以溫暖余生的火焰，至今想來，那份無力感與愧疚，仍像山西冬日的寒風，一遍遍刮過我記憶的荒原。

那是2002年，一個本該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未婚小伙萬兵，為了生計，也或許是為了某個藏在心底的夢想，獨自從溫潤的重慶，跨越千山萬水，來到了相距約1700公里的山西左云縣，在一個地圖上可能都找不到名字的小煤礦里，日復一日地深入地下，挖掘著黑色的“希望”。然而，命運的頂板卻無情地向他垮塌下來，砸斷了他的雙腿，也砸碎了他所有的未來。醫生說，他可能面臨終身癱瘓。

我受他哥哥萬民的焦急托付，帶著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顆七上八下的心，遠赴那個名為燕子山街道的礦區。我曾試圖為他點亮一盞微弱的燈，卻最終未能穿透那片厚重的黑暗，未能幫他爭取到與他傷殘程度相應的權利與保障。萬兵，那個年輕的生命，早已帶著未能實現的行走夢想和對未來的絕望，離開了這個讓他傷痕累累的世界。此刻，我寫下這些文字，既是遲到的致歉，也是無聲的致哀。愿他在沒有礦難的天堂里，能自由奔跑，能盡情行走，再無疼痛與悲傷。

而這份山西之行的記憶，還交織著另一份刻骨銘心的痛楚與愧疚——我對外公的虧欠。就在我風塵仆仆抵達山西大同市云岡區燕子山街道，還沒來得及喘口氣，為萬兵的事情奔波時，家里傳來了噩耗：外公去世了。我沒能送他最后一程，甚至沒能在他彌留之際說上一句告別的話。這份遺憾，如同跗骨之蛆，二十多年來，從未有片刻真正消散。

2002年的那個冬天，對我而言，格外寒冷。外公離我們而去時，還差一年，就滿八十歲了。他常說，想活到八十，看看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什么樣子，想看著孫輩們都安穩成家。可他終究沒能等到那一天，便帶著對塵世的眷戀和或許未曾言說的遺憾，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至今，我都清晰地記得最后一次見外公的情景，每一個細節都像是被刻在了心上。那是在我出發去山西前幾天，我提著給他買的一點常用藥，匆匆趕回了老家。外公躺在床上，臉色蠟黃，呼吸也有些急促。他拉著我的手，反復說：“娃兒，我怕是支持不了多久了……人老了，機器零件都壞了……”我強忍著心頭的酸楚，故作輕松地拍著他的手背，大聲說：“外公，您身體好得很！別胡思亂想！等我忙完這陣子，就回來陪您說話，給您買您最愛吃的冰糖葫蘆！”我那時是多么愚蠢，以為用幾句空洞的安慰就能驅散死神的陰影，以為生命真的可以被一句“別胡思亂想”所挽留。

那天黃昏，夕陽的余暉透過老舊的窗欞，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我必須啟程了，萬民和他父親還在重慶等著我匯合。我匆匆告別外公，俯身在他耳邊說：“外公，我要出一趟遠門，去山西大同，幫朋友辦點事。您好好養病，等我回來，一定回來看您！”他渾濁的眼睛看著我，似乎想說什么，最終只是虛弱地點了點頭，揮了揮手。我轉身離開，不敢回頭，生怕看到他眼中的不舍與擔憂，會讓我動搖前行的腳步。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匆匆一瞥，那幾句尋常的告別，竟成了我們祖孫之間最后的對話。此次看望，便是永訣。這份“等我回來”的承諾，成了我一生無法兌現的謊言，也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痛。如果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還會那樣匆匆離去嗎？可人生，從來沒有如果。

老家的朋友萬民，那段時間急得滿嘴燎泡。他弟弟萬兵出事的消息，像一塊巨石，砸碎了他們原本就不富裕的家。他找到我時，眼神里充滿了焦灼、無助，還有一絲孤注一擲的希望。“哥，你見多識廣，又懂點道理，你一定要幫幫我！”他幾乎是哀求著說，“我弟弟萬兵，才二十多歲，還沒結婚啊！在山西大同那邊的燕子山街道……哦，后來才搞清楚，那個煤礦離燕子山街道近，但實際上歸左云縣管……在那個煤礦出事了，頂板塌了，砸壞了腿，現在動都動不了，醫生說可能要癱瘓！我們找煤礦老板，他們就想隨便給點錢打發了事！我們人生地不熟的，實在沒辦法了，你一定要跟我們去一趟，幫我們找煤礦老板索賠！”

