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張聞天補辦追悼會，陳云卻婉拒致悼詞，另推舉一人

1979年8月25日，劉英已經穿戴整齊，她輕輕擦拭著張聞天的遺像，手指在相框上停留了很久。這張照片還是1950年代在外交部工作時拍的，那時的張聞天戴著眼鏡，目光睿智而溫和。

"今天終于等到這一天了。"劉英喃喃自語。她想起三天前接到通知時的情景——陳云同志特意派人來告知，追悼會將由鄧小平致悼詞。"這樣規格更高。"來人轉達道。劉英明白這個安排的深意，這是黨中央要給張聞天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

上午八點，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已經布置妥當。黑底白字的挽聯格外醒目，正中央懸掛著張聞天的遺像。陸續到來的老同志們相互握手，低聲交談著。很多人已經十多年沒見過面了。

1935年初春的扎西，在一間簡陋的民房里，張聞天就著搖曳的馬燈光亮，正在奮筆疾書。作為剛當選的黨中央總負責人，他要把遵義會議的精神系統地整理成決議。

"必須把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思想寫進去。"他對身邊的參謀說。盡管身居高位，張聞天始終保持著學者的謙遜。后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他總說："我不過是個配角。"

早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張聞天就以深厚的理論功底聞名，與王稼祥等人被同學們稱為"四大教授"。但當認識到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存在嚴重錯誤時，他毫不猶豫地在遵義會議上站出來批評。多年后，耿飚同志感慨地說："如果不是張聞天同志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遵義會議可能就開不起來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延安，黨內產生了激烈爭論。在一片喊打喊殺聲中，張聞天保持了難得的冷靜。他在政治局會議上系統地分析了形勢，主張和平解決。會后，他給在前線的周恩來發去電報："要團結左派，爭取中間派，反對右派，把內戰變成抗戰。"這一明智決策，最終避免了一場可能爆發的全面內戰。

然而，特殊年代，張聞天受到了沖擊。1970年代，七十多歲的張聞天在肇慶軍分區大院的一間平房里伏案寫作。嚴重的白內障使他的視力只剩下0.2，他不得不把臉幾乎貼在稿紙上。

"聞天，休息會兒吧。"劉英心疼地勸道。

"還有一點就寫完了。"張聞天抬起頭，揉了揉發脹的眼睛。

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他完成了近十萬字的"肇慶文稿"。這些文章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成為后來改革開放的重要理論參考。

張聞天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革命和祖國的建設事業，然而，即便身居高位，他也沒想過為自己謀求私利。生活中的張聞天極其簡樸。當地政府看他坐的木椅子太硬，特意送來一對舊沙發，他卻幽默地拒絕："坐木椅子能練硬骨頭呢！"他的兒子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患了肝炎，寫信想回北京治病，他回信要求兒子"和當地群眾一樣，在新疆治療"。

1975年，家里安裝了電爐取暖。安裝完畢后，張聞天特意給肇慶市委寫了封信，堅持要自己承擔安裝費和今后的電費。這種公私分明的作風，跟他1922年在美國辦報時如出一轍——那時他月薪僅40美元，還經常被拖欠工資，卻從未動用過公款一分一厘。

"為了國家忘記小家，為了公事忘記私事。"1949年，郭沫若在給張聞天堂叔的回信中這樣寫道。這確實是對張聞天一生的真實寫照。

1932年的一天，張聞天在上海地下黨機關看到《新聞報》上的一則啟事："蔭皋，媽媽病重，盼兒速歸。"他的眼眶頓時濕潤了。但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他根本無法回家探望。直到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后，家里人才知道他在陜北，而這時母親早已病故。

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終點。1976年4月，病危的張聞天把劉英叫到床邊，用微弱的聲音說："我們的存款，全部作為黨費上交吧。"他在字據上顫巍巍地簽下自己的名字。當女兒們從外地趕來看望時，他對她們說："革命者的后代，就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樣生活。"這正應了他年輕時立下的志向——愿意在社會主義事業中"做一個小兵"。

追悼會上，鄧小平沉穩有力的聲音在大廳里回蕩："張聞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劉英望著丈夫的遺像，想起多年前王震對她說過的話："聞天同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寫的東西很有價值，你一定要保管好。"

張聞天的骨灰最終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盒里沒有放置任何貴重物品，只有他晚年使用的那副老花鏡和一支鋼筆。

追悼會結束后，劉英最后一個離開會場。她回頭望了望丈夫的遺像，輕聲說："聞天，你可以安息了。"

每年清明時節，總有人來到八寶山，在張聞天的墓前獻上一束鮮花。

張聞天的一生，就像他在一篇文章中寫的那樣："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應該像竹筍一樣，即便被壓在巨石之下，也要頑強地向上生長。"這句話，正是他坎坷而光輝的一生的真實寫照。