萬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那份沉甸甸的信任，讓我倍感壓力。我心頭其實很虛，我算什么呢？既不是律師，也不是什么有權有勢的人物，不過是一個略懂些法律常識、有些古道熱腸的普通人。我真的能幫上忙嗎？我能對抗得了那些在當地盤根錯節的勢力嗎？我能為萬兵爭取到應有的公道嗎？一連串的問號在我腦海里盤旋，讓我對即將踏上的旅程，充滿了不確定感。但看著萬民和他父親那絕望又期盼的眼神，我無法拒絕。那不僅僅是一個朋友的托付，更是一條年輕生命的未來。我只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好，我跟你們去。”

很快，我便與萬民及其父親匯合，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我們買了三張前往西安的火車票。綠皮火車發出沉重的喘息，緩緩駛離站臺，也開啟了我們此次前途未卜、心情沉重的山西之旅。

車廂里人滿為患，空氣混雜著汗味、方便面味和劣質煙草的味道。窗外，風景飛速倒退，從熟悉的巴蜀丘陵，逐漸過渡到陌生的山川地貌。萬民和他父親幾乎一路沉默，偶爾低聲交談幾句，也離不開萬兵的傷勢和對未來的憂慮。他們的臉上寫滿了疲憊和絕望，眼神空洞地望著窗外，仿佛要將那無盡的擔憂，都傾瀉在那飛逝的景物中。他們心里都清楚，萬兵的傷勢如此嚴重，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恐怕都是兇多吉少。他們不敢奢求太多，只求煤礦老板能發發“善心”，看在萬兵年輕且可能終身殘疾的份上，盡可能多賠償一點工傷待遇，讓他未來的日子能稍微好過一點，能活得稍微體面一點，余生長一點，再長一點。

而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心知肚明，在異鄉的土地上，面對財大氣粗、可能還有地方勢力庇護的煤礦老板，我們這些來自千里之外的外鄉人，想要討回公道，獲得合理的賠償，將會是何等艱難。我們的合理期望，在現實面前，顯得那么脆弱和蒼白。

火車在廣袤的國土上奔馳了許久，終于抵達了西安。我們在西安火車站附近短暫停留，胡亂吃了點東西，便又匆匆購票，轉乘前往大同市的火車。從西安到大同，又是一段漫長的旅程。哐當哐當的火車聲，像是敲在每個人心上的重錘，一下，又一下，沉悶而壓抑。

此次行程，我們從重慶啟程，一路向北，經過原達縣、安康、西安、臨汾、太原、忻州，最終才抵達大同火車站。出站后，顧不上片刻休息，我們又馬不停蹄地轉乘客運汽車，沿著崎嶇的公路，經過舉世聞名的云岡石窟，最終才抵達目的地——左云縣燕子山鎮。全程下來，將近1700公里。這1700公里，不僅僅是空間的距離，更是從溫暖濕潤到寒冷干燥，從熟悉到陌生，從希望到絕望的巨大跨越。

由于時間太過久遠，許多具體的細節已經模糊，我記不清我們抵達大同火車站的確切時間了，大約是中午吧。但我清晰地記得，一下火車，一股凜冽的寒風夾雜著細小的雪粒，就像無數根針扎在臉上、手上。放眼望去，整個世界一片白茫茫，地上積著厚厚的冰雪，反射著刺眼的陽光。我立刻感到耳朵和腳后跟傳來尖銳的疼痛，那種冷，是深入骨髓的，仿佛要把人的血液都凍結。我跺著腳，搓著手，試圖緩解那刺骨的寒意，低頭一看，才發現我的皮鞋底不知何時已經裂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難怪寒氣會如此肆無忌憚地從腳底侵入。這雙鞋，陪我走過了不少路，卻在這關鍵時刻掉了鏈子，仿佛預示著此行的艱難。

到了山西，空氣中似乎永遠彌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煤塵味，即使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也能感覺到空氣中漂浮的細小顆粒物，吸入肺中，有種粗糙的、不舒服的感覺。這與重慶濕潤清新的空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我這個南方人極不適應。

途中，汽車曾短暫地經過云岡石窟。那可是享譽世界的文化遺產，石刻藝術的瑰寶。若是在平時，我定會想方設法去參觀一番。但此刻，我們一行三人，誰也沒有提出要去游覽的想法。那宏偉的石窟群，在我們眼中，不過是窗外一閃而過的模糊影子，與我們此刻沉重的心情和緊迫的任務相比，它所有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底蘊，都失去了吸引力。我們的心，早已飛到了那個叫燕子山的小鎮，飛到了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萬兵身上。

忍受著腳底傳來的陣陣寒意和刺痛，經過一路顛簸，我們終于抵達了此行的目的地——燕子山街道。在正式進入場鎮之前，我們在109國道（也就是后來的京拉線）路邊，看到了一家掛著“川菜館”招牌的小飯館。對于連續吃了幾天火車上的盒飯和泡面的我們來說，看到“川菜”兩個字，簡直像是看到了救星。我們決定在這里吃午飯，也借此暖暖身子。

這是我們進入山西境內吃的第一頓正經飯。然而，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所謂的“川菜館”，大概只是老板為了招攬像我們這樣的南方食客而掛的招牌。端上來的菜，味道與我們熟悉的川味相去甚遠。盤子里的白菜看起來蔫蔫的，像是稀缺物資。更讓我難以接受的是，幾乎每道菜里都加了醋，那種濃重的酸味，混合著其他不知名的調料，形成了一種怪異的味道，讓我這個吃慣了麻辣鮮香的重慶人，實在難以下咽。肚子餓得咕咕叫，可面對眼前的飯菜，卻毫無胃口。沒辦法，為了填飽肚子，有力氣去面對接下來的硬仗，我只好厚著臉皮，向飯館老板要了一小碟豆瓣醬。就著那熟悉的咸香辣味，我才勉強將一碗米飯送進了早已空空如也的消化道。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了什么叫“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

作為徹頭徹尾的異鄉人，在那個沒有網絡、沒有自媒體，信息傳播極其閉塞的年代，我們想要借助輿論的力量來給煤礦老板施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雙腿和并不怎么靈光的嘴，以及心中那一點點渺茫的希望。那次遠赴山西大同的索賠之旅，我從一開始，心頭就沒有底，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不知道前方等待我們的，是坦途，還是更深的深淵。

燕子山街道的場鎮并不大，甚至可以說有些簡陋。幾條主要的街道，兩旁是低矮的磚房和土坯房，房屋的墻壁上，大多被經年累月的煤塵熏得發黑。看得出來，這里的繁榮（如果那也能稱之為繁榮的話），完全依賴于附近的礦區。是那些從地下挖掘出來的黑色煤炭，支撐起了這個小鎮的運轉，也吸引了像萬兵一樣，從全國各地前來討生活的人們。街道上行人不多，大多是穿著沾滿煤灰的工作服的礦工，或者是當地操著濃重晉北口音的居民。空氣中，依舊彌漫著那股揮之不去的煤塵味，冰冷而嗆人。

我們在場鎮中心，找了一家看起來最便宜、也最不起眼的小旅館。老板娘是個身材微胖的本地婦女，操著一口我們聽不太懂的方言，報價倒是很實在。房間極其簡陋，大約只有七八平米，除了兩張搖搖晃晃、鋪著薄薄被褥的破舊小床，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家具。房屋正中間，放著一個老舊的煤爐，一根長長的鐵皮煙囪從煤爐延伸出來，穿過房頂，通向室外。這是房間里唯一的取暖設備。老板娘反復叮囑我們，晚上睡覺一定要把煤爐蓋好，煙囪要確保通暢，千萬不能讓煤氣泄漏。她還說，晚上山里氣溫極低，如果煤爐熄滅了，那是非常可怕的，會凍死人的。后來的事實證明，她的提醒并非危言聳聽。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煤爐的火竟然自己熄滅了。睡到半夜，我被凍醒，感覺整個房間就像一個冰窖，呼出的氣都能看到白霧。我哆哆嗦嗦地爬起來，摸索著找到火柴和引火的柴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重新把煤爐生著。直到感受到那漸漸散發出來的微弱熱量，我才敢重新躺下，裹緊了那薄得可憐的被子，在半夢半醒中睡去。

房間安頓下來后，我們顧不上休息，立刻動身，步行前往萬兵所在的醫院。根據萬民之前得到的消息，醫院在燕子山鎮場鎮外面，大約有一公里的路程。我們三個人，懷著焦急而沉重的心情，快步走在冰冷的街道上。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腳下的路面因為結冰而濕滑難行。

萬兵所在的醫院，規模不大，看起來有些陳舊。但與外面的冰天雪地相比，醫院內部卻顯得“溫暖”。這里所有的門，無論是病房門、辦公室門，還是走廊盡頭的安全門，都在門楣上方懸掛著厚厚的布簾子，像一道屏障，努力阻擋著室外刺骨的寒風進入室內。無論是長長的走道，還是各個病房，都安裝有供暖設備（后來才知道是暖氣片）。只要一進入室內，就能立刻感受到一股撲面而來的暖意，與室外的嚴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物理上的溫暖，卻絲毫未能驅散我們心中的寒意和憂慮。

我們在護士站打聽了萬兵的病房號，然后快步走了過去。推開那扇掛著厚重布簾的病房門，一股混雜著藥水味和消毒水味的氣息撲面而來。病房里光線有些昏暗，幾張病床并排擺放著，其他床位上似乎也躺著受傷的礦工。

躺在靠窗那張病床上的，正是萬兵。他比我想象中還要年輕，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紙，嘴唇干裂。雙腿被厚厚的紗布包裹著，高高地吊起，連接著復雜的牽引裝置。當他看到我們推門進來時，原本黯淡的眼睛里，閃過一絲光亮，嘴角也努力向上牽了牽，露出了一個極其勉強的微笑。然而，當萬民和他父親快步走到床邊，喊出他的名字時，他的眼圈瞬間就紅了，那絲短暫的微笑也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難以掩飾的悲傷和絕望。

我們簡單地寒暄了幾句，問了問他的感覺。萬兵的聲音很微弱，每說一句話，都顯得很吃力。他告訴我們，腿很痛，而且完全沒有知覺。他的心情明顯非常低沉，眼神空洞地望著天花板，或者茫然地看著自己毫無反應的雙腿。也許，他從醫生的眼神中，從周圍人的竊竊私語中，早已意識到了自己可能面臨的殘酷命運——他的雙腿，可能再也無法支撐他站立起來，走路，這個曾經最平常、最不需要思考的動作，對他而言，已經成為了遙遠的過去，一個再也無法實現的幻想。

我強壓下心頭的酸楚，走到萬兵的主治醫生辦公室，向他詳細了解萬兵的傷勢和治療情況。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臉上帶著職業性的疲憊。他拿出萬兵的病歷和X光片，指著片子上模糊的影像，向我解釋：“……腰椎也有損傷，壓迫到了神經……雙腿多處粉碎性骨折……情況很不樂觀……目前生命體征暫時平穩，但下肢知覺恢復的可能性非常小……癱瘓的風險很高……”醫生的話語，像一把把冰冷的錘子，敲在我的心上，讓我剛剛燃起的一絲希望，又迅速被悲觀的情緒所淹沒。從醫生辦公室出來，我深吸了一口氣，努力調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才回到病房。我走到萬民和他父親身邊，低聲將醫生的話轉述給他們聽。聽完之后，萬民的父親，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村漢子，再也忍不住，背過身去，用粗糙的大手抹著眼淚，發出了壓抑的嗚咽聲。萬民也紅了眼眶，嘴唇哆嗦著，說不出話來。我拍了拍萬民的肩膀，用盡可能平靜的語氣勸導他們：“事情已經這樣了，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接受這個悲慘的結果，然后想辦法爭取最好的賠償，為萬兵以后的生活做打算。我們要樂觀一點，至少人還在，活著就有希望。”話雖如此，連我自己都覺得，這句“活著就有希望”，說得是那么蒼白無力。

當晚，萬兵的父親便留在醫院，陪伴照顧兒子，我與萬民回到場鎮的小旅館。

回到旅館，萬民聯系了他在大同的堂妹，希望能找人與煤礦交涉，給煤礦老板形成一點壓力，以便促使萬兵的工傷保險待遇得到兌現。

晚上，我們在場鎮中的一家四川人經營的飯館吃飯，結識了飯店老板娘的丈夫，他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已經記不得他的姓名，在燕子山街道工商所工作。我們向他談了萬兵的情況，也懇求他能否幫助我們。這個四川大哥說，待他問問了回話。

第二天，我們決定去煤礦找四川籍包工頭，協商如何賠償萬兵的工傷保險。

一早，我與萬民從燕子山鎮場鎮步行北上，下到溝底，經過村莊，好像還過了一個小溪，再爬山。記不得走了多久，我們進入山中，一個峽谷，看到了煤礦。

我當時帶著海鷗牌膠片單反，先到煤井出入口拍攝了幾張圖，好像還拍攝了礦區全景。然后去找煤礦包工頭，他是一個30多歲的男人，穿著樸素，用重慶話來說，就是一個礦工的領班。

跟他說那一通，但他也說不出什么結果，因為他根本做不了主，真正的煤礦老板躲在幕后，始終不肯出來面對我們。

一會，一輛皮卡車來到煤礦，車上裝著蔬菜等物資，下來一個年輕的先生，他告訴我們，是萬民堂妹的朋友。

這位先生較為嚴厲地告訴煤礦的礦工領班，必須依法盡快解決萬兵的賠償金，讓其轉回老家繼續治療，這個礦工領班態度還好，立即答應轉告煤礦老板。

然后，我們下山返回燕子山礦區的那個漆黑狹小、灰塵滿地的小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